张千帆:沉默比“道德绑架”更危险|微思客

张千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0707

前些日子,围绕知识分子的沉默是不是一种“权利”,萧瀚老师写了篇质疑我的文章(《律己的道德以及社会分工》)。辩论到了这个阶段,就开始有点好看了,因为我们进入了“角色互换”的境界。

萧瀚是一位极勇敢的写手,他写的一些东西连我都替他担心,而他也为自己的敢言付出了代价。然而,恰恰是他反对所谓的“道德绑架”。和他相比,我则保守许多。在某种意义上,我恰是那个坚持“职业主义”的人。

我认为中国敢言者太少,而敬业者也不多。敢言固然可贵,但是并不能代替敬业,而我之所以偶而也貌似勇敢地说了几句话,完全是职业性质使然——我的专业是宪法,以宪法评论政事,肯定会批评国家政治中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至于要求别人如何,我是十分不屑的。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一个忠实的儒家,凡事先做好自己,然后也就没有时间、精力和兴趣去管他人了。

因此,我对这个问题的个人态度是和萧瀚完全一致的。但是如果有人关心知识分子的道德担当并提出要求,我会回到自己的专业出发点,坚持他是有这个权利的;无论在法律还是道义上,道德批评并无任何不当之处。这是我和萧瀚的分歧所在。

先让我澄清什么不是问题,以免又跑题了。第一,所有人都有宪法和法律上的言论自由,我相信萧瀚也不会不承认。在宪法与合宪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任何人都有批评的权利——可以批评政府,也可以批评私人。第二,任何人都有说话的自由,当然也有保持沉默的自由。在宪法和法律上,国家或任何人都不得强迫人说话,正如他们不能强迫人保持沉默一样。第三,我们也都同意,批评应当限于公正评论范围,没有人会认同不公正、不合理的批评。某些不公正的批评是如此出格,以至陷入法律禁止的范围,构成诽谤、侮辱或揭露隐私;但如果不构成违法,那么即便不公正的批评也是要允许的,尽管我们可以批评这种不公正的批评。

事情本来可以到此为止,但是萧瀚他们非要为“沉默权”辩护。先前已经澄清,他们主张的这种权利不限于宪法与法律上的权利,而是一种道义上的权利。如果有人批评钱钟书没有公开谴责“文革”,那么虽然这个人有批评的宪法权利,但是他干扰了钱钟书保持沉默的自由,因而在道德上是错误的。

我们的分歧是在这儿。我认为,虽然有些批评放在历史情境下是不公正的,但是我们在批评和反批评之前无法确定批评是否公正,因而不能从一开始就把某类批评先验地排除在道德正当范围之外;任何人也不能在辩论之前就以“沉默权”为由,在道义上先封住别人的口。萧瀚则认为“道德绑架”是万万不可以有,尤其是指名道姓的批评。只要有人质问:钱钟书,你为什么对“文革”不说话?那就是“文革”大批判再现,极权主义回潮。

知识分子似乎尤其重视“沉默权”,大概部分是因为徐贲老师点明了知识分子有说话的责任。我倒不认为,知识分子一定比一般公民有更多的说话责任。当然,知识分子吃的就是言论饭,说话方面比普通百姓责任更多也是理所当然。即便如此,我也认为没必要刻意突出知识分子的说话责任。这么做的潜意识很可能是认定知识分子有说话的特权——既然如此,也就有不说话的特权,为知识分子量身打造的“沉默权”也就顺势而生了。

我宁愿认为,和普通公民相比,知识分子既没有更多说话的责任,也没有更多沉默的权利。社会批评的矛头之所以更多地指向知识分子,无非是因为他们当中有的是更引人注目的大V、知名作家、意见领袖。但在道义上,“沉默权”是不存在的;不论是谁,任何人都不能先天屏蔽别人对自己的批评。

首先,在道义上主张“沉默权”是十分徒劳的事情。如果某人的批评违法,那么你可以诉诸法律手段让他闭嘴。但是如果批评并不违法,你怎么才能让他不说话?这边高高在上地主张沉默的“权利”,那边则不为所动,只会更高调地指责知识分子作为整体的人格沉沦。这种争吵本身已是跑题、失焦。你只能试图说服他,强求乃至只是期待任何人说话都是一种道德错误,每个人只能管好自己。这个主张也许是可以被论证的,但是抽象地主张知识分子的“沉默权”很难说服不分享这一立场的任何人。要说服他们,你很可能只有通过钱钟书、杨绛这些具体的人或事,来论证强求他人是错误的。

其次,排除指名道姓的批评不仅做不到,而且也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自由的辩论终究会还人清白。在这次钱杨事件中,贺卫方教授(又点名了)等“钱粉”挖掘出不少能够表达钱杨价值观的言论——很好,但是这恰恰证明,事实真相和公正评价是需要自由辩论来还原的。如果大家都“尊重”钱杨的“沉默权”,那么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继续会对钱杨的道德操守存在偏见。

有人认为,这种点名道姓的批评是很可怕的“文革”余韵,好像又是红卫兵小将在贴“大字报”。难道我们真的认为,“文革”是如此温文尔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吗?难道“文革”真的只是“大字报”、“大辩论”吗?当然不是,“文革”的本质是用国家暴力或国家纵容下的私人暴力,以极其野蛮的方式压制思想和言论。如果今天真的有哪一位红卫兵“愤青”在大街上拿着高音喇叭,高喊“打倒杨绛!”,几乎所有人都会认为这种言论很离谱,但是我要说,只要他没有影响任何人的休息(譬如在半夜三更高喊)或其它利益,那么就和美国人可以在麦迪逊广场上高喊“打倒奥巴马!”一样,他应该被给予这种自由,因为只要没有暴力的协助,这种自由是无害的。我们也许可以和他理论,他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我们不能说:“杨绛有沉默的权利,你不能去打扰她的安宁。”即便杨绛在世的时候,我也不会改变这个立场——怕什么呢?难道她老人家的神经就这么脆弱?她拥有那么多的粉丝,就不能有效保护她、给她安全感吗?

萧瀚或许会马上谴责这种“道德绑架”、“语言暴力”,论证“语言暴力”甚至比肢体暴力更恐怖。某些批评可能是粗暴的,但是粗暴批评的存在并不能整体否定批评本身。况且即便是粗暴的批评,也远不如剥夺言论自由可怕,因为言论产生的压力再大,只要保证不得使用暴力——无论是国家暴力还是国家纵容的私人暴力,被批评者都仍然保留选择的自由。

有人认为道德批评就是逼人“做圣人”,这有点搞笑。对“文革”等重大历史事件公开表个态就能做圣人,这个“圣人”也太好做了。只是可惜,即使这样的“圣人”在当下中国又何其之少。其实,许多人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显然不是做什么“圣人”、“斗士”,而只是服从良知、拒绝说谎、表达人性底线关怀的勇气。知识分子可能对这种底线要求或期待感到不适,但是这种不适未必是社会期待的问题,而有可能是知识分子本身的问题。

萧瀚似乎对中国的现状相当悲观。在他那里,可怜巴巴的知识分子只剩下避难和沉默的自由,现在连这点自由都要被不知宽容体恤的极左或极右剥夺殆尽:“奴役者以暴力剥夺了人们无害他人自我选择的大部分自由,被奴役者则以道德的名义剥夺人们剩下那点可怜的自由。”这也许是“文革”及其之前17年的真实写照,但我不认为这是当下中国现状。我也不认同某些“公知”夸大当前言论不自由的程度,并以此为“沉默权”寻找客观理由。现状当然不尽如人意,甚至可能有所倒退,但是中国客观上已不可能倒退到从前的状态。应当承认,和“文革”那个年代相比,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普通中国人已经在事实上拥有不少自由,包括网络空间的言论自由。如果我们不愿意面对这个事实,以便推卸自己的责任,那么这种可怜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请不要将其推诿给这个时代。我个人对生活在这个时代(而不是“文革”时代或更早)是十分感恩的,并将充分行使这个时代赐予我们的也许不多的自由。

如果我们选择了可怜的生活方式,那么这种可怜将永远继续下去,成为我们摆脱不掉的宿命。在我看来,“沉默的自由”就是一种相当可怜的自由。如果我们确实被剥夺得什么都不剩,只剩下沉默的自由,那么我们也注定不会享有这种自由。然而,萧瀚却对它寄予厚望,认为“尊重这样的自由,才会有一个哥特建筑、巴洛克建筑、洛可可建筑……多样纷呈的世界。”我不懂建筑,但是我认为这样的期望完全是虚幻的,因为沉默是一个虚幻的避难所。

一个沉默的世界不会有什么“哥特建筑”等种种美好的东西,甚至不会留下灰色的建筑,有的是强征、血拆、警察暴力……对了,还有雷洋。雷洋是一个完好的沉默典范,他生前曾公开表明对政治不感兴趣。他无疑是有这个自由的,但是看看最后发生了什么?假如我在他生前有机会指名道姓地要求他放弃沉默,这种做法有什么过分吗?对他个人来说,难道指名道姓的批评不比宽宥他的沉默更负责任吗?

和多数“公知”相比,我在日常生活中是很沉默的,但我清醒地知道,沉默只是知识分子情有独钟的特权。和萧瀚相反,我认为一个沉默的世界是最可怕的。表面上,“沉默的自由”保护每个人的内心安宁,让个人能在没有尘世纷扰的环境下自由自在地做出自己的选择。实际上,在一个没有对话、没有辩论、没有相互同情和关怀、甚至看上去没有嫉妒与仇恨的社会,每个人都是敝帚自珍、各扫门前雪的孤子,这样的社会是没有任何抵抗强权的能力的。卢旺达、波斯尼亚、波尔伯特……几乎所有的恐怖都是在沉默中悄悄进行的。即便在甚嚣尘上的“文革”,最恶毒的“阳谋”、最残酷的暴力也是在带着仇恨的沉默中发生的。一个沉默的国家如果不是已经深陷极权之中,便是正在走向极权路上。极权体制的日常特征正是秩序井然的沉默,只是偶尔会被步调高度一致的口号所打破。

我喜欢安静,但我更在乎安全,而在我看来,一个纷繁喧嚣的世界要比沉默安全得多。这就好比托克维尔描述的早期美利坚,当你看到集市上各种喧闹、争吵、恶俗、讨价还价、嬉笑怒骂,你应该感到安全,因为这是一个人性得到发挥的正常社会。在这里,偶尔会有技巧拙劣的偷盗,至多只有黑帮的火并。但是当你看到一切喧嚣都沉寂下来,粗俗的市井小民都被教化得循规蹈矩,你最好和警察搞好关系——如果你能识别谁是警察的话。当然,一个完美的世界是鱼与熊掌兼得,人民既能适当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又能识趣地尊重知识分子的沉默权,但世界注定是不完美的;如果鱼与熊掌不能兼得,那么在种种“道德绑架”带来的喧嚣面前,我宁可放弃沉默的权利。

当然,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损失。如果有人责问我:“你为什么不能像萧瀚那样,更勇敢地说话”,我不会高傲地回应“沉默是我的权利”,而是会说“容我回去想一想,你说的是否有道理”——这不是一种敷衍,他也许真的有理。如果考虑之后,认定自己出于种种原因只能做到目前这一步,那么我会不为所动,而不会感觉自己遭遇了任何意义的“绑架”。如果几次三番被问及同样的问题,感觉有点烦,也可以回敬一句:“也许我可以做得更好,但是你呢?”我不认为知识分子有什么特殊之处,让他们承担比普通人更多的说话责任,或享有更多的沉默特权。他们需要面对社会公众的批评,也可以放下身段和他们对话、争吵、论理。这样的世界不会太平,但是会比一个看似太平的世界更安全。

部分因为体制内改革力量的消失,体制外的温和改良派与激进“革命”派之间时常发生撕裂。在体制现状一时无法改变的情况下,体制外的对话与争论还是有胜于无。这种争论可能是令人不快的,对话是失焦的,我们可能还需要学习如何对话,但是说话永远比沉默更好。也许我太天真,但是作为言论自由的“原教旨主义者”,我坚信言论的力量,我们因为自由的言论而变得知情、开明、务实、安全。只要不违法,即便错误的言论也总是比沉默的价值更高。

编辑/杨林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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