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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思客 | 跟着诺斯,学习西方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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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经济学的形成与诺斯对西方经济史的解释——读《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有感

Sophie

道格拉斯·诺斯算是笔者的经济史入门导师,相信很多人同我一样,从诺斯开始接触并了解西方经济学,获益良多。闻大师逝世,谨以此文作为纪念。

现今学界非常流行的新制度经济学是以诺斯的制度理论为主要核心和代表的新的理论方法,它批判继承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形成了以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为基石的制度理论,并以此为框架解释西方经济史的发展过程。这是本书的主要内容及目的。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古典经济学综合了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思想的精华,继承了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思想和价值理论,强调所有经济资源与所有经济活动都对一国的财富增长做出贡献,强调人的经济行为自利性和市场经济中利益的自然和谐。斯密认为,社会分工体系所产生的市场会通过价格机制形成无形的力量,即“看不见的手” 使人们出于自利动机的行为达至公共福利的目标。古典经济学以利益和谐、行为自利、自然秩序为信条探索经济现象的深层本质, 总结出一系列经济发展的规律,包括比较优势理论、收益递减规律、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萨伊定律即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市场规律及劳动价值论等,描绘出一个社会经济体系的天然秩序图景。

诺斯认为古典模型存在着一种固定的要素,即土地和资源,当这种固定的要素与无时不在的人口扩张趋势相融合时,实物工资便呈长期不变的趋势,这是一种极为悲观的看法。

新古典经济学沿袭了古典经济学的力学思维,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基本信条如均衡思想即认为市场通过价格调整会自动达到均衡,继承了理性人的自利假设,认为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都是拥有完备信息、遵循成本一收益分析、力求达到个人收益最大化的“理性人” 。新古典经济学从这些基本假设出发,利用数学工具,通过实证主义的边际分析,演绎出一套精美的市场理论。然而新古典经济学只关注市场的运行而忽视了市场的发展,忽视了市场运行与发展所必需的制度因素,忽视了产权与经济组织对经济行为、资源配置和均衡结果的影响。尽管自然科学的发展早己突破了机械力学的范式,然而新古典理论显然并没有及时吸收自然科学领域的新发展,而是沿着均衡、和谐和理性人的利益最大化的道路前进,完善的只是它手中的数学工具。从而使得新古典理论尽管对资源的市场配置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确定了市场关系的许多方面”,但对市场自身的发展却一无所知,从而无法为经济发展开出良方, 经济理论的发展急需一种经济动态理论,急需更理想的分析工具。

新古典模型“相对价格变化——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影响”的结果是一系列的调整,直至在长期内出现新的均衡。它影响经济变化的最根本力量仍然由储蓄的收入函数决定。其运行的前提是国家不干预,交易费用为零和偏好持久,唯有在这些条件之上它才能成为有效的分析框架。新古典模型中的变化是由于相对价格变化而引起的边际的变化,这种由存量(历史上存在的知识、技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导出的约束因素只是在某个时点上逐渐变化,作为长期变化中的一种动力,是不够的。但是,新古典主义把机会成本作为分析工具并且强调相对价格的重要性,诺斯利用这一分析工具,扩大新古典的分析范围,把交易费用包括在内就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途径。正是通过它,诺斯分析了经济组织,探讨了现有的产权制度与一种经济的生产潜力之间的冲突。他认为经济组织必须要“有效率”,所有组织由于不完全的考核和正的实施费用会导致收入浪费。在国家理论的前提下,成功刺激经济增长的经济组织可以使收益内部化和成本外部化,私人收益可以被提高的与社会其他团体的“生产性活动”的代价相等。

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认为技术变化而非人口增长才是经济变迁的原动力。在其模型中,技术的变化导致生产工艺的进步,而其潜力并不能在现有的经济组织中得以实现,因而就会有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兴阶级去推翻现有的体制并创立一个该阶级能够把新技术的潜力转化为现实的新型产权形式。虽然他的分析框架中包含了新古典主义所遗漏的制度、产权、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强调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产权的重要作用,以及现有产权制度与新技术的生产潜力之间的不适应性,认为是技术的发展产生的这种不适应性,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实现新发展。但是马克思的局限性也恰恰在于不能用一种理论来说明技术变迁的速率,并且因过分强调技术而忽略了其他的变迁动力,例如人口变化。因为技术本身并不能说明一系列长期性变化,因为技术变化并没有带来实现其潜力所需要的那种最根本的组织变化。虽然以不同的利益集团划分阶级,但阶级本身也是庞大而复杂的群体,因而不能充当基本的行动单位,马克思虽然讨论了阶级内部分划分问题,但并未真正引入到经济领域。由于有共同利益人们才得以形成阶级,同样这种对于共同利益的强调有助于人们探讨一个阶级的内部冲突,因此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意义上来讲也并未解决“搭便车”问题。

诺斯的制度理论核心在于建立一个经济结构的框架并且解释这一结构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的变迁,他认为明确的产权界定可以激励个人和团体对利益的追求,沿着古典主义中“理性人”对于成本—收益的考量和权衡,做出利益最大化的努力,以推动经济发展。但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个国家制定契约以界定产权,形成一系列的法律和规则以规范和限制个人和团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国家为人们提供有关公平和正义的服务,而统治者们则制定产权规则以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然而单纯的利益最大化并不能够解释所有问题,因此诺斯引入了意识形态理论来做以补充,正是意识形态降低了交易费用,使得人们可以减少思考和判断的成本而直接行动。此外,意识形态解决了搭便车的行为,解释了一系列的利他行为和团体行动,正是这一非理性因素的引入,突破了新古典主义的局限。

由此,我们可以试着运用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给西方的经济史发展一个比较概括的解释。

从人口扩张开始,技术的改进导致了自然资源的加速摧毁,即马尔萨斯的理论危机,为了争夺资源,部落会建立对领地的排他性产权,因而提高了收益率,从狩猎采集业转变到了定居农业,第一次经济革命由此产生。排他性共有产权的建立扩大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出现了国家这样一个特殊的组织形式去界定、裁决和行使产权。既设计了一套产权来使统治者收益最大化,又在其内部建立了一套法律和执行机构,以提高经济效益并增加税收。因此,在与劳动相关联的产出的分配中出现了冲突,一种意识形态就会出现并且与一个政治—经济单位相联系,使得人们相信现有的产权结构和相应的收入分配是合理合法的。例如这一时期统治者被神化和普遍的宗教运动都是人们所接受的合法化形式。而保持意识形态一致性的费用与信息成本成反比,与相对价格的稳定成正比。历史上政治—经济单位的兴起与价值观保持一致相关联,其衰弱也与共同价值体系的崩溃有关。例如吉本就认为罗马帝国的衰亡与其民族信仰的缺失有关。

在8000年中,人类对经常出现的人口压力所做的努力是降低人口出生率、开拓殖民地、创造更有效率的制度和技术,因为国家之间的冲突和其内部的构造中固有的不稳定性。而一个地区的地理环境和资源状况同军事技术水平决定国家的规模和特征以及经济组织的形式。从封建主义的终结到产业革命的兴起这段时间之内的探险和商业扩张产生了两种不同结果的国家,一种是相对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形式的国家,另一种是衰落的国家。从两次产业革命开始,西方进入了第二次经济革命的阶段,科学与技术相结合,市场规模扩大,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加深,交易费用增加,引起经济组织变迁,这又降低了技术变化的费用,加速经济增长。这导致了新知识的弹性曲线、资本的密集型技术和实现该技术潜力所需的经济组织的巨大变化,带来了更大规模的专业化和意识形态的多样化,产生了异化和不稳定,同时在建立有组织的经济组织方面,既有建树也问题不断,这正是我们当代经济发展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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