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是什么造就了中国式的“娱乐至死”?

作者:陶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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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社会全面娱乐化的判断和批评,在最近几年很流行。这种判断和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一书的影响。

大家知道,英国有两位作家,一个是乔治·奥威尔,一个是奥尔德斯·赫胥黎,他们分别写过两部预言性质的书,即《1984》和《美丽新世界》。前者描述的是极权主义统治的可怕景象,后者则预言了另一种可怕景象:娱乐至死。前者是我们所熟悉的、以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所谓“老大哥”)为典型的极权专制,而后者则是我们以前不熟悉的“娱乐专制”,据说可能会出现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娱乐至死》一书的作者尼尔·波兹曼对这两种情形做了这样的比较:“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在《一九八四年》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而《娱乐至死》这本书想告诉大家的是,今天正在成为现实威胁的不是奥威尔的预言,而是赫胥黎的预言。也就是说,波兹曼赞成的,是赫胥黎而不是奥威尔。

但必须指出的是,说中国处在赫胥黎描述的“美丽新世界”,说中国人由于娱乐太多而失去了自由,或者“毁于自己热爱的东西”,无异于痴人说梦,与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经验不符。当然,中国目前的情况也不属于完全没有娱乐的极权主义,奥尔尔描述的那种情况,虽然我们的“文革”时期或许属于这种情况。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和警惕的是奥威尔、赫胥黎和波兹曼都没有想到的另一种可能:极权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结合,极权专制和娱乐专制的结合,或者说“老大哥”和“美丽新世界”的结合。

由于这个原因,我一直不赞成把《娱乐至死》一书的观点照搬到中国。西方消费社会的娱乐至死、娱乐专制(如《美丽新世界》所言)与我上面说的极权专制与娱乐专制的结合,是有区别的,不妨称之为第三种专制。“娱乐至死”是依据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社会和文化而想象出来的景象,而在美国,没有出现过类似法西斯主义或斯大林主义的极权主义,因此也谈不到极权主义和“娱乐至死”的结合问题。那里以前没有现在更没有什么“老大哥”。但是在一些原先是极权主义,后来又进入了消费时代的国家,则完全可能出现、事实上也已经出现原先的极权专制和新出现的娱乐专制联手和结盟的景观:既强行禁书,又无人愿意读书;既剥夺人们的知情权、控制信息,又让大众淹没在浩如烟海的信息(各种娱乐新闻、八卦新闻)之中;一方面是有人故意隐瞒真理,继续进行新闻封锁,另一方面是大众日益对“真理”不感兴趣(原因恰恰在于有人故意隐瞒真理因而使得大家对“真理”话语普遍抱有怀疑和反感);在文化仍然受到控制的同时,充满感官刺激和无规则游戏的文化也在泛滥。也就是说,奥威尔和赫胥黎担心的事情同时发生、同时出现、同时存在,甚至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相互强化。这就是我反复说的后极权社会的特征。而且,就后极权社会的情况看,“美丽新世界”的建造者就是“老大哥”,当然是一个“与时俱进”了的“老大哥”。

这样的“美丽新世界”是一个与赫胥黎、波兹曼担心的“美丽新世界”不同的另一个“美丽新世界”,这个娱乐化世界其实只是一个衍生性的现象,其深层根源仍然在于“老大哥”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因此,我们在分析娱乐化现象的时候,切不可套用《娱乐至死》的观点,以为今天的中国人自由太多,可以读的书太多,信息太多,所以就堕落了,不珍爱自由了。情况可能恰恰相反:没有人愿意读书恰恰是因为有些真正的好书仍然不能出版;热衷于八卦娱乐新闻恰恰因为真正有价值的重大公共新闻太少,对“真理”不感兴趣恰恰源于假话空话太多,而低俗的消费文化的泛滥恰恰是因为严肃的直面现实的文学艺术根本就无法出版!

正因为这样,在分析娱乐化现象(这个现象从表面看的确存在)的时候, 不应该停留于简单的现象罗列、道德谴责、人性批判或照搬别人的时髦理论,而应该追问:这种娱乐化现象是由什么样的环境、什么力量塑造的?这里有哪些中国特色的深层次原因?我以为,娱乐化是诸多社会因素特别是制度因素造成的,它们是结果,而不是原因。不是因为我们娱乐化了,所以我们没有了政治参与的热情、责任感和反思精神,而是反过来:因为种种制度的原因使得我们不能有真正的公民参与,不能表达我们的责任感,我们的反思精神无用武之地,我们才不得已而只能娱乐、傻乐,甚至纸醉金迷,享乐纵欲。

人们不可能天生就沉迷于娱乐,不问政治,也不可能天生就热衷政治,反感娱乐。两者都不是人的所谓“本性”,而是社会文化塑造的结果。问题应该这样问:我们不娱乐可能吗?我们有参与的机会和可能吗?我们能够对这个社会施加影响么?

有人认为,今天的娱乐化意味着百姓掌握了流行文化的话语权,是民间趣味对于官方文化一统天下局面的突破。基于上面的分析,我对此论调很是怀疑。相反,我认为这是通过另一种方式剥夺了百姓的话语权。

即使在西方,流行文化也是被高度控制的现代文化工业,是文化商人、文化企业依据商业逻辑和配方制造出来兜售给观众的。这点法兰克福学派早就有深刻分析。在中国就更是如此。只是中国和美国为代表的戏份世界仍然不同。中国消费文化、娱乐文化的掌握者还不只是企业家、文化工业部门(比如好莱坞),也不只是市场,而是市场和权力的结合、文化商人和审查官的联合。中国的娱乐文化不仅要取悦于市场,而且也要听命于“老大哥”,听命于“老大哥”更重要(限娱令就是最好的证明。这样的东西在美国不可能出现)。必须同时把市场和权力这两个“婆婆”伺候好。目前中国大红大紫、畅通无阻的娱乐明星,都是这方面的典范。

我也不认为社会的娱乐化是什么“不可阻挡的潮流和趋势”,这种说法有必然论乃至宿命论的色彩(接受了这种论调,我们就只能无所作为),好像这一切不是人为操控的结果,而是人性的自然发展使然。我的观点正好相反:娱乐化恰恰是权力和市场操控的结果,其中权力的作用更大一些,更占主导地位。

这种对于中国式娱乐的建构主义的视觉,给我们留下了一丝希望:既然是权力和市场的合谋建构,既然不是“人性”的必然(这是本质主义的思路),而任何建构都是人为的,都是可以解构的。

解构的第一步就是揭穿其建构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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