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思客版块

1951至1976年,个体如何被“审判”|微思客

 

三木|微思客编辑

小时候,“坏孩子”欺负我们,我梗着脖子站出来,逞口舌顶撞。“坏孩子”耍一会儿,没了兴致,兀自离开。我两腿发软,一阵后怕。许是左邻右里,隔了些时日,我竟坐上“坏孩子”的摩托车,穿梭巷弄学校。我记得,我很开心,享受其他孩子的注目,耀武扬威。

 

下面几句话,引出了这段记忆。

“人民公社化这场运动成了农村干部及紧跟他们的积极分子比赛革命的革命……尽管吃小灶主要是干部们的特权,但是积极分子总是可以或多或少沾点光。这是在生命异常脆弱的时候,为了身体上的自救,甚至仅仅是为了舔点干部小灶上的油星,也使有些人心甘情愿地积极投身到打人的游戏中去。因此,干部对粮食的控制,也就成了塑造政治积极分子最有力的法宝。”

这几句话,出自《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

好在,我没有继续追随“坏孩子”欺负人。相对而言,我的生存空间更开放,社会、家庭为我提供了其他发展可能。读书滋味正在此,将遥远时空与自己生命历程勾连。一些看似不可理解的现象,兜兜转转,总能在个体生命里发现类似印记。也说明,过去,离当下不远。

书里,作者讲述了“柳坪村”特殊村史。以五个“刑事”案件,勾勒个体在彼时政治环境中,如何被惩戒。当下看来,这些惩戒几近荒唐。

说一案。

因为农业生产瞎指挥、粮食征购高指标等人祸,1959年起,柳坪村民遭遇严重粮食短缺。此前“大跃进”和“共产风”,已将农民自留地收回,全村口粮集中在集体食堂,严禁家庭小灶。“大锅饭”无粮可用,村民又一穷二白,频临死亡,何以自救?

过去,农民遭遇大饥荒,尚可延缓婚姻、减少性事、推迟生育、卖儿卖女、逃荒乞食、沦为盗匪以自救。此番饥荒,调整婚姻生育性事可“节流”,但“开源”仅剩“偷盗”一途。户籍制度严控人口流动;卖儿卖女早已禁绝;国家掌控的军事和组织力量达至基层,能轻易扑灭上山为匪或揭竿而起的星星之火。“村民基本上被控制在村庄内。”

走投无路了,要么死亡,要么依附村干部,要么偷盗。

退伍军人范昌选择偷盗,以求生存。依附村干要有契机,权贵阶层入场券在任何时候都是稀缺资源。当时,集体食堂制度形成了掌握全村口粮的权贵阶层。牛启明是村里实权干部,处于阶层核心。这些“权贵”哪能受饿,常开小灶。一次,范昌发现了,向驻村干部举报。潜规则被捅破,牛启明虽只受了不痛不痒的批评,仍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很快,范昌因偷盗公粮被抓,牛启明有了借口。

范昌被抓来,机敏逃脱,又被寻到捉回,往复数次。牛启明带着一帮积极分子,自觉被耍弄,愈发恼怒,以公义之名,挟私愤毒打。范昌被吊房梁,十几人用扁担、锄把、烙铁和羊角锄乱打一气。打累了,众人将范昌偷来的8斤多米煮了吃。牛启明等村干隔壁屋开会,看守的积极分子继续吊打。范昌渐渐没了声响,直至断气。覆水难收,驻村干部出主意,让村医开具假证明,遮掩死因,暂且不了了之。

这群帮凶里,李自祥表现最积极。他身份特殊,被划为“地主子女”。饥荒时期,这样的身份求生艰难。“人身完全依附于干部成了社员求得自我保存的弱者武器”,这是李自祥的选择。至少可以沾点油星,好的时候,一起享用“8斤多大米”。依附必须表忠,卖力毒打“敌人”,为的正是权贵认可。凭此,他生存下来了。

他们以为,致人死亡顺利遮掩。未曾想,政策很快转向。

“几千万人的死亡宣告了‘大跃进’破产,国家从1960年下半年不得不开始调整政策方向。而对滥权基层干部的审判成了国家用以发泄群众怒火、维系国家权力合法性的重要策略。”

两种“审判”方式:召开批斗会,动员社员以暴易暴,或以正式审判平息民愤。纠偏大潮中,牛启明以“严重违法乱纪”罪被平县法院判刑7年,李自祥以“阶级报复罪”被判刑8年。

不过,此次纠偏风潮也很快过去,又迎来一场对“纠偏”的纠偏。一封最高人民检察院发至各级检察长的内部信中说:

“在同严重违法乱纪斗争的时候,必须严格区别一般工作上的错误同严重违法乱纪之间的界限;即使在严重违法乱纪的案件中,也要区别真正的反、坏分子同那些不是坏人而办了一点坏事的干部,要保护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帮助他们纠正错误;而对真正的坏人,就不应该去保护他,不应该让坏事继续发展下去,更大地危害党和人民的事业。”

牛启明被认定属于办了一点坏事的干部,羁押一年半后,获准回村保外就医。李自祥却因地主子女身份,一直未获保释。

不断“纠偏”,表明政权在国家治理技术上的贫乏,只能通过政治运动进行社会动员,实现政治目的,极端化后再纠偏,循环往复,社会矛盾却始终无法得到真正纾解,最终导向新的政治运动。而频繁的政治运动,难有人久居特权阶层(比如牛启明)。“他们面对普通社员固然可以趾高气昂的施暴者,但他们面对更高一级的权威时仍不知道那种暴力是否会落在自己身上。”经历过这段时间的几乎所有人,都会将自己渲染为受害者。这并不吊诡。

一年河东,一年河西。受批判者的变动不能称之为“政治平等”,这种变动来自斗争形势的变动,人选标准模糊、随意。受批判者遭受的身体精神戕害,各有不同。共同点是,这些戕害,从始至终不具正当性。

戕害来自所谓“审判”。故事里暗含两种类型的“审判”,一种是牛启明、李自祥对范昌的“审判”,一种是国家权力对牛李二人的“审判”。前者倚靠公权力纵容,在政治运动中获取行动“正当性”,裹挟私愤,随意支配他人身体,决定生死;后者则以政治大局为考量,献祭个体自由,获取继续执政的“正当性”。

不论哪种情形,个体自由与身体权利,在政治运动年代朝不保夕。民众渴求受安定且可预见的良法保护,渴望获得免予恐惧的自由,不用为了生存依附他人,归入派系,站定立场。这种渴望,才导致此后整体的务实转向——三十年改革开放。

人性有缺,国家和集体更是形象模糊,千疮百孔。以国家集体之名,凌驾个体权利,必须反复检讨得失,步步为营。此时,权力该卑躬屈膝,而非趾高气昂。此时,民众该有不考虑政治效果的独立司法为后盾,挺直腰杆,与国家和集体谈判。

没有人想回到前三十年,那个充满谎言的年代,那个我们为生存轻易下跪的年代,那个时刻生活在恐惧的年代。而发生在那些年的事件,错的就是错的。终有一天,我们将直面真相,寻求和解。

#本文写作参考应星著:《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6。

插播一则寻人启事:【寻找微思客】活动,还有两位小黄鸭获奖者没有联系我们哦!请”夏天” 和 “倔强的小红军” 看到此则启事后速速与我们联系,你的小黄鸭在等你!微思客重视版权保护。本文经作者授权,首发于微思客。如需转载,请联系微思客团队。封面图片dwz.cn/3yNy23,正文图片dwz.cn/3yNgVO。

编辑/杨林毅

Advertisements

发表评论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Log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com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Twitter picture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Facebook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Google+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Connecting to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