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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落俄罗斯飞机的国度,是怎样的存在?

★本文系微思客特约作者何岸作品,经作者授权推送,以飨读者。如需转载,请联系作者或微思客版权编辑(wethinker2014@163.com)。本文所有配图均为作者摄影作品,所有图文内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作者按:这是我为帕玛强尼杂志翻译的一篇介绍伊斯坦布尔的文章,亲临这座伟大的城市之后再来读自己的译文,恍然间文中所提到的那些清真寺和皇宫以及大海,如实景般历历在目(图片由我拍摄)。

击落俄罗斯飞机的国度,是怎样的存在?

何岸

没有其他城市能让人产生这种情怀,正如伟大的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出奇的定位:“伊斯坦布尔既不是中心也没有终点。”横跨两大文明世界并跨越多重历史,这座令人陶醉的城市把她的真实且动容的一面留在了混乱的现代建筑之间。

在时空交错的伊斯坦布尔需要学会让时间的概念成为永恒,在箭头指引的道路和诸如托普卡匹王宫(Topkapi)、圣索菲亚大教堂、蓝色清真寺、Galata塔等必去景点之外,去发现这里由希腊拜占庭王朝、罗马君士坦丁堡王朝以及伊斯兰奥斯曼王朝富有创见和修养的苏丹——世界的征服者、“伟大的苏莱曼”穆罕默德二世建造的帝王之门堆积而成的历史坐标。

无水则无伟大的都市传奇,水象征着时间的流逝。伊斯坦布尔,这里是金角湾和波斯普鲁斯海峡。这里奇特罕有的海浪没有相同的两片。“这里”,帕慕克写道,“是气流、是狂风、是波涛、是深渊、是黑暗。”穿梭于城中的渡轮和汽车与土耳其特有的狭长轻舟以及独桅帆船一道,构成了欣赏这座“七座山丘的城市”文明的冲突之最佳观景地。乘坐这些摇晃的小船游览,伊斯坦布尔在《一千零一夜》里的都市倩影和不协调的杂乱建筑之间显得既真实又壮美。这种时空混乱的和谐占领了伊斯坦布尔。

这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秘密:时间与空间相互混淆。地理学家、地图绘制者、天文学家昔日在这里制造奇迹,但他们的知识却从没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做出贡献。直到今天,距离的单位还不一定是米或千米。为此,托普卡匹王宫位于距离蓝色清真寺一根烟的时间。请理解为点烟和吸烟的时间……然而在西方旅行家的叙述中,土耳其人往往认为一天的中午从下午五六点才开始!

想要贴近伊斯坦布尔的神秘必须了解悠远的历史。“土耳其人不用小时来确定时间,正如他们计算距离没有边界一样。” 1554年,Augier Ghislain de Busbecq,这位神圣罗马帝国驻苏莱曼大使在信中所述。自此,如果说一切似乎有了转变,那么本质依然:在伊斯坦布尔,与土耳其其他地方一样,自然依然是时间的主人。即使中东的穆斯林很早就知道了一天24小时的划分,这里的时间概念依旧通常根据季节和光线而变化无常。

“通常根据可观察到的自然变化把一天分为黎明、正午和黄昏,除此以外”,著名伊斯兰历史学家Bernard Lewis指出,“还有另一种对穆斯林来说非常重要的细分方式,那就是确定不同的祷告时间。”祷告根据穆安津每天五次的通报,比昔日更取决于观测而非精确的片刻。

昔日有昔日的报时者:muvakkit,栖身于清真寺入口大门上方的muvakkitâne。这类天文工作者求助于日晷、沙漏和漏刻来确定祷告的时间安排。Frédéric Hitzel认为,直到19世纪末期,伊斯坦布尔一共有69座muvakkitâne,其中位于大巴扎入口的巴耶塞特二世清真寺内的那座为整座城市停止过时间。1660年以来,位于金角湾的耶尼清真寺(又名“新清真寺”)一直为船舰和渡轮安排时间。在托普卡匹王宫的第三宫,昔日由穆罕默德二世于15世纪建造的私人寝宫,一座水平放置的日晷见证着苏丹生活里时间的存在。

然而这里没有精确的时刻,人们依据光线的三大变化来安排生活节奏:黎明、正午和黄昏。星象和天文却可以用来确定宣战、婚庆或出行的吉日。广泛利用自古以来众所周知的测量仪也会遇到问题:日晷在夜晚无法使用;通过遮盖过去的时间来计时的漏刻具有精密的自动性,是真正的艺术杰作,但却脆弱而难以维护。

15世纪以来,正是对时间科学的兴趣而非出于情势需要激发了苏丹门对欧洲制造的机械钟表的热情。如今陈列在托普卡匹王宫一间殿室里的罕见的钟表藏品反映出大苏丹们的高雅品味,以及毫无疑问地是,面对穆安津和muvakkit等宗教势力的崛起,想要掌控时间的意愿。Augier Ghislain de Busbecq在1560年就写到:“土耳其人认为安装一座公用大钟将会降低穆安津及其古老仪式的权威。

1640年起,五名钟表匠,其中四名来自欧洲,开始专门为皇宫工作。对于驻外使节们来说,送一座钟或一块表给苏丹不失为一份好礼。1547年法国神圣国王亨利二世向苏莱曼赠予了“一座里昂制造的大钟”。来自瑞士、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的年轻钟表匠们在Galata的热内亚街区安身立足并创建欣欣向荣的行会。这一行会主宰着这伊斯坦布尔的时间一直到18世纪。最近的一位代表就是卢梭之父——艾萨克•卢梭,他是托普卡匹王宫摆钟的调钟师。

“我的父亲在我唯一的兄长出生之后”,卢梭在《忏悔录》里写到,“就被召唤去了君士坦丁堡,并在那里成为一名宫庭钟表匠。他因为舍不得对妻子的爱从那儿回来。她催促他回来”,他继续写到,“我就是这次回归的恶果。十个月后我出生了,既羸弱又患病;我使母亲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的出生就是我噩运的开端。”

19世纪以来,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进入有节奏的现代化,但是这段历史的痕迹毫无疑问正如小说家Georges Duhamel与1947年发表的《向伊斯兰国家请教》一书中提及的那样:“匆忙有何用?侵蚀生命的甜蜜又有何用?这里,所有人都在迟到。我们只是步调一致罢了。”

(作者何岸,蒙特利尔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微思客特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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