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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小皇帝”们,你们真的无药可救了吗?|海外汉学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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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今年8月,一场在单向街书店举办的读书会,意外掀起了一次关于“80后是否失败”的社会大讨论。那次以人民大学杨庆祥副教授的新书《80后,怎么办?》展开的80后群体反思,经过媒体发酵后迅速成为社会热点,在网上引发激烈的争辩。笔者当时曾有幸参与,亦少不经事地撰文指责80后为“垮掉的一代”。当时有回应称“90后对社会的思想贡献甚至不及80后”时,我也不大在意:毕竟立场和身份认同总是能蒙蔽自己所属群体的客观评价;自然而然地,我也不可能会将90后,或者说90后的男性,自我贬低为“垮掉的一代”。
直到看到了华尔街日报记者方凤美(Mei Fong)出版的新书《独生子女:中国最激进的试验的过去与未来》(One Child: The Story of China’s Most Radical Experiment),我才意识到自己的无知。
当前浏览器不支持播放音乐或语音,请在微信或其他浏览器中播放 决战二世祖 侧田 – No Protection (Dual Disc Version) 小皇帝们,你们真的无药可救了吗?
杨松林
在11月的第一周里,当第一时间阅读到这本由前《华尔街日报》北京站记者,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方凤美小姐(Mei Fong)出版的新书《独生子女:中国最激进的试验的过去与未来》(One Child: The Story of China’s Most Radical Experiment)时,我的心情既兴奋又沮丧。
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方凤美小姐(Mei Fong)出版的新书《独生子女:中国最激进的试验的过去与未来》(One Child: The Story of China’s Most Radical Experiment)已在亚马逊出版

兴奋的原因在于方凤美观点和视野的创新。过去,大家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解,一直存在着某种两极分化:不是极端强调其对人在物理意义上的损害(比如绝育、堕胎、强迫生育),就是高度认可这种计划生育政策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强相关。而在本书中,方凤美不仅创新地指出一胎政策对于社会行为与个体心理的形塑作用,从而改变了过往纯物理损害的狭隘视角;同时,她还批评了“计划生育是中国经济发展必要因素”的观点。在她看来,中国密集劳动型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持续参与,而这显然和计划生育的要求背道而驰;援引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葛艺豪(Arthur R. Kroeber)的原句,“假设中国有10%的增长,若其中有0.1%的贡献来自于一胎政策,我会非常吃惊的”。不得不说,当我们重新审视计划生育政策时,方的观点能带来极大启发。
沮丧的原因则在于,方凤美指出了笔者所从属的群体,在很大程度上才是真正的“垮掉的一代”。当考虑到其论证的严谨和全面,她的说法很可能是正确的。

事实上,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是深远而持久的。比如,男女比例失衡导致婚嫁市场的种种乱象,包括由于新娘缺乏而导致的彩礼价格之日益飙升,以及为了提升男性在婚嫁市场的吸引力,家长不断买房导致的房产价格疯涨。这些细节在以往缺乏系统化的理解和认知;而方凤美依靠多年扎实的实地调查,能将之梳理和联系起来,形成全面的分析框架。这种宏观视野与具体细节有机结合的思考方式,已为方凤美赢得了普利策奖的荣耀,而在这本新书中,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1
“小皇帝”群体正在形成:从自我命名、身份认同到群体建构
除了以上创新外,这本书给笔者最大的收获,便在于其能敏锐地捕捉到,在计划生育政策与传统“重男轻女”思想影响下,中国社会形成或正在形成所谓的“独子”群体(也就是父母只生一个儿子)。因受到“独生”和“男性”的双重影响,这些“独子”们在家庭内备受保护和宠溺,逐渐形成了娇生惯养的“小皇帝”们。
“小皇帝”现象是由计划生育政策所伴生的。由于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这样就形成了两个家庭、几代人只有一个孩子的状况。于是,这个孩子便成了大人们呵护的对象。久而久之,一个大家庭围着孩子转,孩子成了家庭的中心人物,这些所谓的“小皇帝”们,他们的话成了“圣旨”,一家人谁也不敢违背。在娇生惯养下,他们可能会缺乏独立性和社会适应能力,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在社会上也因此缺乏足够竞争力,一般只能靠“拼爹”,“吃老本”过活。


关于“小皇帝”的担心由来已久

对此,方凤美认为,对于“小皇帝”们缺乏社会竞争力的担心,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伊始就发酵。比如,当时很多学者就提出:“当这批家庭里备受宠爱的‘小皇帝们’长大成人后,他们是否会因为被宠坏而变得无所适从?”但许多研究最后都无疾而终,直到2012年,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学家莉莎·卡梅隆(Lisa Cameron)带领团队运用博弈论的新概念,进行了独身子女与非独生子女间行为模式差异的对照实验,从而证实了这群“小皇帝”们在群体特征上的独特性:‘小皇帝’们普遍缺乏冒险意识,对社会缺乏足够责任感,也没有什么信用与诚信,并且对生活的态度趋向悲观。”


卡梅隆教授的调查发现,计划生育影响下的“小皇帝”群体,在多项博弈数据中全面落后于非“小皇帝”群体。本文发布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

这一发现可谓石破天惊。因为在很多人眼里,这群“小皇帝”们是新中国历史上过得最顺利的一代人,他们不需要面对天灾人祸,而大多享受着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美好果实。“有的时候我真的很羡慕你们这一代人,不需要面对我们这一辈那么多的困难,所以你们一定要学会珍惜”,我相信不仅仅是我的父亲,很多父母也都给过他们的独生子女们类似教诲。
但也许正是这种高期许,给一胎政策下的独生子女们过多精神压力:孩童们通常因为看到父母的“巨大牺牲”,变得难受甚至负罪感十足。而舆论的煽风点火,更加重了他们这方面的负面情绪。

谈到这种悲观意识,笔者认为,这最能体现在他们对于自己群体的认知性命名(cognitive naming)中。比如在这本书中,方凤美发现,这些“独子”群体们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悲观,开始使用很多贬义性极强的称呼自我嘲讽,“苦逼”、“屌丝”就是其中的代表

在这些“小皇帝”们的眼里,自己的生活虽然不愁吃穿,但过得其实很“苦逼”很“屌丝”,因为社会缺乏足够流动性,他们似乎没有了自我发展方向,前途如停滞一般。在另一层面,他们对“屌丝”的认同度极高,比如搜狐网剧《屌丝男士》自2012年推出后,已累积播放超过15亿次,足见“屌丝”心理在中国“小皇帝”群体中受到的热捧。


搜狐网剧《屌丝男士》火爆

根据方凤美的理解,这种自我嘲讽和贬低,主要源于“小皇帝’们面对重大压力和父母过高期待的无所适从”。2005年,圣迭戈州立大学新闻学助理教授Mei Zhong曾写出一本名为《独立子女宣言》( The Only-Children Declaration)的书。她分析一系列独生子女的信件,通过归类整理,最后得出结论:“这批独生子女们,已经被过度的宠溺和孤独所困扰太久,他们为了完成父母的愿望,变得压力重重。”

社会上出现集体命名为“苦逼”这一现象意义重大,因为这暗示了“小皇帝”们自我标签和自我身份认同的倾向,因为按社会学的说法,命名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群体意识被唤醒和群体建构的基础。根据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耐尔森·富特(Nelson N. foote)在其论文《身份认同时激励理论的基础》中的说法,“身份认同是一个过程,是通过命名来进行的,认同的概念便是有关自我的产物。”

换句话说,当“小皇帝”们开始使用诸如“苦逼”、“屌丝”等自我贬低的词汇来实现自我认同时,这群人已经有相当程度的群体意识和认同感,换句话说,中国的“小皇帝们”很有可能已经,或正在形成一个具有独特表征和内涵的群体,也就是他们自称的“屌丝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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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皇帝”的“屌丝”情结:一种能力与期许错位的主体焦虑
这种悲观情绪的产生,并不仅仅来自于父母的过高期待。很显然,“小皇帝”群体在社会适应能力、个人心理素质上的不足,也影响了他们在招聘市场和婚姻市场的竞争力。在招聘市场上,这些“小皇帝”们因为缺乏刻苦精神和遵守规矩的意识,对企业也缺乏责任感和认同能力,很难受到用人单位的认可。方凤美在这本书里便举出了相关例子:中铁集团曾在自己的招聘公告中写着:“拥有农村户籍的非独子将优先被考虑”。而在南京《金陵晚报》上,一位人力资源管理经理更是直接表明态度:“我们不招两种人:有钱人的孩子,以及独子。”失业的潜在危险,很自然成为这一群体共同的身份焦虑感。

焦虑感在婚姻市场体现得更为明显。如方凤美所言,受到一胎政策的影响,男女比例出现了严重失衡,这使得大批“剩男”出现。这些“剩男”大多出自“小皇帝”们,因为缺乏足够的责任感和信用,总是好吃懒做,他们很难赢得女生们的喜好。由此,他们以“屌丝”自称,在嘲讽“高富帅”的同时,却又总幻想有一天“逆袭”,“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可幻想与现实的巨大差异,为其带来了极大的焦虑和无助,也因此导致了他们对人生的悲观情绪。

焦虑还来自于未来出现几率极高的老龄化趋势。方凤美在其书中称,“中国接近90%的城市人口直接受到计划生育的影响,而这将导致超过100万的独生子女必须独立承担赡养年迈父母,祖父母的责任,以及因健康问题引发的财政与精神负担——包括老年痴呆、癌症、骨质增生、髋关节断裂——而中国政府在福利和社会医疗保障上显然无法给予足够帮助。”


中国劳动力估计在2015达到峰值后将出现不可逆转的回落,这将直接导致劳动力市场的萎缩

这也解释了父母对于独生子女的高期待和高要求,毕竟,在政府相关配套政策不到位的情况下,对子女在教育上的支持,似乎是一条比储蓄更有潜力的也更为稳妥的投资方式(毕竟除了资源外,在中国“孝”文化影响下,独生子女和父母在情感上的不可分割也极大降低了投资风险);只是,这种高期待从外在的环境到内在的精神上,都会加重子女的压力,而大多父母对此缺乏足够重视。由此,焦虑感从“小皇帝”们成长开始的与日俱增,也就不难理解了。

3
“小皇帝”们的出路在哪:垮掉,还是学会独立?
这些“苦逼的小皇帝”们,面对沉重的社会和精神压力,似乎已经出现了某种“顾影自怜、自我忧郁、无端绝望”的特点,这和美国“垮掉的一代”似乎有着共通之处。但在美国,诸如杰克·克鲁亚克和金斯堡的任意放逐和颓废,至少还带有更加深刻的文学意涵;可在中国,这些受制于一胎政策的“小皇帝们”,不仅缺乏外在良好的就业环境,也缺乏内在的能力和责任意识。或许,他们才更有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垮掉的一代”。

“小皇帝”们,在面对巨大的父母期待和社会压力时,难道真的只有迷茫和垮掉?又或许,他们还有学会独立并真正成长起来的可能?方凤美在书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但从她引用例子里主人公的一句话里,我们或许能看到一些端倪:
当你我真正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时,便是对父母最大的孝顺。我觉得在这个时代里,是时侯要重新给‘孝顺’一个新的定义了。

至于前景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回复ysl+数字可看往期“松林的软硬天师”系列文章:比如ysl3为《人口计生与中国政治转向》,ysl5为《年轻人,我们真的应该过早成熟?》,ysl8为《梁文道也没解释清楚:我们为何杀人?》,ysl9为《士巴丹拿的日,三里屯的夜》,ysl10为《做张国焘背后的女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ysl11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话语正在崩塌:我们该何去何从?》ysl12为《为什么现在叫自己“女性主义者”是一件很傻的事?》
作者:

杨松林,多伦多大学东亚系硕士在读,“海外汉学与反思”版块编辑
编辑:
杨贵,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编辑
校对:
宋韬,法学硕士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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