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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城风雨:决断是不可避免的吗? | 微思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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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回顾三年前那场惊动全国乃至世界的山城大案,本文作者既未加入对“民粹政治”的批判大潮,亦未轻易地以“阴谋论”为其作结。相反,他提醒读者们更审慎地观察那场被前任总理暗示为“文革复辟”的山城风雨。他要求我们不要满足于了解这场风雨本身的残酷与野蛮,而要深究这场风雨的源起与养成的“逻辑”。在将风雨背后的问题归结为一个宪法与治理问题后,作者却并未试图给出一个明确而整全的答复。不过,留在全文最后(多半是反问)的追问,到底让我们感受到作者对于一场政治“决断”无可避免的预测。读者们,你们也这么看吗? 

重庆——一次被延迟的决断

蔡翔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孔尚任《桃花扇》

时隔数年,薄熙来主政重庆及其下马的这出拍案惊奇大概已暂时告一段落。这出不同于其它的传统官场戏文的剧目,用“政治斗争”或许都难以准确点明这一事件的性质,甚至只有用一个名声不好于此却有很强理论概括力的词——“路线斗争”方能指称之。它从一开始便引来了当下左派、自由派等各家各派的评头论足,以至于等到现在大伙情绪稍稍沉淀下来后才是进行反思的比较好的时机。

要分析重庆事件,不妨将眼界从时间上和空间上放宽到市场经济改革后的中国。90年代的市场经济改革事实上创造了一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经体制:政府及其官员在资源占有方面仍维持着前市场时代高度集中地垄断着大量、多种可用于变现的资源的状态,而市场化又为其成功地提供了一条将手中资源变现的便利渠道,进而大规模的权力寻租成为可能。像吴敬琏一样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大概也可以。早在1998年何清涟就提出,中国的现代化要警惕落入“意大利化”(“意大利化”一语指黑社会组织与政权深入勾结甚至形成准政府的现象,盖因意大利黑手党与意大利政权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来)的陷阱。

看不到重庆在薄熙来主政前“意大利化”的现实可能性,以及其折射出的整个中国的现状,就可能会轻视薄打黑运动的民意基础。事实上在许许多多经济并不发达但市场化触角已及的地区(包括在东南沿海),所谓的“意大利化”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许多民众出于感同身受的同理心,自然而然地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打黑。在此无视底层民众的心理需求或一以概之地斥之为民粹主义,如果不是愚蠢,至少也是不明智的。

看不到重庆在薄熙来主政前“意大利化”的现实可能性,以及其折射出的整个中国的现状,就可能会轻视薄打黑运动的民意基础……无视底层民众的心理需求或一以概之地斥之为民粹主义,如果不是愚蠢,至少也是不明智的

薄主政重庆主要干的事有唱红、打黑和地票制度等社会福利工程。唱红在此且先按下不表。我们观察到,在打黑运动中,许多打击对象都是企业家(在此无涉价值评判,无意抹黑之或洗白之)。因此,一种可能的所谓重庆模式或许是这样的:通过打黑没收企业家财富将其国有化,而这些财富在很大程度上又构成了各种福利工程的资金来源。说到底,这是一种再分配的政策类型。

这样一套方法当然给薄本人也带来了好处,因为打黑(不涉及黑打)与民生福利确实是一项得民心之举。也正因此,当局对这套模式尤其是其中的打黑渐渐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这一点童之伟说对了,打黑因为在其中起的作用而被定型为一种社会管理模式而非仅仅是治安手段。打黑的地位被提高带来的当然也就是警察权的上升,当其本身成为目的之后,其它原有的约束也或多或少需要出于服务于社会管理大局的缘故而被减弱,因此后来出现了“黑打”。

打黑因为在其中起的作用而被定型为一种社会管理模式而非仅仅是治安手段。打黑的地位被提高带来的当然也就是警察权的上升,当其本身成为目的之后,其它原有的约束也或多或少需要出于服务于社会管理大局的缘故而被减弱,因此后来出现了“黑打”

所以一味对重庆模式或者说薄的作为加以批评并不能解决问题,必须正视人民心理需求、社会不公的土壤、意大利化的现状。薄客观上起到的作用就是给我们揭示了这一事实。同时,无论其政治作为的对错,薄本人作为一个卡里斯玛型魅力领袖,其个性化的政治作为本身起到了打破当下固化的庸常政治的作用,是这个权贵资本主义政权的否定性搅局力量。而我们可以假设,这个卡里斯玛型统治如果继续下去,为了其治理的长期化,它或许将演化成一种“社会法治国”式的实质化法理型统治。打黑和福利工程这两手留下的遗产,恰恰将会是当年韦伯所担忧的那个无微不至监护着人民的“治安国”铁笼。在那其中,人民如同温驯的绵羊躺卧着。假如铁笼外面是黑帮横行水深火热的“意大利”,你又怎能强求他们挣脱尽管空间受限但还是温暖舒适的铁笼呢?

假如铁笼外面是黑帮横行水深火热的“意大利”,你又怎能强求他们挣脱尽管空间受限但还是温暖舒适的铁笼呢

市场化路线与重庆模式这个矛盾在现行宪法中已经埋下了伏笔。以陈端洪为代表的中国政治宪法学受到了许多批评,然而把它作为分析工具用在这个问题上却别有妙处。陈端洪曾经将现行1982年宪法分解为“五大根本法”:一、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二、社会主义制度;三、民主集中制;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公民基本权利。然而这五大根本法之间却充满了许许多多的矛盾,这使得宪法本身成为一部充满内在张力的法。这些矛盾总结起来可以归为两点:

一、以公有制、福利分配为特点的社会平等性质的经济道路与以私有制、自由放任为特点的市场经济的经济道路之间的矛盾。为实现第四根本法而所需实行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免会与其它几个根本法,尤其是第二根本法之间存在着矛盾。例如第六条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与1993年后的各部修正案中各项市场经济条款。正是因为宪法中存在着两条截然不同的经济道路,使得重庆模式福利工程部分的支持者与反对者都能为自己的主张找到合法性基础。

二、党国体制与自由主义法治国取向之间的矛盾。第五根本法中的公民基本权利,难以避免会跟其它几大根本法,尤其是第一、第四根本法可能发生冲突。例如在网络上针砭党政,这是在破坏第一根本法从而违宪,还是在行使宪法言论自由权利?更何况,为实现第四根本法需要公权的强力介入,这又出现了强势政府乃至警察政府与公民权利之间的矛盾。这一冲突在打黑沦为黑打的过程中集中爆发。另说一句,主张法律不受政治干涉的法治主张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主张,直面这一点逻辑方能自洽。

这些矛盾得以存在于宪法中,是因为1982年宪法是一部改革宪法,某种程度上是不断妥协的结果,借用一位朋友形容80年代的话来说,“仿佛一个想蹚水又怕湿水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摸着石头过河本身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政治智慧,不预设具体标准,不试图以唯理主义的自负一劳永逸地达致目标,从而避免了骤然大规模转型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

然而施米特说过,一部妥协达成的宪法只不过是一个被延迟的政治决断。妥协宪法的结果是,当对立双方冲突时我们会发现他们都有法理依据而无法依法理裁断,只能决断。而总决断可能一次次被延迟,但总有一天会被做出,只不过我们不知道到时它会以怎样的形式做出,由谁来做出,又会付出什么代价。但总而言之,许多人想通过诉诸依宪治国解决问题的方法难以解决问题,且不论其它,只因宪法本身有问题。

重庆事件只不过给我们重现了历史上反复上演的一个经典两难:弱权治理下产生了黑社会等意大利化问题,而且社会严重不公、贫富悬殊,这难道是一个可欲的社会吗?然而,为了避免这样的结果,我们要呼唤强权政府乃至强人,从而使我们的自由面临风险吗?就拿意大利来说,意大利史上将黑手党扫除得最彻底的恰恰是墨索里尼政权;意大利史上将黑手党扫除得最彻底的却不幸是墨索里尼政权。

意大利史上将黑手党扫除得最彻底的恰恰是墨索里尼政权;意大利史上将黑手党扫除得最彻底的却不幸是墨索里尼政权

有人可能会提出通过建设法治规避上述的两难,然而,建立程序主义取向的形式理性法又是足够的吗?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法学学士,香港中文大学法学院在读硕士生

对同一主题如另有赐稿,欢迎联系“微思客”法律版块编辑 善泽 zhizhou.wang@wisc.edu

编辑:善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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