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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的“反腐”斗争,是否真的破坏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根基?

编者按:“反腐”斗争自十八大以来,一直处于舆论、市场和政局核心:从军委、各级政府部门到金融、电力、石油、传媒等各行各业均有所涉及,无论力度还是广度,在历届政府中均无出其右;但同时,中国经济增速却在这几年不断趋缓,整体环境的不景气已成定局。而其是否和政府过于严格的“反腐”斗争相关,也引发公众讨论。这一讨论,以及过去关于“腐败促进经济发展”的观点,本质基于同一逻辑;而其到底是一种谬论,还是真知灼见,本文将由此展开。

杨松林|多伦多大学东亚系研究助理

自新一届政府开展一系列反腐斗争以来,无论是“抓老虎”还是“拍苍蝇”,成效都十分显著;可与之相对的,却是中国整体经济扩张放缓,无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投资,均跌入新低。考虑到在过去学术研究和公共讨论中,不同群体对于腐败和经济增长这二者的关联表述各执一词,而随着中国反腐的持续深入和经济的持续下跌,基于实际情况,“腐败和经济增长间,到底呈现出何种相关性”这一疑问很容易会导向一种“腐败促进经济增长,反腐破坏经济稳定性”的观点。但真相是否如此?

1  反腐行动破坏中国经济发展根基?

对于腐败对经济增长促进的可能性,中国起到了一个极佳的例证。据《华尔街日报》日前的调查显示,在1992到2008年的全球经济增长与腐败数量相关性统计中,中国处于“高增长、高腐败”的“双高”模式,且这种趋势仍在持续。而让这种解读更为可信的例证,来自于今年年初法国巴黎投资银行(BNP Paribas Investment Partners)内部的一份调查报告。这份由其大中华地区高级经济学家罗念慈(Chi Lo)撰写的分析,明确指出“中国执政党的腐败行动,已经在过去两年内直接导致了中国经济平均每年1到1.5个百分点的下降,而且这种对经济的破坏还在持续”。这一反面解读,似乎更加强化了“腐败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观点,当然,这显然是不符合传统经济学家长久坚持的对于政府腐败问题的“负相关”论断。

《华尔街日报》数据显示,中国处于“高增长、高腐败”的“双高”模式
实事求是而言,从上述表格看,绝大多数国家依然符合传统理论“腐败与经济发展负相关”的基本结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严重的腐败确实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作用。相比之下,中国更像是一种“特例”,是在原有理论框架下亟需补充的额外内容。
但在得出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结论前,我们首先需要证实,中国的“反腐”行动,确实直接破坏了中国的整体经济发展。只是,从罗念慈的报告中,我们能概括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整体的经济结构转型有关;而”反腐“斗争,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转型必然的“伴生效应”。至于其对经济发展的直接效应,除了微乎其微的“送礼”经济和奢侈品消费受到抑制外,并没有得到直接的证明。也因此,罗对于两者“正相关”的论断,需要重新推敲。
事实上,最新的彭博行业研究(Bloomberg Brief)已经推翻了“反腐破坏经济增长”的假设。根据彭博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欧乐鹰(Tom Orlik)和彭博经济学家陈世渊(Fielding Chen)的调查,包括广东、江苏、海南等一些被调查高级官员较多的地区,“自2013年到2015年见呈现更富有韧性的经济增速;相反,如黑龙江、云南等省份在反腐启动以前,经济增速曾连续多年表现欠佳”。对此,欧乐鹰表示,“腐败是经济增长的阻碍,因为中国的腐败是对经济生产部门征收的赋税,极大提高了商业活动的成本,同时令资源无法得到有效利用,而是流向能够令腐败官员获得最大利益的领域”。

彭博行业研究比较了省级检察机关报告、Asia Society的ChinaFile所汇编的腐败数据以及多项地区经济指标。并对所得结果进行调整,以反映各地区的相对规模,从而评估反腐运动在各个地区的强度

 

其实很好理解。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中国式腐败”对于生产过程的剥削并不针对原始价值,而更多是对生产中“新增价值”,比如“廉价劳动力”、“双轨制下的价格差额”等要素的掠夺,因而获取的便是“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步成熟,将引发边际递减效应而减少,为了维持整体贪腐规模,腐败的指向,必将会深入到商品生产的“原始价值”中。这种深入,不仅提高了商品流转成本,更加剧了生产本身的成本,因此成为了经济增长的直接阻碍。同理,在中国经济整体市场化运转日渐成熟的今日,对于腐败的打击,自然也就直接降低这两项成本,有效提升经济发展的韧性和可持续性。

虽然“反腐破坏中国经济根基”的说法已经被证伪,但我们仍需要进行反思,为什么人们,尤其是相当数量的大陆民众,愿意相信甚至支持“在中国,腐败不会阻碍甚至会促进经济发展”的观点?除了已有的心理学分析框架,我们是否能找到其他原因?

2“中国的腐败导致经济增长”,心理暗示还是部分合理?

对于支持“中国腐败和经济增长存有正相关联系”观点的论据,大多基于90年代中期,在中国经济加速发展的同时,腐败日益严重的现象;但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即使两者能共存,并不代表期间不存在负相关性;相反,正是因为二者内在的矛盾性,才导致了90年代的经济增长是一种“虚假繁荣”,本质依靠财富和资源的分配不均实现;这种以“先富带后富,共奔富裕路”理论为支撑的发展模式,扭曲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质量低下,严重削弱了体制的完整性;而腐败,便是这种“扭曲繁荣”下的衍生品。至于民众,尤其是大陆民众,对于经济增长和腐败间暧昧关联的认可,在过去常被先入为主地解读为某种“斯德哥尔摩症状”,这其实过于捕风捉影,不仅容易煽动对立情绪,并且,民众基于自身利益出发思考公共事件本身无可厚非,官方舆论对于腐败定义为“经济发展阶段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也起到了某种推波助澜的暗示。另外,姑且不论“虚假繁荣”的判断是否准确,中国腐败与经济增长,难道真的没有一丝逻辑上的合理性?
在笔者看来,即使中国经济增长不符合官方宣传的所谓“中国奇迹”,但也不至于完全“虚假和扭曲”。邓小平理论中的“先富带后富”说,虽然负面上确实带来了严重的资源分配不均和社会不公平现象,但在整体经济发展中,无论是数据、规模,其贡献都不能被忽视。按理说,腐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阻碍着经济的发展,但中国有着自身特殊性,“中国腐败导致经济增长”的观点,并不完全是一种谬论。
根据佐治亚大学政治系教授魏德安(Andrew Wedeman)的研究,90年代“中国式腐败”之所以能和经济的高速增长共生,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借助人口和地缘优势,中国经济规模和潜力在变革后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足以使得腐败问题的负面影响微乎其微;

其次,中国的腐败在90年代主要围绕价格双轨制催生的新增价值,也就是原本估值严重偏低的资源从国家转移市场后催生的剩余价值;

第三,中国的反腐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腐败的无限制扩张。

在解释了两者可以共生的原因后,不少学者开始尝试解释腐败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某种“利好”。比如,魏昂德(Andrew Walder)在研究中发现,在很多国企中,腐败和谋求私利的机遇,通常能刺激干部支持经济改革和发展;查莫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认为,类似于此的腐败形式是“体制性和结构化”的,其主要表现在:腐败在其中已经转化为一种利益输送机制,通过这种机制,企业将部分盈利以政治献金的形式输送给相关政客和学者,从而建立起一种“稳定的政治利益同盟”;而如果这种腐败机制被破坏,政治的稳定性受到威胁,将直接阻碍着经济的持续增长。

魏德安新书关注中国反腐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

基于中国执政党的特殊地位,很难肯定这种“政治同盟”的定义是否完整描述了大陆的利益共同体;但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商人、政客、学者等社会群体间开始出现更多的互动和交易,甚至以体制形式确定互动渠道。比如,戴慕珍(Jean. C. Oi)就提出“法团化”(Corporatism)的概念,以阐释地方三级政府(县、镇、乡三级)与执政党、所辖企业形成的“官商利益共同体”如何建立起中国乡村工业发展的制度基础,并刺激随后的乡村经济变革。

当然,这种“同盟型”腐败,或者说“互助型”腐败,只是中国众多腐败行为的一小部分;考虑到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和党的无上地位,其实质上不需要通过腐败维持利益同盟,获取政局稳定。正如欧乐鹰在报告中明确指出的那样,中国腐败主要不是“互助”,而更多是“掠夺”,是部分官员或官员群体对于经济生产部门征收赋税的窃取行为。因而,所谓“中国腐败导致经济增长”的观点,有其合理性,但更多的是局限性。

3  “中国式腐败”的危险与机遇

“中国式腐败”是否总体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答案自然是肯定的。中国的腐败现象如此广泛,无论是“打老虎”还是“拍苍蝇”,其规模在全球都是数一数二的:中纪委数据显示,2015年一年间,“4名正副国级干部被查、68名中管干部落马、23.2万名党员干部受纪律处分”;触目惊心的数字背后,有多少的国有资产流失,自不必言。

但“中国式腐败”却又如此缺乏组织性。虽然有小范围的群体性腐败,但整体而言,中国公务系统并没有出现体制性腐败,简单来说,中国政府和其雇员更明确经济发展应为工作核心;基于更为明确的发展目标和政绩考核晋升机制下,官员相信“竭泽而渔”的危险,坚持过度贪腐将影响中国经济稳定,不可能完全做到类似部分非洲国家般集中力量掠夺国有资产;因而,中国的腐败情况,其实并没有达到病入膏肓的地步。


彭博社数据显示,自反腐斗争以来,中国主要国企的发展呈现两极分化,但并没有如印象中下滑那么明显

但这并不代表“反腐”斗争不应继续。尤其是考虑到目前中国国有资产的市场化转型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两大领域仍支撑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在土地确权流转、金融牌照发放、传统重工业升级换代、社会养老保障等领域,依然蕴含大量权力寻租空间并存在潜在的大量国有资产流失,需要更为到位的监管体系建设、完善的法律法规制约和持续的“反腐”行动,才可能实现对腐败的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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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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