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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杨绛,勿让“鸡汤”冲淡思想与历史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端传媒,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作者:吴薇

昨日,105岁的杨绛先生走了,中国的社媒圈子上,又是一阵刷屏。纵观各家媒体推送的悼词,如澎湃新闻、财新网,都回顾了杨绛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细节详实,梳理简洁,以其学术生平作为着力点,中规中矩。生前与杨绛先生有过交往的文人、媒体人,也都纷纷发文,怀念这位百年老人的生活细节,怀念其私德的美好与清澈。这些书写,无外乎学术、作品、为人待物几个角度。

在中国的人情社会里,死者为大。对一个人的离世,总是要表达缅怀和纪念。盖棺定论中,带着公允与公义的批判想法,会被看做相当不讨好甚至不厚道。但对杨绛这样一位著名学者,百岁老人的离去,必然引发无数的讨论和口水。对逝者的评价中,又颇显露出生者的境界和价值观,也因此有必要多说几句。

但我们应该如何评价一位知识分子的生命遗产呢?除了哀伤,怎样的悼念才体现真正的尊重和生者的尊严?

从翻译家到“心灵鸡汤大餐”

杨绛先生其实是翻译大家,英法中文俱佳,又在46岁的年纪,为了翻译《堂吉诃德》(Don Quijote de la Mancha)而学习西班牙文,并译出世间公认的最好汉译本。不过相比翻译,更令世人熟悉的是她的小说《洗澡》,散文随笔《我们仨》等等。

除此之外,杨绛先生的知名,还来源于作为大学者钱锺书夫人的身份。关于二人相濡以沫琴瑟和鸣的爱情,她对钱先生的宠溺,将家庭作为人生第一秩序的选择,用一句 “最才的女,最贤的妻”,也是准确和常用的概括。

网上提到最多的,是杨绛先生书写与丈夫钱锺书、爱女钱媛家庭生活的作品《我们仨》。这本书之所以令世人喜爱,是因为从细节处体现了做人的智慧与通透,更体现了她做妻子与母亲的练达能力。


图片来源:端传媒摄影部

而更多的人,在转发杨绛先生的散文节选。 其中一篇600字的文章,名为杨绛《一百年感言》,其中充满人生金句,此刻正在社交媒体中刷屏:“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 这样的句子,在这篇文章中比比皆是。就在笔者撰写此文之时,“中国新闻网”发文证伪:这篇文章实际上是网友拼凑的“心灵鸡汤”,是篇“伪作”。 于是有人提问,转发纪念杨绛的这群人里,有多少是读过她的作品的?也难怪在微信朋友圈里,文学记者们在嘲讽——对杨绛的纪念又要成为一顿心灵鸡汤大餐。

作者不会死去,因为他们可以在自己的文字里永恒。所以,当所有人都在缅怀作者的逝去,我们就不得不为文字的生命而担忧了。

知识分子:苦难与“无争”

在所有如潮水般涌出的纪念文字和杨绛语录摘抄中,屡次被强调和称颂的美德,是杨绛钱锺书夫妇的“活出自己,与世无争”。

回顾中国百年,与钱锺书、杨绛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们,在若干次政治运动中,多少人经历了人性的洗礼,政治的压力与生存条件的窘迫——夫妻举报,父子相残,为了苟且性命和谋得政治上的暂时平静,自我批评,反复检讨,同事战友同道彼此检举揭发。自污成为常态,害人也未必获得惩罚。例如在反右运动中,无数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而在同为右派的知识分子老派文人里,“告密”这件令人不齿的行为,成为被组织不再信任的文人过关和自保的手段。

2009年,中国“大右派”章伯钧之女、著名作家章诒和先生,曾在《南方周末》上发文记述一件告密往事,指出书画家黄苗子等人曾检举揭发诗人聂绀弩,造成这位诗坛奇才,被打为右派,遭遇牢狱之灾。此文在彼时中国文坛和“老右派”群体中极为轰动。尽管五十多年过去,可章诒和对父辈长辈告密行为的揭露,仍然极度不合时宜。她因此引上文人官司,被黄苗子后人以名誉侵权告上法庭。

回看过去的政治斗争风起云涌的年代,知识分子能够不自污、不说违心话,不为自保而站队和表忠心,保持有尊严的私人生活,就已然是在抵抗宏大政治。再仍然有些能留下来的思想和作品,也很不容易。杨绛先生守住了自己的道德底线,在上世纪60到70年代全盘底线沦丧的浩劫中,用自处的方式保存高洁。

但这种“高洁”,其实是时代的悲剧。在一个安静平和的社会里,与世无争,不议是非,这样的品质未必能得到如此赞誉,甚至有明哲保身之嫌。更甚,长寿至百岁,回避媒体,退回陋室,几乎彻底放弃公共性与公共表达,老人越活得通透练达,越显出时代对这样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的不公。奈杨绛先生多么冰雪聪明才华横溢,又能如何!又奈何!

很多人会说,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界也好思想界也罢,说真话,对公共话题表明关注,对政治与资本权力保持警惕,还是相当有风险的,还是明哲保身的好。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说也罢”,“讨论什么政治呢?”, “学者就做好学问读好书就可以”。

是这样吗?上世纪的政治浩劫中,个体的生存状况远远恶化于今日,尚且有有骨气的钱锺书、杨绛先生用退回私人生活来抵御政治对头脑和思想的彻底异化。然而,彼时他们拼命守住的底线,实则是今日互联网时代小中产奉行的“精致利己主义”罢了。知识分子在苦难面前死守的“无争”,今天变成了苟且的借口。

百岁的沉重

经历了文革之后的中国,整个时代翻篇。但在这个国家里,“翻片儿”这件事,做得太快,太容易了。政治洪流中的个人选择与几代人的记忆,与这个国家的政治历史和黑白曲直一道,被压抑,被强行掩埋,与之相伴的是全社会的缄默与遗忘。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中,有对个人在政治运动中经历的记录,但描写伤痕和苦难的居多,更像是自己舔舐伤口,治愈个人的创伤,而不再追究责任。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担当,诚实面对时代,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与领导人的对错得失做出反思,追问鞭挞乃至批评的个案和书籍,都非常少。而能够承认个人在政治洪流中的错误和“平庸之恶”的文字与公开论述,就几乎没有。

几周前,我与一位相交多年的法国捷克籍的好友Filip进行了一场非常严肃的谈话。 他说,纵观东欧和法国知识分子发展史,你会发现,欧洲的知识分子是有公共性的,而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极少公共写作,更少公共担当。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抛给中国知识分子,可能不太公平。毕竟他们曾经深深卷入家国政治。然而,在受到政治的伤害之后,那些家国之间的爱恨恩仇,识相者咬牙咽下,转身跳上经济改革大船;绝望者转身而去,更多的人带着记忆和仇恨,继续苟活。

>杨绛夫妇没有换船,没有离去,也并不苟活。他们选择继续沉浸在书斋里。中央领导关怀他们,知识界景仰他们,他们也和和气气,按今天的话说,属于“零差评”。中国知识分子信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以后者论,杨绛夫妇做得近乎完美。

然而,当纪念老先生的离去成为一件新闻和微信朋友圈里的声浪,知识人与思想家的区别,甚至学者与知识分子的区别,也应当被深入讨论。读书再多,没有批判性思考,又如何?学富五车,沉浸在书斋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有没有可能和知识分子理想中的公共义务相协调?读书人不对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智慧贡献力量,并有勇气担当与推动,是否会变成另一种“平庸之恶”?杨绛先生似乎在学者和知识分子之间有过摇摆。回顾她的作品,有一本《干校六记》记录文革生活,今天偶有媒体诉诸文字,对这部作品的评价是,没有“大放悲声”。她,所做的,是平静地叙述一家人如何走过浩劫。不过在这里,她仍然在强调个人的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与几乎所有同时代在浩劫中“被打倒”的知识分子一样,她并没有大声问一句:“你们凭什么打倒我们!”

但到了晚年写作《走到人生边上》时,96岁的杨绛先生开始试图反思,或者说试图与读者一同思考和讨论困扰其一生的问题。这些问题中,有个人悲剧,更有时代命题。杨先生花了很多篇幅探讨“命”,讨论面对命运的态度与哲学。大约也在那几年,她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Phaedo) ,思考死亡。她的人生思考,已经上升到哲学境界。语言也是哲学语言,很多问题没有点破也没有说透。在《走到人生边上》里,她自问自答般写到:“等待着聪明的读者,对这篇‘自问自答’的批评,等待他们为我指出错误。 希望在我离开人世之前,还能有所补益。”

但是,知识分子的思索就止于此了吗?在小说《洗澡》的序言里,杨绛先生说:“假如说,人是有灵性、有良知的动物,那么,人生一世,无非是认识自己。”这句话,乍看起来像是对古希腊哲学的回声。然而,在柏拉图卷轶浩繁的对话录里,杨绛先生挑出了最无涉城邦政治的一篇《斐多》——讨论死亡,来平静晚年孤独的心灵。她对描述政治的《申辩》(Apology)与《克利同》(Crito)会有什么评价?我们无从知晓。而在今天的纪念里,就连《斐多》的译本,也鲜有提及。人们纷纷重复着《我们仨》里,那个在时代大潮中存系的三口之家。

个人幸福固然重要,可是处在2016年的我们,如果还用上世纪知识文人在政治高压与运动浩劫中的自保原则,评价一个学者留给生者的生命遗产,到底是逝者的不幸,还是生者的无知、懦弱与犬儒?更令人痛心的是,居然还有悼文,通篇赞扬杨绛作为钱锺书遗孀的身份,好像她的一生,是因为嫁了这样一个男人而伟大似的。

青年学者苏小和在朋友圈里写到:“杨绛先生安息。钱锺书先生和杨绛先生的问题是,虽然读书很多,但却思想得太少。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或许有两点,其一是缺乏先验真理的引导,导致思想缺乏方向,只好在书页之间孤芳自赏;其二是肉身沉重,损耗了思想的勇气。如果一个人不解决这个问题,大抵等于一个中等容量的内存,如此也可以把书传递下去。”

这样的讨论,先不谈观点是否正确,却是我期望看到的冷静评论。后人对一个逝去的思想家或学者,最好的缅怀,是对其学问的研究和其人生遗产,能冷静公允地探讨。除去鸡汤和滥情,我们如何看待杨绛夫妇和他们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处境?盖棺定论,又需不需要强调公共性和历史性?

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集体犬儒的环境下,于是才有了杨绛去世后全民鸡汤与滥情的悼念。将杨绛先生在那个扭曲时代中作为抗争的个人处世之道,披上一件鸡汤外衣,全民来唱一首温情的悼念之歌,这样的纪念很廉价。

 

作者:吴薇,端传媒编委,国际合作总监,社交媒体研究者
编辑:杨松林,微思客编辑,多伦多大学东亚系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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