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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传奇女杀人犯施剑翘:她为何能被舆论洗白?|海外汉学与反思

写在前面的话

当代中国社会矛盾重重,摩擦不断,因社会问题引发的舆论讨论与反思更是从未间断。前几日夜跑美女教师被拾荒汉杀害的案件,还未定案,在网络上便开始了关于社会象征、地域、性别、阶级等多个层次的争执,迅速变成一次公共事件;而早期的“药家鑫案”、“马加爵案”,更已被定性为中国公共议题讨论的“标志性事件”。

身处在这样的社会里,我们每天都要接受不同价值观的冲击和挑战;这样的快节奏让我们迷茫、无所适从而麻木恣睢。“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无法做到相对抽离时,我们就只能“瞎子摸象”,既无法系统而全面地把握这些纷繁复杂之思潮背后的权力逻辑,更谈不上遗世独立,心焉如晦。

如何跳出表象看本质?也许历史能做点什么?

中国公共社会和现代性社会思潮的形成,与新文化运动后持续进行的现代化国家政权建设,市民阶层的快速崛起及文化现代性的启蒙冲动密切相关。尤其在“黄金十年”中,中华民国的现代化国家雏型基本形成后,各种阶层间的流动与固化,群体间的利益矛盾与价值冲突,以及传统和现代、西方和中国的二元对立,几乎都能从当时发生的一系列公共事件中找到蛛丝马迹。不同群体的发声,不同价值观间的互动与互搏,即使相隔80年,仍似曾相识。

换句话说,从民国的某一公共事件切入,我们就能看到民国时期的舆论众生相;而对这种舆论众生相及其背后权力逻辑的认识,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众多思潮背后的文化脉络及更为深刻的政治博弈。

今天我们聊的民国传奇人物施剑翘刺杀军阀孙传芳一案,也许就是最佳的切入点。

民国传奇女杀人犯施剑翘:她如何被舆论洗白?

杨松林

前不久《刺客聂隐娘》终于在多伦多上映,心急火燎的我跑去看了一遍,感受颇多。倒不是剧情有多曲折离奇,晦涩难懂,这种女侠复仇的题材牵涉到的宏大哲学思辨,也自有学者影评人来点拨。反而是现场一些华人观众的点评角度很是新鲜,我这里摘录几句:

1、聂隐娘是真侠客啊!要不是对嘉信公主命令的不屈服,她怎么可能获得最终的自由?

2、果然女人的魅力就在于感性,聂隐娘的不忍心,才拯救了整个时代的混乱。

3、为什么古代杀人可以不用偿命?唐朝这么混乱,难道没王法了吗?

4、即使武功再怎么高强,她一个女人,退隐江湖,孤独一辈子应该蛮孤独蛮寂寞的吧?

倒不说这些点评能否切中要害,毕竟观影体验从来见仁见智。只是,一个古代关于刺杀的历史事件在当代被重新解构时,许多现代性的视角会为事件带来外延式意义,而这些意义背后的理论假设,也就共同构造了当代大众思潮、社会舆论的多元化。

《刺客聂隐娘》充满争议

可是,舆论是否真如表面看那般多元?看似纷繁复杂的思想争锋内部,是否隐藏着某种更为本质和主导性的逻辑?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守旧派、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甚至是马克思主义,这些在当代几乎涵盖所有个人价值观的种种思想流派,是如何通过公共事件所表现出来?最终又经过了何种博弈,使得公共事件得到解决?

谈到聂隐娘和社会舆论,很自然的我就会想到施剑翘。这位“杀过仇人捐过飞机,当了蓝衣社又掩护革命党员”的传奇女子,不仅拥有聂隐娘同款的“女性”、“侠客”、“杀人犯”等标签,她在当代被商业与电影文化消费的程度,绝不在聂隐娘之下。且不说姜文将拍未拍,周韵将演未演的《施剑翘传》很大程度是因为她正拍摄《聂隐娘》而无法调档,连王家卫《一代宗师》里章子怡迷人的“宫二”姑娘,也忠诚地基于施剑翘原型而改编。

章子怡“宫二”形象的原型,就是施剑翘

至于比聂隐娘更吸引我的,便是施剑翘的历史真实性。聂隐娘存在于虚构写作中,其杀人行为大多不过扩大化的“现代式臆想”;可施剑翘不一样,她真切地刺杀了他人,带来了证据确凿的流血与暴力。更为重要的是,关于其杀人行为的公共议题讨论,进行了不止一次:除了当代,在民国时期,不同利益群体、舆论与大众间,就其刺杀孙传芳一案中所表现的众生相在今日依然历历在目。

正是因为这一相似性,历史和当代存在了沟通和对照的种种可能。

1

施剑翘是谁?

当历史书和网络百科执意为其贴上“女杀手”、“侠客”、“为夫报仇”、“那个刺杀军阀孙传芳的人”等标签时,我们应该警觉地认识到,施剑翘的人生,绝不仅仅是在佛堂举起勃朗宁手枪,扣动扳机的那一瞬而已。

施剑翘,原名施谷兰,安徽桐城人。自幼生活在山东济南,颇受父亲,同时也是奉系张宗昌直属部将施从滨的宠爱,从小深居闺阁,并未尝闻窗外世事。后施从滨奉命拦截直系军阀孙传芳时战败,被孙传芳枭首于蚌埠并示众三日,顿时施家大乱;而其中最茫然无知无所适从的,便是这位仍在缠足的黄花大闺女施谷兰。

姜文将拍《施剑翘传》,周韵饰演施剑翘

当时施家均有一血家族深仇的愿景,尤其是堂兄施中诚的义愤填膺和慷慨激昂,令当时的谷兰颇为感动。众人遂立下十年复仇计划,愿同心同德,血债血还。

施剑翘

民国传奇女刺客

“被俘牺牲无公理,暴尸悬首灭人情。痛亲谁识儿心苦,誓报父仇不顾身。”

这几句施谷兰当时写的绝情诗,今日依旧张力十足,读之则澎湃昂然。

可岁月逐渐磨平了激情的棱角。自施中诚继从滨,任烟台警备司令而再度光耀施家后,施家对于复仇的兴致越来越低,甚至当初愿陪伴谷兰共同执行计划的人生伴侣施靖公,在就任阎锡山部的旅长后也贪恋权欲,甚至多次劝说谷兰放弃计划,似乎过着“官太太”的稳定生活才是正经事;因杀人而放弃家庭,放弃亲情,如此任性,真的必要吗?难道不是把现在的生活过好才是对先人最大的祝福吗?

施中诚,施剑翘堂兄,国民革命军第74军军长,抗日名将

可谷兰不从,十年前的丧父之伤至今未愈,报仇既是自己当初苟活的唯一理由,自然不存在放弃的可能;人情冷漠世故可以理解,但这种骨肉之痛,却是任何现世逻辑都无法平抚与弥补的。于是,谷兰断绝和亲人关系,更名“剑翘”,跟随孙传芳进入天津,混入其常去的居士林当一名女居士,并寻求刺杀的可能。

有条不紊中,她已决定独自一人,完成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935年11月13日,正值十年黄金时期的巅峰,社会一切看似繁荣而有序,旧军阀退隐,新党国正盛,当初那个狡黠的枭雄孙传芳,也退居天津居士林。每周定时读经洗罪,思考终极问题,仿佛早已超脱世俗,陈债往事随风,不再追究,活脱脱一“人生赢家”。

天津居士林,孙传芳被刺杀之地

只是人在做,天在看,当初的无情屠杀,怎可不遭现世报应?此日孙传芳正陶醉在经书的阿弥陀佛中,殊不知在人群簇拥中,一个娇小的黑影加一把上了膛的勃朗宁,已如死神般悄然来到了他的身边。一发后脑勺,一发太阳穴,一发腰部,发发精确得足以致命。于是,孙传芳如愿归了西天,而现世的一切,从此都和这位大野心家再无关联。

留下的,只是惊恐的人群,混乱的朝堂,以及在人群中淡定得有些冷酷的她,这位即将成为女杀人犯的施剑翘。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杀人犯施剑翘最终的命运难道不是早已注定?各位别着急,好戏才刚刚上演。

2

通常当大仇已报时,杀手会玉石俱焚,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而得到正义评价。“舍身取义”、“死而后已”这些词汇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都有着神奇的吸引力。一大批秉承正义或非正义动机的杀人犯们,也因为这些语词的魅力,选择自我了断以绝后人,完成自认的某种关于终极命题的“正义”使命。

人们都相信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比如就是琅琊榜的誉王,他在世时的无恶不作曾让人恨之入骨,但当他在牢狱里自尽后,不仅在当时让父王动了恻隐之心,电视观众对其评价也开始一边倒的同情。显然“死”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字眼,即使自杀者的动机并不是真的如其幻想般正义。

可施剑翘没有这么干,在经历了刚才足以改变一生轨迹的行为后,她既没选择自杀,也没选择逃跑,更没选择乖乖地束手就擒。她选择的,居然是派传单……

史册有载:

在刺杀了孙传芳后,施剑翘第一时间将随身携带的一大堆油印材料随机发放。

其中有一首七言律诗(这首诗的重要性后面我会专门分析)引人注目:

父仇未敢片时忘,更痛萱堂两鬓霜;

纵怕重伤慈母意,时机不许再延长。

不堪回首十年前,物自依然景自迁;

常到林中非拜佛,剑翘求死不求仙

除此之外,施剑翘还分发了《告国人书》,其中她对自己犯罪动机的声明如下:

各位先生注意:

1、今天施剑翘(原名谷兰)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

2、详细情形请看我的告国人书。

3、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

4、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志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

心思之缜密,言语之理性,细思恐极。

施剑翘《告国人书》的犯罪动机说明

由此看来,施剑翘从来就没想着慷慨就义或同归于尽;相反,她早已有万全之策,既要杀人,又要通过舆论与政治博弈,为其脱身。她深刻而敏锐地观察着社会舆论的多元性和纷繁复杂背后万变不离其宗的权力逻辑,借势而为,成功将自己放在大多数民众心目中的道德制高点上

而为了踏出洗白计划的第一步,施剑翘就需要在公共事件的评判上,构建“正义/邪恶”非黑即白的二元标准

这种二分法的构建,主要体现在其对杀人的目的叙述上。从刺杀完成开始,施剑翘就多次强调,其杀人目的是“为先父报仇”。要注意的是,这里面隐藏着两层暗示。首先,报仇目的之“道德”正义。这种道德不仅仅表现现代性的爱与尊重长辈,更体现为具有传统性的“孝”和“礼”。换句话说,“替父报仇”的行为若放置在今天语境中,存在被评判为“一种无视法律的莽撞”的可能性;但在当时,传统文化具有较强延续性与影响力时,这种“为父报仇”因搭建起与“孝道”关联而变得道德正义。

其次,报仇对象之邪恶。在当代社会,受害者若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或某些平日具有正面形象的公众人物,这种杀人行为的道德基础就会大打折扣。可孙传芳不一样,这位臭名昭著的直系军阀在北洋政府时期就以好战成性著称,死于其手下的孤魂无数;而后民国统一南京后,他却能全身而退,偏居一隅,享受着朝廷的俸禄,完全不需要对过往的错误负责。这对于当时经济状况不乐观,且厌恶旧军阀统治的大多数普通老百姓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也因此,孙传芳在民间地位极低,甚至后来施剑翘刺杀后,拍手叫好者绝不在少数。

除了在目的上强调自身的正义性外,施剑翘在顺应舆情,借助舆论走向,使用现代、传统两套文化系统的价值观为自己洗白,也就是“危机公关”的本领,也着实令人拜服。

林郁沁老师对此作了一番分析:

林郁沁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终身教授

在一个现代通讯技术发达的时代,施剑翘设法利用和调度了一系列文化资源和技术资源,来编织一个有力的道德复仇的神话,她的每一个行为,似乎都是为了公众所消费的。施剑翘诋毁她的敌人孙传芳,盛赞她死去的父亲施从滨,还将自己刻画成勇于献身的孝女,而这一形象(无论在现代语境还是传统语境),又迎合了人们对于巾帼英雄的性别化想象。她所做的每一个公开声明都浸透着强烈的感情,有着大量扣人心弦的细节。这样做的后果是,许多中国城市读者开始相信在复仇行为背后的孝心是真挚的,从而公众对她的复仇行为予以同情被广泛传播开来。

读史至此,我愈发钦佩施剑翘的冷静与计划的周全。在许多极端复仇者眼里,将复仇对象击溃便达到目的,而后玉石俱焚,同归于尽更是永恒;相反,许多现世良民则或胆小活稳妥地认为,明哲保身才是成熟和正道。周旋于两者带来的社会压力下,施剑翘竟能坚持自己的复仇计划10年之久;另外,利用舆论和现代公共话题为自己正名,这对于一个10年前还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施剑翘而言,要求和难度可想而知,但她却完成得如此天衣无缝;最重要的是,经历了成功刺杀自己杀父仇人的快感、将一代枭雄亲身射杀的惊诧、完成10年计划的释然、以及从无人可知到一朝天下闻的突然,她还能做到沉着冷静,稳扎稳打,一步一步完成自己接下来脱罪的安排和计划;这种心理素质,若非有极强意志绝不能达

民国传奇杀手施剑翘

不去评判她行为的对错,仅仅想到她主观能动性竟可发挥至此,就足以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3

由施剑翘的推动,事件不断被扩大化传播;而舆论,尤其是大众舆论,与施剑翘充满着暧昧的互相利用。支持她行为的目的正义者,以较接近普通读者的大众媒体为主,根据不同的价值观和分析角度,我分为以下三种:

1

女权主义者

对宣扬这一事件最乐此不疲的,自然便是民国时期的女权主义媒体。这并不在预料之外,施剑翘以女性身份执行公共事件,本身就会牵涉到女权的问题。民国的《玲珑》杂志,在评论就指出“这是施剑翘个人女性自由意识的唤醒和解放”,为其刺杀行为的目的正义在道德上合法化。

比方说,为了凸显男权对女性的压迫,《玲珑》杂志的一位作者认为施靖公不支持施剑翘复仇的行为是不忠诚的:“施靖公怎么能说施剑翘力图复仇是不守妇道,反而把她当成离婚的理由呢?”类似这种寻找施剑翘故事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以塑造其作为“解放和独立的现代女性”形象的例子,在这一案子里比比皆是,效果也确实不差。(这种强调男性压迫思路的逻辑,在今日许多所谓的激进女权媒体中,依然有迹可循)

2

自由主义者

自由主义媒体的关注点集中在其刺杀行为的现代性表征和内在理性逻辑,以此表现施剑翘理性和自由的特点。

比如上海《申报》的报道,就尤其侧重于对施剑翘脱离缠足“恶习”后,穿着摩登,学习射枪技术的现代化形象描写;而上海《时报》、天津《益世报》的报道,则着重对施剑翘个人生活描述的精神分析,比如《益世报》头条《施剑翘含泪哭诉》中,就将施对父亲的感情以一种浪漫主义的表现形式加以渲染,相比之下《时报》则更侧重于理性解读,“施剑翘的感情是真挚的,但是策划、预谋和实施过程都是理性而一丝不苟的。”

从刺杀完成后,施剑翘就一直强调其行动的理性,并把它解读为“精确的策划是为了展示其持久的孝心和纯洁的动机”。用人话来说就是:“我很牛逼,但我不会显摆,但你非逼我,我一定会用自己的能力双倍奉还”。(这样的描述和分析方式,在当代依然被坚持自由主义的大众媒体所沿用,详见南方系相关报道的风格)

3

守旧者

一些守旧派的媒体的报道同样很有特色,这主要体现在他们对施剑翘“孝”、“侠”等行为描述的侧重。首先,通过强调“孝”是一种“儒家君子报仇”的观念,他们找到了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利用价值,因而不断描述,如上文所言,建立了道德的主体性作用。

其次,对“侠”的强调也是守旧派媒体的一大特色。这种“侠文化”在中国社会的经久不衰,惩恶扬善的英雄主义正义感,超越法律规定的道德观,均不仅使施剑翘从法外手段自行寻求复仇的动机合法化,而且还使它浸染上了一种英雄色彩。比如北京《小晨报》的观察家们,就敏锐地捕捉到了其诗前两句“父仇未敢片时忘,更痛萱堂两鬓霜”取自《聊斋志异》的《于江》传说(里面讲述了充满侠气的少年如何通过与恶狼搏斗为父报仇的故事)。由此,该报评论员就施剑翘的侠客精神大肆宣扬,博得了极高的读者认同率。

这些为施剑翘摇旗呐喊的媒体价值观,承担着现代化建设在思想层面第一现场的建设,因而对前进、进步与发展的“丛林法则”从情感上更为亲近;甚至许多守旧主义者,也更倾向于使用旧有传统的某些积极性因素来促进社会进步,而不是固守陈规,止步不前。

刺杀第二天,天津《大公报》的相关报道

经过这些受众面极广的媒体传播后,大众构建起了对施剑翘的普遍同情,而这为施剑翘获取了极大的民意支持,在舆论层面上形成了对反对观点的基数压制。当然,这并不意味舆论层面的反面意见无足轻重,有些反对者,尤其是在精英层面以强调“独立思考”和不盲从他人的观察家中,许多评论同样值得说一说,我还是分为三种:

1

保守主义者

这种保守主义者和上文提及的守旧主义者有本质的差异,守旧在于对传统的维持,而保守则在于对现代性已经确立的一套新式秩序之维护,以及对更激进创新的否决。保守主义者的观点,在施剑翘案中主要表现为:其女性的身份和情绪化的表达方式,是一种理性社会的不安因素,会扰乱社会稳定;因而施剑翘“非理性的行为本身就是对社会理性秩序的危害”。由此,施剑翘杀人行为,无论是形式还是目的,都不如其所描述般那么正义。(胡锡进老师您好)

2

法律人士

法学专业在现代性的理性框架下,早已成为了具有专业特色而独立存在的行业。其职业性、客观性的要求,导致法律行业对于理性的要求十分苛刻;在某些方面,对坚持理性主义的法学专业人士而言,理性会形而上姿态存在,与情感、道德格格不入。

在施剑翘案件上,这些法学专家认为:他们坚持目的之正义,并不足以弥补行动之罪责。对于孙传芳的刺杀,无论理由如何正当,孙传芳个人品行如何龌龊,都无足轻重。他们对“孙传芳刺杀案”的期待在于,民国政府的法制化建设,可以通过这件案子得到理性化证明,证明情感不应成为主导法律独立性、客观性判断的阻碍。

如《法律评论》《独立评论》中的若干文章,都力图申说“人情是一事,法律又是一事”。可惜,此种主张强调法律威严,反对“为孝屈法”,却因当时复仇正当性与弱者反抗强权正当性下的大众同情,而被舆论边缘化。(因大众同情而导致案情反转的情况,在当代还少见吗?)

3

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

有意思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偏激的”去国家化”马克思主义者,对“情”、“情绪”的排斥比前两者更甚。他们否定国家权威,倡导某种“无政府主义”,强烈相信社会的力量和公共讨论的议题。(和法兰克福学派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施剑翘案”的评论中,这些接近于“无政府主义”的观察员们,表达了对案件核心‘情’的极度厌恶,并“试图在一个庶民公众的同情力量前所未有地增长和威权主义政府逐步加强对知识分子控制的时代捍卫自己的立场和世界观”。如《国闻周报》指出,若以孝为基础的私人复仇被提倡,“将引暗杀之风,致社会秩序崩溃”。(事实上,我们看当今中国许多左翼激进媒体,比如破土、乌有之乡、南风窗,均有某种异曲同工之调,其强调,要将社会的概念放在家庭伦理、国家政权之上)

和支持者不同,反对者以精英和独立知识分子居多。这些充满“公知”色彩的舆论媒介,大多以“独立思考、客观中立”为幌子处处批判和解构。在我看来,他们对进步和发展存在天生的排斥,对已经构建的理性主导的社会系统充满信心,反对进一步的改革。保守主义者和法学专家自不必说,即使是马克思主义者,虽要求彻底的革命,但其在改良、温和改革上的反对,以及对理性主义的倡导,观点是和前两者共享的。

摘于连环画《血溅居士林》,载自《新天津报》

民国时期的舆论众生相,经过施剑翘事件的切口,完完整整地展现在了你我的眼前。很多出人意料的合作,比如守旧派与自由主义联合,保守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共享,现在看来或许有些不可思议,在当时却因某一具体问题而形成了意见同盟,即使这很可能只是短暂的。

在这一时期复杂混乱却又多元博弈的舆论生态里,虽然支持赦免施剑翘者占据了大多数,但这并不意味着博弈必然导向赦免。甚至在判决出来前,舆论间关于该话题的讨论,依然呈现出僵持不下的状态,任何一方都无获胜的必然把握。

4

直到1936年,判决揭晓,施剑翘才获得赦免。消息一传出,那些坚持自由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普罗大众们一片狂欢,仿佛舆论、民意和公共空间,真的能实现民主与自由的现世理想,正义在现代化国家得到了真正的颂扬。

只是这些人并不知道,无论历史还是当代,在中国,真正主导舆论走向的关键因素,不是所谓的民众基数,而是背后的权力逻辑。比如“施剑翘案”种,起到关键作用的,便是来自一个特务机构,以及一名军阀的直接参与。

沈醉,湖南湘潭人,长期服务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官至民国陆军上将,后在云南起义时投奔新中国,1960年被特赦,和施剑翘一样,后来成为政协委员。在特赦后的第一年,也就是1961年,沈醉写下了一篇名为《我所知道的戴笠》的署名文章,详细回忆了戴笠与其麾下的复兴社,在民国时期和施剑翘密切的关联:

沈醉

前“军统”高级军官

在那段时期,施剑翘一直是戴笠的座上宾,和复兴社更是密切相关。

另一篇援引文献则直接指出了其和蒋介石、军统间的关系:

老军阀孙传芳,自从他的部队被北伐军打垮后,一直寄居天津,他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一直与日本人有往来。蒋也恐他给日本人当傀儡,便由军统密派一个叫施剑翘的女子去把他杀了。

除了军统外,研究者指出,冯玉祥在其中的作用很可能被低估:

从军阀时代起,冯玉祥作为在法律之外的,暴力的孝义复仇行为的庇护人身份就广为人们所知。进入30年代后,冯仍在支持孝顺的复仇行为,并通过这样把暴力策略从上一时代贯穿到30年代。这在施剑翘案中体现的淋漓尽致,从言论造势,到政府斡旋,冯玉祥不可谓不尽心尽职。

更有意思的是这条史料:

1936年她特赦出狱后去南京拜谢冯玉祥将军对她的营救,接受冯玉祥将军的教导,积极投身抗战。

至于冯玉祥的动机为何?其实想来也不难,当时民国政府的法制化建设稳步进行,政治暗箱操作,至少在表面上不被蒋介石政府所接受。而当冯玉祥通过看似正义的目的,进行政治操纵以达到特赦时,他的真实目的,很可能是通过行为的自相矛盾,否定当权政府的合法性基础,甚至暗示其和前朝军阀政府并无不同。(北洋政府因多次“幕后政治操纵”的黑暗统治遭到世人唾弃)

北洋军阀冯玉祥

无论政治同盟内部如何各自心怀鬼胎,如何面和心不和,但在“杀掉孙传芳”这一事件的合法性认同上,他们显然达成了某种共识。而正是这种政治共识,直接主导了接下来的舆论和民意走向,并最终导致了施剑翘的特赦。

换句话说,“有政治背景”的她,洗白的结局是必然的:施剑翘的刺杀案,不仅仅是一场刺杀和脱罪,更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军阀上层内斗。至于所谓的大众舆论冲突和思想争鸣,最终都被政治博弈所主导。每个参与讨论的公民都认为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可到最后,依然不敌权力逻辑。

民意被国民党当局操控已是既定事实。既然主观能动性因权力和阶层的不对等而变成一道幻影,那么这些舆论媒体的公共讨论,对事件本身意义又何在?想想就有些可怕。

想起了诺斯在《暴力与社会秩序》中的一段话:

道格拉斯·诺斯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

自然国家的维系,基本不依赖于普通大众的支持。换句话说,普通大众是不能有效威胁国家和特权阶层的统治的;普通大众也不信任国家所作出的保护他们权利的承诺,因为精英是可以超脱法律存在的。

如果还不能认识到这种政治博弈在思潮发展中的统治性意义,让我们再看看这位“奇女子”施剑翘最后的命运。在当时,她尚且还有利用舆论及与上层互动来获得自身利益的可能性,但到了后来,在强大的单一意识形态下,经过几次波折,她连发声的机会都不复存在,不过又是政治博弈的又一牺牲品罢了。

施剑翘

看来之前结论下得太早。人的主观能动性,即使如施剑翘般聪明,让人叹为观止,最终也不过尔尔;在更为强大的权力脉络面前,个人总是无路可逃,价值观的左右之争,也都变得无足轻重。

5

不知后来的施剑翘,是否会后悔当初没有选择自杀的决定呢?她如此费尽周折,留得肉身躯体,却在晚年遭受精神挫折。我倒是开始领悟那种玉石俱焚的独特魅力了。说不定她的自杀,能为后人留下一个谜一般的传奇,在人们的口语相传中达到永恒。

又或者,她是否会羡慕聂隐娘?存在虚幻里,自由自在,行侠仗义,爱憎分明,仿佛天下都可以由她的主观意志所改变,从不会处处受制,从不会委曲求全。

可惜已经没有假设了。

(本文部分改编自Eugenia Lean, Public Passion. The Trial of Shi Jianqiao and the Rise of Popular Sympathy in Republican China,在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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