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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真能同情遭患难的人吗?| 微思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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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素养常体现在他们面对受难者时所采取的报道手法与态度上,这些态度与写法也是新闻本身的价值所在。本文虽作于2年前,但于新闻载体有所变化,且灾祸频发的今日,仍有借鉴意义。    

媒体真能同情遭患难的人吗?

王世宇 文

我喜欢你执拗的构想,

我也愿扮演这个角色。

可如今演的是另一出悲剧,

但求此番别能用我。

我孤单,一切在伪善中沉沦。

人生啊,真非同小可。

——帕斯捷尔纳克《哈姆莱特》

相当多的媒体都喜欢用抒情诗的笔调报道那些遭遇惨痛的人,那些“灵魂在地狱烈火中煎熬”,“面对狂暴的命运矢石交攻”的人。

那些人,被贴上悲惨标签的人,固然以主流的观点来看是不幸的。报道者更想深入演绎那种不幸,运用一切可能的手法,甚至是无意识的,开始一种文字技巧的炫示,把它扩展成“表演”的形式——一种有别于小说、诗歌、戏剧,自称非虚构的,却又充满文学感情的奇怪糅合体。自然,这种报道是大有读者的,甚至受到狂热的推崇。

当一个新闻报道者意识到自己可以驾驭文字,有时会不假思索想要尽情发挥自己的才华。这会带来一种掌握命运的满足感,也带来了一种灾难性的后果。

文字是一种属于自我的东西,它是深及灵魂和自己对话的东西。每个写作者都想在文字中急不可耐的流淌这种情感。这是一种生命的热情,是掌握这种能力的人都拥有的强烈的渴望。但是当表达的主题是一个采访对象的不幸的时候,或者是揭露这种不幸是虚假的时候,自我的情感也就窃取了别人的情感。文字就成了语词游戏的一种。

我不惮以这样的词语来形容这种对采访对象不公正却占据主流的报道。我在这些报道中读不出我想要读出来的属于真实的东西,只看到一些无意义的词语矫揉造作的组合。这成了一种独特的风尚。当一篇此类报道忽然取得巨大的成功,煽情的效力开始在舆论场中发挥作用的时候,所有观众,和那些坐在剧场里观看《哈姆莱特》的贵族一样,就开始反复咀嚼这种公认的不幸来了。

“太可怜了。”“畜生。”“太不幸了。”“畜生。”“怎么能这样。”“畜生。”我久久地听到这样的声音,这些喧哗和骚动在我的生命里不断回响。

那个可能毫无所知的不幸的人,不知不觉成了大家都参与公众事务的讨论对象,他的一切都具备了意义。

所有人,包括那些掌握话语权的人,主流的知识精英,那些试图发表自己全新的见解,以让自己显得有别于他人而又独特的人,那些提出用采访来抵达和理解不幸的人,那些认为自己“知道全部真相”的人,还有争先觉得自己参与到一种伟大的社会讨论中的人,都想要反对或者同意一种能够彻底解决这个痛苦的机制。

在这个被认为悲惨的命运中出现了一种虚假的社会性,讨论这种社会性带来一种奇怪的满足感。泛滥的感情让那些不喜欢参加这种讨论的人都感到自己似乎应该表达态度了,无论什么态度都好。

同情的话语是多么动人的句子啊,它多么具有力量,代表多么高尚的情感啊。一切都是好的。这简直是上帝的话语。

我会经常性的接触那些“遭各种患难”的人。我的职业要求我这么做。我接触他们越多,就越发现在这些人的故事中,没有报道出来的东西,比报道出来的东西更值得关注,而且更有可能是决定事情的关键。真相的奥妙远远根植在他们的灵魂里,以及他们深厚的精神延续的历史里,外部的物质世界仅是一种表象,他们的灵魂比所有报道加起来还要深奥百倍。

不久前,我刚刚接触到了一个名叫付达信的老人。他六年前因为依靠抢劫的方式“入狱养老”,引发了公众广泛的同情。

几乎所有的报道都试图直接证明或者在上述的语词游戏中暗示这个老人的悲剧在于养老制度之困境。讨论提升到一个命运不能承受的高度。

为了体现这个困境,报道开始不厌其烦铺垫其人生的悲惨,那些语言是非常优美的,句式干脆,情感充沛,一个吃不饱穿不暖的灾难深重的老人形象出现了。他就好像是一个被抽空的只知道吃饭睡觉的老人。他的行动很滑稽,没有灵魂。人们喜欢这样子的稿子,既能看到一个在贫穷中挣扎而荒诞的命运,又能迎合宏大的养老的主题。最主要的是,他们好像认为,是他们,而不是老人自己,更能决定老人的命运。这为那些喜欢表达同情,又充满正义力量的人们提供了食粮。多么美好的故事啊。

付达信给我的印象有别于这些报道。他显得容易激动,说话有力,镇定,而且拥有独特的主见,甚至有些偏执。他给人造成了强烈的印象,和敬老院里其他物质条件更差的老人不同,他会想各种办法。我意识到他是有灵魂的。

报道者如果想要探寻他行为的内在推动的因素,就不应该仅仅是那些表面的制度讨论,而应该在这个角度去尝试摸索的。

他如果是不幸的,那不幸也在他的灵魂里。

要想写出那种不幸,就要经历那种人生。这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啊。同情一个不能真正了解的人的命运是可能的吗?

这种事不但是不可能的,还是十分危险的。幸福与舒适的思想是相对的。充斥媒体的只是一堆陈词滥调。

尤其是,当我在访谈节目里看到主持人和嘉宾那虚伪的同情或者惊讶的表情时:他们早就知道了全部剧情,但是当那被认为不幸的人出境来陈述剧情时,他们还要再表演一遍,甚至相当夸张,仿佛舍此就不足以表明自己是一个高尚的人了。

一个赤脚的人并不比那穿着一双上了漆的狭窄的皮鞋的人更不幸。(皮埃尔的思想)如果这种不幸不是基于被采访者个人的真情实感,而是外界关于灾难生活的想象,以及仅根据物质生活来评价的结果,那么同情就成了一种表演。这会逐渐转化为一种模式和工序,媒体的热烈呼唤和读者的热泪盈眶就都十分滑稽。

我想起《当代英雄》中的一个段落,把这种虚伪的时髦说透了。两个旅途中结识的人谈起一种苦闷的风尚时,他们开始说起年轻人的不幸。

“这种风气想必是法国人给兴起来的吧?”(法国人经历了大革命。)

“不,是英国人。”(反倒是英国人开始流行。)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他们本来都是些不可救药的酒鬼。”(俄国式的理解:任何苦闷都是酗酒造成的。)

我是要批评我的同行么,完全不是这样。我意识到如果我去报道这个老人,当激情裹挟着我不知不觉向前摸索的时候,我可能会采用同样的报道思路,这甚至是一定的,无非渲染苦难的文本有程度的分别罢了。我感到不寒而栗——你看,我也在玩语词游戏了——我真的不寒而栗了吗?好在这不是报道——我不是也经常性这样对待他人的命运么。

我是在报道我希望报道的,还是在报道那些真实的不幸。这是一个长久折磨我的问题。我经历的采访越多,就越察觉到文字不可测知的力量。我在它面前感到敬畏。

没有真诚的文字是没有意义的。

文字是一个牢笼,写作者被困在里面。同情他人的命运是一种徒劳。除了节制叙事,尽可能多的把文字中的情感还给那些被认为不幸的人,我不知道还能做到哪一步。我总不该用我的情感取代那些情感。但甚至这一步,我也很难迈出呢。

(删节版首发于南都深度周刊)

编辑/罗元婕

作者: 王世宇,原南都深度记者,调查写作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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