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SHLAND

海德格尔在本雅明的城市里

本文作者为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哲学教授Jeff Malpas(原文),由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博士后刘涤宇翻译。《微思客》经译者授权转载。如需转载,请联系译者。封面图片来自:http://barnimages.com/

海德格尔在本雅明的城市里

  • Jeff Malpas 著
  • 刘涤宇 译

瓦尔特•本雅明的作品无法与相关于大都会空间及场所的意象及理念分割。在其文字中这些描绘相当突出,与其自己的生活,从童年在柏林到后来在巴黎的体验都有紧密的联系。而马丁•海德格尔则关联着完全相反的场景——乡村与外省,农民与郊外——可以认为来源于海德格尔自己的阿勒曼尼-斯瓦比亚郊外根基,尤其是,他与自己其出生并度过童年,后来作为其墓地所在地的梅斯基尔希的联系。看起来本雅明与海德格尔之间——巴黎与梅斯基尔希之间的距离不能再大了。但海德格尔貌似与外省和农民相关联的特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约束了其哲学目标的形成?是否事实上,比起更基础的哲学突显的思考方向,个人喜好和态度的细节,至少在通常的理解上包括大都会和外省的区别,是次要的问题,相对于其他方面呈现出来的更没有意义呢?海德格尔在本雅明的城市里如何发现自我,海德格尔自己思想中城市的场所感是什么?此外,这种思考会散发出什么样的光辉?反过来,在本雅明的工作中,如果其处于与海德格尔所处的自然风景相关的场所将会怎样?

让我们离开本雅明和城市,到另一面去,看看在海德格尔身上显而易见的乡土——乡土通常表达明确,不仅是他对故乡梅斯基尔希的依恋,而且还在于另外一个地方所发挥的作用,特别是那个地方的建筑物。这个地方是托特瑙堡,在黑森林,建筑物是海德格尔,更准确地说是其妻在那里建造的三间小屋。[1]这是海德格尔在个人危机时,或具备强大的哲学生产力的时代——《存在与时间》的最终稿在此完成——退居的小屋,也是海德格尔招待他最重要的客人的小屋。在海德格尔的生活中,也可以假设在其思想中,这个小屋及其乡村地点的意义,在1934年发表的一篇短文《我为什么留在外省》(同年首次无线宣讲)中可以看出。在这里他如此描述托特瑙堡的世界:

海拔1150米,在南黑森林一片开阔的高地的陡坡上,有一所小小的滑雪屋。小屋的地基宽6米,长7米。低矮的屋顶下面分出三个房间:厨房,卧室和书房。在对面同样陡的坡地上以及两坡间狭窄的谷地里稀稀拉拉地散落着屋檐极力向外凸起的农舍。沿着坡地上去,高山草原和牧场伸展着,一直伸展到长满杉树的森林,古老,高耸入云,色彩幽深。上面是夏日明净的天空,两只苍鹰在明媚的阳光下大回转地翱翔。[2]

海德格尔告诉我们的这个世界的面貌中,有一个空间向其中承担的工作开放,工作“内在于其发生的地域”。他继续说:

哲学劳作并不是一个怪异之人用来消磨时间的癖好。它实在是内属地处在农人劳作的中心。当年轻的农人拖着沉重的兽角雪橇爬上坡,随后又惊恐地把雪橇上的山毛榉木材卸下来堆放在他的屋前时,当牧人缓步而又若有所思地把他的牧群赶上山坡时,当农人在他的农舍里修补无数片房顶用的木瓦以期与原木瓦尽量无异时,那么我的劳作与他们的劳作属于同一个方式。它根植于农人,与农人的劳作直接相关……我自己的劳作与黑森林及黑森林的人有内在的归属,这种归属有上百年的渊源,是基于无可替代的阿雷曼—施瓦本乡土情结……我全部的劳作都受到这山野世界以及山野里农人的负载和引导。[3]

另外,海德格尔注意到托特瑙堡的世界与城市世界的对比。尤其是,相比于托特瑙堡的山景,城市没有为思想的孤寂留下空间,让事物以其简单且本质的表现来靠近我们。海德格尔告诉我们,城市允许孤单,但不允许孤寂;城市哺育了“非常活跃且时尚的‘窘困’”,带来了“毁灭性错误”的危险。[4]由于海德格尔自己倾向于投入来自于农村生活和风景的意象,此文阐述的态度和感情,让我们对支撑海德格尔思想的基础和本质有真正的领悟——以至我们会得出结论,海德格尔的思想不仅植根于农民的生活且积极颂扬之,以反对城市、大都会,当然也反对现代。

海德格尔在托特瑙堡的山景中找到了孤寂。如他所说:“这种奇特而原始的力量它不是把我们分成单个的人,而是把整个此在放归一切风事物之本性的宽阔的近旁。”[5]在他对托特瑙堡的描述中占支配性地位的是风景简单存在所具有的清晰和明朗内在于其自身——风景并未被观察到,而是内在于或通过与其积极互动而呈现出来。于是海德格尔在托特瑙堡找到的孤寂便与事物的孤寂相类——屹立于世界——如同海德格尔自己的孤寂体验,但其并非通过隔离构成的孤寂,而是来源于塑成的孤寂,让事物呈现出它们本来的样子,也就是,与其所归属处的紧密相连。

如果海德格尔敬畏的孤寂在城市中失落了,可能部分因为,像从西美尔(Simmel)到索亚(Soja)的批评经常提及的那样,人们在城市中所发现的绝不是表现出自己本来样子的事物,而是事物的持续增殖,或者,事物的表面形态,用西美尔的话就是“变化中意象的大量堆积,匆匆一瞥的领会中明显的不连续性,汹涌印象的不可预测性。”[6]城市体验作为流行的多重意象的体验,是闲逛者(flâneur)体验的精髓部分,因为闲逛者在城市中溜达,接收着听觉,尤其是视觉信息。西美尔与本雅明的城市体验,是与视觉密切联系的——一个持续改变着的蒙太奇,在这里意象与其他意象并列且相互叠加。因此,正如经常被感受到的,城市自身从根本上是电影化的,所以本雅明会把城市特别的空间形式视为自我转录的电影,而闲逛者行为自身所实现的如同电影转录:

为什么不能从巴黎地图中制作出一部令人兴奋的电影呢?从其在时间进程中展开的多变面貌中?从一个世纪长的街道、拱廊和广场的运动浓缩于半小时的空间里?闲逛者做的事情与这些有什么不同吗?[7]

虽然本雅明对闲逛者的兴趣是对一个完全属于十九世纪,而不是二十世纪的现象的兴趣,但闲逛者具有既揭示过去面貌,也可用以分析未来特定关键要素的用意—— 闲逛者既提供了探讨现代性出现的可能性,也可以探讨一些预示。于是,本雅明最著名的文章《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8]没有提到闲逛者和巴黎拱廊,然而却全神贯注于存在于现代体验中心的意象及其多重性和变形性。

如果试图把海德格尔放在意象的现代城市定位中,我们马上就会发现他和本雅明处于相反的位置。的确,海德格尔自己的文章《艺术作品的本源》[9],最初作为演讲先于本雅明的著名文章。这篇文章坚持艺术作品作为作品在某种程度上的独一无二,看起来与海德格尔在他的“外省”演讲中强调事物的孤寂是一致的。不仅海德格尔的文章回过头来提到了前现代的希腊样式,一个屹立于自然风景中的作品,而且聚焦于作品自我屹立的在场,聚集世界和大地于此的方式。这篇文章看起来站在与本雅明相反的立场上。本雅明揭示了对作品独一无二性和孤寂的解构,这作为其复制和意象增殖的结果而出现。很难以闲逛者的角色想象海德格尔,把它想象进电影里也很奇怪。原因是相同的:闲逛者和电影都不考虑让事物单独在场的“栖居”(看起来与本雅明偶然使用的这个概念形成对照的栖居);闲逛者和电影都持续推着我们向前,远离事物,进入持续飞逝的意向和印记。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术语,无论我们与闲逛者一起漫步街头还是坐在电影院飞逝的意象面前,我们都浸入了匿名的“常人”(das Man)的世界——分散、替换、迷惑——从字面意义上,在闲逛者的情形下,在拥挤的世界里。

由于城市看起来基本上与匿名的分散、运动和增殖相联系,由于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运动和增殖与对存在的“遗忘”,对事物的在场的“遗忘”相联系,而这正是现代性的特征,所以城市一定是这些遗忘的基本场所——而本雅明可能是其最谨慎的追随者。但在此,每个人都要谨慎对待自己的结论。我认为,把本雅明作为海德格尔也许会被认为存心提到的这种“遗忘”的例证将是严重的错误,虽然本雅明确实对“遗忘”做出了回应和自己的理解,这里遗忘所在之处与我们在海德格尔那里所看到的是不同的。对事物的在场和接近性的关注,在本雅明那里也可以看到,但其追求正是通过全神贯注于意象,其增殖和浓缩,甚至作为其残余的“痕迹”:“痕迹是接近性的表面形态,然而进一步抹去了事物,使其隐藏于可能性之后……在痕迹中,我们获得事物的潜力。”[10]在本雅明那里,海德格尔指出的问题“事物在场的接近性”并未缺席,也没有被忽略,其通过特殊的都市空间和场所被探讨,无疑显现了现代性的特征。比起海德格尔提及的乡村风景,这里事物的表面形态并不缺少可能性和意义,虽然表现形式看起来有所差别。

如果说本雅明工作的重点在意象上,意象同时可以被作为事物在场或者缺席的一种模式来理解。如果理解为事物在场的一种模式,意象从来不是一个单独意象,而总是多重的,或许可以说,为事物经常具有的的特殊多样性的出场提供可能性。如果将意象看作事物的替身,同时将意象视为单一的而非多重的,意象就转而远离事物,至少将事物凝固于单一的在场,而实际上失去其多重性。使意象的增殖成为可能的——无论通过穿越城市街道的运动还是电影作品——是一种方式的实现。这种方式让事物除了自身的必要损失之外,总是支持多重意象。这样,意象可能通过单纯集中注意力于看起来孤寂的事物,引领我们回归事物;也有潜力通过促进事物身份标识,其具有存在于其出场的任何时候的简单表面形态的特征,引领我们远离事物。海德格尔可被视为抵制对事物的遗忘,无论其源自仅将事物作为其当前在场的标识,还是以单一的表面形态在场;他也抵制可能通过意象的增殖而出现的事物的损失。然而,海德格尔不去关注,而本雅明也许会使我们恢复关注的是事物在其意象的多重性中的持续在场,以及在如此增殖中,唤醒事物自身可能超越单纯在场或单一意象的潜力。

在本雅明那里,事物在场的突显途径不仅通过关于事物的意象的增殖,也通过循其痕迹重新捕捉事物的可能性。于是,在复杂并被持续重写的城市肌理中记忆的凝固,承认了事物的曾经在场。这些事物以注意到事物之为事物的方式,通过其保存下来,或仅仅作为痕迹或记忆的途径显现或重现。虽然时间可能造成损失,但通过城市可能适于以痕迹或遗址的方式保护事物的途径(因为城市不断自我重写的同时保留了一些曾经写过的),还有城市本身通过保持事物的痕迹或遗址来树立自身的特征,提示了事物以这种方式坚持的可能性。本雅明的计划定向于这些痕迹的持续发掘,和在城市的生命中事物的生命的恢复。他通过这么做揭示了事物、空间及场所的复杂特征,在某种意义上与海德格尔并非完全无关,实为栖居。

通过城市街道或巴黎拱廊,或者电影银幕闪烁的画面回到事物的途径,是一条让事物通过深留记忆的,可以说几乎是考古学的方式,在事物、途径和意象的密集积淀中变为可见的途径。事物和思想家一样,即使在其孤寂时也绝不孤单。事物在其世界中的嵌入也许在密集的城市空间里比开敞的郊外会捕捉得更清晰。捕捉这种嵌入的一个途径是解构空间内部与外部的分离——不仅仅在事物会处于其内的空间对立于置身其外的空间,也在存在于事物内部的空间对立于自身的外在性。此外,空间解构一定不只实施于事物,也会实施于发现自己置身于事物与事物的关系中间的人。当闲逛者在外,与其观察对象分开,他观察到的仍然是其自身心智和存在的具体模式的一部分。闲逛者的吸引力也就是正巧在一个人已经认识到是一个梦幻世界的时候还在探索梦境的吸引力。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世界为有自身“所在”意识的存在而显现。在这里,这种世界显现的途径通过其运动于其中,通过事物、场所和区域的多重关联的网络,在关注的时间性中结合,但从其存在方式上永远不能自明。虽然方式差别明显,但在海德格尔和本雅明那里,对空间内部与外部二元对立的解构(并非指其分解)都在于既承认事物和自身展现其作为单一个体的存在,也承认其展现作为根本上世界的多样和多重关联的存在。

事物出现于此的观念总是与多重性相关,虽然海德格尔偏爱孤寂和单一性的语言。这种观念本质上与公共领域的特定概念一致。建成城市的特殊形式是公共领域的一个例证,虽然公共领域不限于此。事物的多重性,及事物通过其多重特征在场的途径,只在其与人的多重关系中才是可能的。这么看来,空间内外的解构不仅仅是区分事物之尊卑的特定空间分隔的解构,甚至不仅是个体自身与事物的关系,更是对个体自身与他人关系的解构。本雅明那里透明性的题目如此突出(他将透明性作为现代性的本质特征),此题目并非被理解为在自我、他者或者事物的损失的方面的透明性,而是在事物根本上的相互嵌入,嵌套到与其他事物的关系这方面,其相互结合且相互牵连。于是,事物的多重性直接与公共领域的多重性相关联,公共领域通过作为单一事物的统一性为其多重性提供了可能。当然,这是一个对阿伦特来说尤其明显的题目[11],但也许可以认为是阿伦特从海德格尔那里拿来的题目,这也是当前的题目,虽然没有本雅明那样清晰的时尚感。城市,作为人类聚集的具体空间,是我们一直参与自我与他者谈判过程的空间,通过彼此肉体存在,包括演讲的肉体存在的关联,通过使我们相互参与到事物的多重在场中使这些成为可能。因而海德格尔会在希腊“城邦”方面谈到城市,他说:

……对希腊人来说,围绕此pole,万物以特殊方式显现。The pole是一个场所,围绕着它,所有的存在正好以如此的方式进入场所存在的领域,显示出其运转和状态……城邦是场所的本质,或如我所言,是希腊人历史栖居的聚落……在城邦和存在之间有一种原始的关联。[12]

在此,海德格尔强调城邦作为人类建立的其自身存在的一个“所在”,其总是属于很多人而非一人的“所在”——在任何简单的风尚中,“所在”也一定是多重而非单一的——城邦也是存在的场所,事物在场的接近性也因此照亮。[12]

事实上,“在场的接近性”中发生于场所中,虽然场所可能通向也可能离开多重性,无论如何,如此的在场总涉及到特定种类的单一性,即使其并非简单的孤立。于是,场所中物的表面形态和自我的表面形态,都以个体内部体验和公共外部体验的方式,既是进入也是从属于此场所的体验,以及可以离开此场所的体验。动态的进出,从属与疏离,在一定程度上明显是闲逛者的体验,但也支持作为海德格尔和本雅明的中心要素的神秘体验。海德格尔自己的“家常”、以及家庭和本源这些语言,看起来常常像是“非家常”、奇异和疏离的语言——在海德格尔那里,关键是看到神秘呈现的方式,即使在最日常的环境——即使在托特瑙堡和梅斯基尔希的家园。

家园这个词,虽然是神秘的家园(像詹姆斯•菲利普斯指出的[13]),不必解释为只适用于在海德格尔的乡村和外省的意象中呈现的世界。对本雅明来说,巴黎和柏林的街道也显现了一种家园,虽然用语可能不一致。于是,本雅明也有工作世界——也许相当于海德格尔小屋的版本——其自我和其工作根植于此。有人也许会被诱导而认为此工作世界是城市,但正如阿伦特暗示的,海德格尔的小屋的对应物,在本雅明那里是自身位于城市景观中的书房或图书馆。[14]当然有人可能把街道当成图书馆,一座意象的图书馆或档案馆,词汇的空间同样作为可以组成图书馆分类的语言,这些方式可以作为本雅明不应被忽视的世界的一部分,但作为本雅明工作世界核心的图书馆是一座真实的图书馆,本雅明读写在那特别的充满书籍的房间,他在那里从事工作,产生成果。

所有思想都带有某种孤寂,对本雅明来说,图书馆构成“孤寂”空间,使思想在其中成为可能——拱廊计划不仅仅进展于本雅明自己藏书(他最有价值的财产)的私人空间,也进展于巴黎的国立图书馆那样的公共场所。与海德格尔所认为的相反,思想在城市中是可能的——虽然城市的空间向思想打开可能显著地在思想的特征上留下印记也是事实,尽管也许并不总是以显而易见或预期的方式。[15]本雅明看起来对他自己思想的图书馆空间的场所有一些感触,与海德格尔自己在托特瑙堡嵌入山景的召唤相反。正如本雅明在《拱廊计划》中关于国立图书馆的文字:

这些献给巴黎拱廊的记录开始于万里无云的开放蓝天下,树叶之上是拱顶;千百万的叶子被细心的微风吹拂,研究者的打鼾呼吸,青春热情的暴风雨,好奇的闲风——它们已经被几个世纪的灰尘所遮盖。夏日亮丽的天空从拱廊下望到巴黎的国立图书馆阅览室,已经梦幻般的展开,遍布无灯光的天花板。[16]

Notes and references
[1]. See Adam Sharr, Heidegger’s Hu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6).

[2]. Martin Heidegger, ‘Why Do I Stay in The Provinces’, in, Thomas Sheehan, ed., Heidegger: The Man and The Thinker (Chicago, Precedent, 1981), p. 27.

[3]. Ibid., p.28.

[4]. Ibid., p.29.

[5]. Ibid., p.28.

[6]. Georg Simmel,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in, Kurt Wolff, ed.,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New York, Free Press, 1950), p. 410.

[7].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trs, Howard Eiland and Kevin McLaughlin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83 [C1,9].

[8]. Walter Benjamin,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in, Illuminations, ed., Hannah Arendt, trs., Harry Zoh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9), pp. 217–52.

[9]. Martin Heidegger, ‘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 in, Julian Young and Kenneth Haynes, eds and trs, Off the Beaten Trac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56.

[10]. See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op. cit., p. 447.

[11]. See, for instance, Arendt’s discussions in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 50–8, esp. p. 57, as well as pp. 199–200.

[12]. Martin Heidegger, Parmenides, trs, Andre´ Schuwer and Richard Rojcewicz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9–90.

[13]. See James Phillips, Heidegger’s Volk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4]. See Hannah Arendt, ‘Walter Benjamin 1892–1940’, in Men in Dark Tim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68), pp. 176 and 194.

[15]. One may argue, of course, that Heidegger does not deny the possibility of thought within the space of the city, but is instead concerned to criticise a certain deadening of thought that takes place within modernity, something that is also the focus of the famous discussion of Das Man in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trs, John Macquarrie and Edward Robinso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2), §27, H126ff, and that is briefly taken up by Hannah Arendt in the Preface to Men in Dark Times, p.ix, as well as in the essay ‘The Concern with Politics in Recent European Political Thought’, in, Jerome Kohn, ed.,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94), p. 433. So far as Heidegger’s comments in the ‘Provinces’ essay are concerned, it is important that the particular context of that essay should not be overlooked, namely, his resignation from the position of Rector at Freiburg, and the way that might be seen to play out in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call of public life and the call of thinking as presented in that essay.

[16].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op. cit., pp. 457–8 [N1,5]. W. G. Sebald, a writer who has much in common with Benjamin, has one of his characters, Austerlitz, speak eloquently of the same strange place in the rue Richelieu: ‘In the week I went daily to the Bibliothe`que Nationale . . . and usually remained in my place there until evening, in silent solidarity with the many others immersed in their intellectual labours, losing myself in the small print of the footnotes to the works I was reading, in the books I found mentioned in those notes, then in the footnotes to those books in their own turn, and so escaping from factual, scholarly accounts to the strangest of details, in a kind of continual regression expressed in the form of my own marginal remarks and glosses, which increasingly diverged into the most varied and impenetrable of ramifications. . . . [M]y mind often dwelt on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re in the reading-room of the library, which was full of a quiet humming, rustling and clearing of throats, I was on the Islands of the Blest or, on the contrary, in a penal colony . . .’; W.G. Sebald, Austerlitz (Harmondsworth, Penguin, 2001), pp. 363–5.

作者:Jeff Malpas,University of Tasmania哲学教授译者:刘涤宇,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博士后编辑:朱小朱,Marshland版块编辑校对:宋韬,法学硕士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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