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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怎样的陪审团?——《十二怒汉》的三版比较
蔡翔

《十二怒汉》作为法律片的经典之作而得到各种翻拍并不足为怪。今年上映的中国翻拍版《十二公民》与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的俄版《十二怒汉:大审叛》或许是其中最有名的两部翻拍。也因此,将它们与原来的美版《十二怒汉》进行参照进而比对出一些值得玩味的东西,或许是我们通过电影不断学习的一种有效方法。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经典的人之灵魂三分法:激情、欲望与理性。我们或许可以从这个进路进入《十二怒汉》所编织的意义之网。司法体系最重要的品质就在于公正,因此利益以及随之而来的欲望自然是要严格地排除在外的,陪审制当然也不例外,陪审团成员的甄选要保证随机,而且要经过控辩双方及法官相互制衡的挑选,防止陪审员与案件存在利害关系。鉴于三部影片中陪审团的成员都是与被告并无直接利益关系的人,本案审理结果也与其无相关利害,按其中一个陪审员的话,“我们……决定一个跟我们素昧平生的人到底有没有罪,不论做出什么样的判决,我们都拿不到好处,也没有损失。”因此,欲望这一因素在对陪审制的分析中或可暂时排除。

那么,剩下的就是激情与理性。其中,理性是极为重要的因素,陪审制之所为人津津乐道的原因,恰恰就在于其于司法过程中集中人类理性的优良机制。亚里士多德很早就在《政治学》中论证民主制度多数人执政优于少数人执政的原因,因为众人中的每一个成员均拥有部分的德性与智慧,那么集合起来就会胜于哪怕是贤良的个人。集思广益,这仅仅是陪审制建基于其上的最基础的判断。这种理性有更具体的表现形式。美、俄、中版《十二怒汉》中都有这样的情节设定,来自不同职业、生活背景的人们各自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提供了于案情分析有所裨益的知识,例如对于凶手用刀习惯的分析、对墙体材料隔音效果的分析等等。这样一种对分立知识的集中机制有助于避免司法过程完全操于法律人之手,导致司法过程囿于长期法律教育与执业惯性所形成的封闭与执拗,特别是陪审团制度恰恰要求只有没经历专业法律教育的人才能担任陪审员。哈耶克这样概括了市场和普通法这些分散复合决策机制的特点:“所有的人加在一起所知道的事情,要大大多于哪怕是最有能力的权力机构所能知道的事情。因此,成功的做法不能以客观事实的权力机构为基础,而是必须以利用分散在社会所有成员中的知识的方法为基础,在任何特定的场合,这个权力机构既不知道谁拥有这种知识,也不知道它存在于何处。因此,要想使它得到利用,就不能自觉地把它纳入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只能利用某种机制,它把具体的决策留给拥有这种知识的人去做,并为此向他们提供有关一般环境的信息,使他们能够最好地利用只有他们自己了解的那些具体条件。”[1]

至于这样一种知识,除了它是分立于众人之心智中外,还有另一个面向即其作为地方性知识的一面。陪审员多来自罪犯或案发地社区,对于本地的传统、习惯、惯例以及生活关系具有较为熟稔的掌握。而“人类社会的秩序是在长期的发展中自发生成的,而这种秩序的产生依赖于社会规则,它是在个人之间的互动中逐渐形成的,是社会内部自己产生的,所以叫‘内部规则’,其表现的主要形式是习俗和惯例。这种规则就是法律,而且是真正的法律。”[2]通过陪审制,埃利希所说的“活法”、哈耶克所谓的“自生自发秩序”,就不断地由默默运作的状态转为显明,普通法也因之而成为普通法法律家口中所谓发现法律而非创造法律的体系。

可是不要忘了,排除了欲望,人的灵魂中除了理性,还有激情,人类受役于邪恶不仅仅是因为被错误的推论误导。电影中陪审员间那一团纷繁杂乱的争吵、嫉妒、焦虑、悲痛,有的出于根深蒂固对异己阶层或族群或地域的歧视;有的源自自身的被投入狱中或被孩子背叛的痛苦记忆;有的作为被找来做托的小摊贩只是急着结束审判为着可以打理自己的生意……这一切简直就是柏拉图论激情的活生生的印证。坏意图是各种激情的复杂混合;无意识的偏见;文化态度的社会化;臣服于同辈压力;传统宗教灌输的影响或反宗教的说教或根本不受宗教影响;凭借信念而从公众或被信任的个体那里得到的未被检验的意见、过去经验的愉悦或不快的记忆;天生的人格特质;多年形成的野心和利益;对于善良和增进自己利益关系的过度自欺;冲动与鲁莽、还有——可能是所有这些中最严重的——有缺陷的逻辑。将灵魂从恶习、流变和形象中释放出来,需要同时对付所有这些因素。人必须被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来治疗;仅仅通过大量理性的论辩永远都不能解放灵魂。[3]《十二怒汉》中的“怒”字,已经将这种非理性挑明。

这似乎构成了对陪审制实际效用的否证。事实上,法学界对于陪审制在事实认定能力、公正度、裁决一致性等方面存在着大量弊端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栋。可是,我们需注意到,从中世纪发展至今,证成陪审制的论证本身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向。陪审制诞生时的理念源自古日耳曼法的同侪审判或邻人审判,而其合理化的根基就在于上述的地方性知识命题,即陪审团是出于其对当事人或案件的熟知而赢得陪审资格。也因此,否证掉这一命题也就有力打击了陪审制的根基。而时至今日,中世纪的熟人社区早已为高度流动的陌生人社会所取代,当今的陪审员不仅不一定熟悉当事人及案情,甚至出于公正的考虑,法院往往会倾向于避免选用那些已经获悉案件信息的人作为陪审员。这样一来,保留陪审制的原因就不能再诉诸于陪审员对案件或当事人的熟知,证成陪审制的论据自然要实现一次范式转化,而这样一种转化与更大的政治理念革命有着深刻关联。这一堪称古今之变的政治范式转化,就是人民主权的光辉崛起。

“将陪审团仅仅看成是一种司法机构,乃是看待事物的相当狭隘的观点,因为它虽然对诉讼的结局产生巨大的影响,但它对社会命运本身却产生大得多的影响。陪审团因而首先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应当始终从这种观点对它作出评价。”[4]托克维尔对于这一新范式看得最为明彻,在其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他就关注到了陪审制对于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培养公益精神的重要作用。“实行陪审制度,就可以把人民本身或至少把一部分公民提到法官的地位。这实质上就是陪审制度把领导社会的权力置于人民或一部分公民之手。”“应当把陪审团看成是一所长设的免费学校,每个陪审员在这里运用自己的权利,经常同上层阶级最有教养和最有知识的人士接触,学习运用法律的技术并依靠律师的帮助、法官的指点、甚至两造的责问而使自己精通了法律。我认为,美国人的政治常识和实践常识,主要是在长期运用民事陪审制度当中获得的。”[5]如果这不够透彻,那么直截了当地用美版中的台词解说吧:“我们肩负着重责大任,我一直觉得,这就是民主社会的优点,我们…决定一个跟我们素昧平生的人到底有没有罪,不论做出什么样的判决,我们都拿不到好处,也没有损失,那就是我们的国家能这么强大的原因。”陪审制是联系法治与民主两大价值的制度桥梁,它渗透着的是一种公民共和主义精神,因为它是这样一种观念的具象化:人民通过法律自己治理自己共同体中的事务。哈贝马斯在《在规范与事实之间》其实讲清了很简单的一点:人民为什么要守法?因为这是人民自己给自己制订的法律。在这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中,这12个人相互交流、讨论、辩驳,体现着一种审慎的交往理性。那个阴暗、闷热或酷寒,并时而停电的房间,就是一个阿伦特所言的“使人们能走到一起的场所——政治空间”[6]。借用《马太福音》18:20的话改动一下,“有两三个人奉自由的名讨论,那里就有自由在他们中间。”

因此,普通法中所谓的理性人标准,也就不再是一种“邻人”的理性,而是大写的“人民”的理性。引用一下那位动不动就被人引用的霍姆斯大法官的话说,普通法并不是认为这12个人的感受即为事实裁判的标准,而是“假定他们已把自己的特殊想法抛在一边,而呈现了共同体的感觉。在很多案件中,可以把陪审团视为理想中的正常的审慎之人,他们眼里的罪责或无辜,就是假想中的检验标准,一个常量,他在给定情形下的做法,从理论上说,是永远一样的。”[7]因此,理性人概念早已发生变迁,陪审团这一机制立基于现代社会的根已经根本不在于其内中各个陪审员个人的理性与否,而是将他们作为人民主权的象征,用人民的标准来判断案情。所以,混杂在陪审团其中的各种激情都只会削弱陪审制作为司法工具的价值,却无法被用来攻击它作为自由民主政治价值的更高意象。

可是毕竟陪审团是实实在在地在司法过程中发挥着实际作用的,所以哪怕是它的司法工具价值仍然还是值得引起重视。既然陪审团是人民主权的象征,那么这就可能引发一个悖论:陪审团做出的裁决不能上诉,因为人民不可能出错。这种出错不是说事实上不会出错,而是一种类似“教皇无谬误”的政治理念。终极上诉者便是最高主权者,如果允许人民之上还有可以听讼的权威,岂非僭越?在俄版中,陪审团团长提醒陪审团成员他们做出的裁决将是终局的,不得上诉,就体现了这一点。Vox populi vox dei,人民之声即神之声。可是假如真的受到各种各样的激情影响而出错了呢?我们仍然无需诉诸精英主义,仍然有不违背人民主权原则的解决之道来解决问题。法国人就为解决这一悖论发明了轮转上诉制度这一技术,即若陪审团裁决被上诉,最高法院将指定另一重罪法院审理上诉,而该法院合议庭的陪审员人数将增加。这样一来,仍由陪审团审理案件,是因为人民有权更改自己之前做出的决定;其次,人民主权民主政治的要求是少数服从多数,上诉审的陪审团人数增加,更扩大了对人民的代表性,无疑有权对前一陪审团的裁决进行审理。[8]

而也因此,不得不说,从笔者的观点来看,中版《十二公民》结局将那位一直持有异议最后将整个陪审团裁决结果翻盘的陪审员的真实身份揭示为一位人民检察官这一点,实在是一个败笔,不得不让人怀疑有仅仅出于讨好社会主义公检法之嫌。这本身就将陪审制的司法民主精髓弃如敝帚,而转化为一次法律精英对法盲庸众的启蒙普法。这违反了普通法陪审制恰恰就是要反映一般理性的标准,而回归到中国革命政法传统中人民陪审员仅仅是编外法官的属性设定,而这则根深蒂固于罗马法中陪审员将案情向庭外法学家咨询做出裁决的形式理性。韦伯将英国法理解为非理性也不形式的,原因之一就在于那由三教九流人员组成的陪审团导致裁判标准不定(不形式)且非专业人员引入过多法外的裁量因素考虑如伦理、礼俗等(非理性)。可是如果按中版做法的话,陪审制的设置本身就是冗余无意义的,不过浪费司法资源而重复设置多一些法律人或准法律人安排就业罢了,那还不如老老实实组成三人合议庭进行专业审判即可。所以,哪怕是将8号陪审员换一个身份,如美版和俄版一样的工程师,只要没有法学背景,都要强过中版的身份设定一万倍。

这给我们提供的思路是,在人民主权已然奠基为现代法政安身立命之磐石的时代,以精英主义法律人视角固守着德性论,大谈特谈陪审制合议不一定就能实现理性的结果,进而悲观地否弃司法民主的进路,似乎是不大对头的。中版难能可贵的是,在开头便对“中国人哪用学什么西法”的国情论一笑置之。制度问题,就靠制度解决。制度锤炼德性,而不是反过头来拿德性高(按现代话语讲即法律素养高)的人来行哲人之治。很多人或许因贯穿全片的陪审员辩论中各种各样的插话、吵闹、驴唇不对马嘴而对公共商谈达成共识的前景感到悲观,然而你又为何看不到即使在这令人绝望的一团糟中人类仍然表现出了主体间性制约下尽力相互说理的实践智慧?毕竟“人是政治的动物”,这般的实践智慧是一切制度得以建立的最底线基础。在这基础上,人们不也发明了像《罗伯特议事规则》这样的制度来解决说理的问题?如果人真的是无可救药地担当不起人民主权这一伟大名词,又要如何解释根据地的农民仍能发明豆选、南塘村的乡亲们能将“南塘十三条”用得滚瓜烂熟?

可见,制度保障对于人民主权以及下位的司法民主是相当重要的。你担心一群人是一群虫,聚在一起只会被相互之间的激情影响而成为古斯塔夫的乌合之众,做出多数人暴政之类的错误决策。所以,陪审制要求陪审团以压倒性多数才能通过有罪裁决,甚至大多数陪审制国家和地区要求的是一致通过,只要有一人持合理怀疑就无法做出有罪裁决。这样严格的标准使得限制人性的恣意成为可能。在美、俄、中版《十二怒汉》中,那名力排众议挽狂澜于既倒的8号陪审员正是那条推动全片发展的四两拨千斤的线索。而合理怀疑本身及作为其基础的无罪推定,恰如8号陪审员所讲,也是“在我们的社会里有着巨大价值”的保护措施。合理怀疑,是“我真的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想任何人知道真相是什么,我们九个人现在觉得被告是无辜的,但我们是在赌一个可能性。或许我们错了,我们或许会放走一个杀人犯,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但我们有合理的怀疑,那是我们的司法制度中非常珍贵的一部分。除非十分确定,陪审团无法判决被告有罪。”它本身并不以一种本质主义的执拗要求达致“真相”,而在于“宁放过一个坏人而不冤枉一个好人”这样浅白的自我警惕。确实,没有一个人敢保证被告人真的是无辜的,但重点并不在于此啊。相反,制度设下的推定是,只要存在合理怀疑,导致我们不敢保证被告人真的是有罪的,就够了。这,就是司法制度保障的真谛。

可是俄版《十二怒汉》却并不像美版和中版止步于合理怀疑不前,而是在最后揭示出了房地产商为了挪掉钉子户而实施谋杀这一“真相”。执着于本质主义的“真相”终于使电影突破了法律片所欲彰显的合理怀疑的程序正义价值,而走到了对实质正义的追求。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突破”都是一种升华。这一步,结合更后面的情节,或许反映了俄罗斯文化基因中某种值得注意之处。在最后的情节中,陪审团团长更是建议全体成员帮助受冤的车臣孩子找出真凶,并在片尾字幕打出了“仁慈高于法律”的字句。请细心留意影片中一直出现的那只麻雀。8号陪审员在片尾对它说“想飞就飞走吧。海岸空旷,想留就留下吧。但是,你要自己决定,别人不会帮你决定。”或许它象征着要囚于温暖的牢笼还是享受酷寒的自由这一经典抉择,但在东正教里,麻雀更象征着圣灵降临。因此,俄版更多的不再是探寻众智与真理之关系,也不是呈现法律制度的现实保障,而是以灵魂救赎的视角看待民族政治问题。这内中贯穿着一种韦伯所说的“俄罗斯思想”,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伟大作家的身上体现出来的仁慈优于现实制度的精神。在韦伯看来,俄罗斯作家们的这种宗教虔信是一种拒绝世间一切定型、漠视世间秩序的人性挚爱。这是一种追求实质正义却轻易漠视程序形式的泛道德主义,“只有绝对伦理命令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能指导积极的行动。要不就为正确的目标而战,要不就是‘神圣的’自我否决,这是唯一可能的选择。一旦践行了被视为积极‘义务’的使命,从而消除了伦理之外其他一应价值,‘勿抗恶’,这一根植于托尔斯泰乃至全体俄罗斯人民灵魂至深之处的《圣经》原则,就会在潜移默化之中发挥作用。之所以会忽而义无反顾地投入行动,忽而又屈身顺从现有处境,正是因为不承认世上存在不涉及伦理的东西,或者这种不涉及伦理的东西也同样具有价值,而无论是索洛维约夫‘圣洁’观中的泛道德主义,还是纯粹伦理取向的民主制,都固有地坚持这样的不承认态度。”[9]相反,在陪审团团长提议由全体陪审团成员共同承担起在庭外找出真凶的提议时,其中一位陪审员反驳道:“朋友们,我们拯救了一个素不相识的无辜的孩子,我们已经完成了陪审团的任务了,剩下的事不归我们负责,别再谈什么私下调查了,有法律呢!”我们或许可以说这是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犬儒态度,但是或许这却正是法律的精谛,即各司其职,相信制度,将良心制度化。或许是车臣民族问题过于沉重,导演才要强调仁慈高于法律。但是这种深深的道德化论述,不正是“俄罗斯心灵”的某种呈现?反观之普通法,普通法更强调法律制度的一贯性,不一贯在普通法的话语里就是“不便”(inconvenient),柯克法官说,“任何不便之物皆非法律。而作为完善理性的法律不能忍受任何不便的东西。……法律宁肯承受不幸,而不能忍受对许多人造成的不便。”[10]不愿老老实实地容忍着“不便”而遵行形式伦理与法律制度而以个人良心超然之,难道不更造成了俄罗斯民族至今在法治道路上的蹒跚前行?

[1][英]哈耶克等著:《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秋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28页。

[2]严存生 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454页。

[3]詹姆斯·罗得之:《柏拉图的政治理论》,张新刚、刘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2月版,第15页。

[4] [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12月版,第313页。

[5] [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12月版,第316-317页。

[6][美国]汉娜·阿伦特著:《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3月版,第20页。

[7] 霍姆斯:《普通法》,冉昊、姚中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96页。

[8] 施鹏鹏:《陪审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版,第78页。

[9]Weber 1906a:254-255; Weber 1971:36-37

[10] 转引自Stoner,Common Lawand Liberal Theory,p.25。

作者:蔡翔
校对:宋韬,微思客校对编辑,法学硕士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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