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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现在叫自己“女性主义者”是一件很傻的事?|海外汉学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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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当代中国,“女性主义”似乎走到了一个死胡同,很多人,无论是男性、女性还是其他性别者,都对“女性主义者”这一称呼避而不见。显然,这是一种“女性主义”被“妖魔化”的行为。然而 ,在反思其被“妖魔化”的现象时,仍有几个问题需要思考:

  1. 除了归因为“直男癌”的冥顽不灵外,我们是否有考虑过,“女性主义者”这一标签本身,就暗含了某种男性的话语霸权以及父权制的话语逻辑?
  2. 我们是否不应该再拿“女性主义”充满父权特色的词汇,来称呼自己?(比如说,很多男性断然不会称自己为“女性主义者”,因为这个词在生理上就已经标志了男人和女人存在对立和本质差异,并假设了男人必不能成为“女性主义者”,即使在很多情况下,真正的女性主义思维方式对男性同样受用)
  3. 除此之外,我们又该以何种方式实现属于女性的个体解放呢?有真正的替代方案吗?

伴随着这几个问题,让我们一起来看文章吧。

为什么没必要再用“女性主义者”自称?

杨松林

在大陆的时候,我曾见过两种自称为“女性主义者”的人,她们的言行举止,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代舆论对“女权主义者”种种批评。第一种“女性主义者”热衷于反动和特立独行。她们永远将“女权”、“压迫”挂在嘴边,无时无刻不记着要在从形式到内容的方方面面“反叛”,剪短发,穿男装,秀肌肉,滥交,似乎只要对自己的女性特征进行刻意反动,向“当权”的男性学习,就能做到平等,做到平分权力的可能性。

有时候,某种具备男性特征的女性主义,对女性个体解放的危害更为严重

与前者相反,第二种“女性主义者”虽然也无时无刻不在提及“男权压迫”,但她们更多的,是以矮化他人为手段实现主体认知。在她们眼中,男人“没一个是好东西”,而反叛的第一种“女性主义者”则年轻气盛不成熟。她们认为,真正的“女权主义者”应该全面夺取男性的权力,让男性臣服于自己,而女性在原初“性”的(sexual)吸引力,便成为自身所谓“资本”。于是,看着男人对其的仰慕和趋迎,纷纷拜倒在其石榴裙下时,她们似乎也在恍惚间获得了某种拥有“权力”的快感。
只是这些权力的快感,均基于他者视角,通过与男性的对比而实现;也因此,所谓的“女性主义者”,最终都不过是“男权主义者”的变体罢了。
但为什么,这些自称继承前辈良好学术和行动传统的“女性主义者”,却在用行动不断破坏着“女性主义”这一招牌?或者说,给自身命名为“女权主义者”这一行为本身,她们是否就已经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用性别反性别”其实是一个陷阱
当不断提及自己“女性主义者”的身份时,她们实质上在暗示什么?
是强调一种自己作为“女性”而不同于“男性”的的主体性,还是将这种来源于他者而确立的主体性,通过一种“主义”或者类意识形态的方式表达?

也许都有吧。在我看来,当一个人不断强调自己作为“女性”这种源与男性存在“差异”的身份时,她很有可能已经默认了某种“男性/女性”二元对立的规则(norm),以及其主体性必须处于某种等级和比较中才能被解读和认识的假设。换句话说,当她说出“我是一名优秀的女性主义者”这一话语时,她很有可能已经确认了自身是男性的“他者暗示”,并通过强调自己的“相对特殊性”来获取身份独立;只是这样的独立和平等,很有可能只是某种“假象”。

用人话说:“在说自己是一名优秀女性时,你就已经在给自己贴上性别的标签;也因此,别人了解你,须通过你作为一名女性的角度观察,而你作为一名女性的事实,显然并不能概括和代表你的一切。可一旦自我标榜为‘女性主义者’,别人就很可能仅从女性这个角度出发,而不是把你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形式认识你。”


当下女性主义受到的非议不仅局限在中国大陆,各国对于女性主义的批评让其发展不断受阻

更为重要的是,当她们将“女性”这一语词通过某种“主义”或者意识形态加以表达,其背后根源于“父权社会”的等级、二元的话语假设将被更加深化。也因此,上述两类“女性主义者”,在一个对等级、二元充满崇拜的父权社会里,使用着父权制的逻辑假设,无论是对“男权”的“女权”反动,或者对“反男权式女权”的再反动,或者说无论是反叛,还是对反叛的再反叛,最后的结果,必然还是在同一个逻辑圈子里打转。

还是用人话说:“我反你,可我用的是你反我的方式来反你;他反我,也是用的你的方式反我;所以连反叛的方式都千篇一律,怎么可能做到真正的反叛呢?”

这也就解释了当代中国某些充满精英色彩的现代男性,都选择以不否定甚至支持“女性主义”的方式展现自己的“通情达理”。

正如北京大学戴锦华教授说的那样:

“当你们还年轻,当你们还美丽,当你们的皮肤还娇嫩,当你们成功由于种种原因进入到了较高的社会阶层和较高的社会阶层,当你们在文化界当中——文化界的大部分男性知道暴露自己的男权主义立场是没教养的。
注意了,他们不是真的就认同了女性主义的观点,而仅仅是不暴露自己的“男权主义”立场。我比戴老师说得更激进些,之所以众多“直男癌”精致而狡黠地选择不表露自己的态度,不仅是为了防止暴露立场,更重要的是,他们明白了解,现在所谓的女性主义,都不过是遵从父权逻辑的“伪女性主义”;男性无需正面对抗,对方就会最终因其借助他者获取的主体性意识之不稳定性,而变得焦躁不安而最终败下阵来。

看看中国前两种“女性主义者”的艰难处境,大伙儿自然明白这一道理。

著名后殖民理论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在其代表作《属下能说话吗?》(Can Subaltern Speak?)中就女性无法得到话语权的原因予以了剖析:

“在父权制与帝国主义间、主体建构与客体形成时,妇女形象消失了,不是消失在原始虚无之中,而是消失在一种疯狂的往返穿梭之中,这就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第三世界妇女’被位移的形象。”

概括地说,当妇女所谓的主体性,需要通过停留在父权制度内,主客体建构中“二元对立”的方式才能得到表达,其真正的主体和自主性,其实根本无法被确认。也因此,属下群体,或者说弱势群体,不可能得到说话的机会。

2. “性别陷阱”的哲学解释
更深入的问题在这里需要被提出:为什么,这些所谓的“女性主义者”无法逃离父权社会的逻辑系统?无论是反叛还是对反叛的再反叛,最终的结果都还是原地打转?
在回答时,我需要借用一下法国著名哲学家,被称为“后现代之父”雅克拉康最著名的“镜像理论”(Mirror Theory)。

拉康认为,人的意识来自与婴儿前期的某个神秘瞬间,也就是弗洛伊德所阐释的“俄狄浦斯”阶段。在这一阶段,婴儿对于自我的确认,是需要通过镜子中自己的影像形成;而这种影像的确认,一般都是一种从“他者”到“自我”的过程

婴儿只有通过镜子认识到了‘他人是谁’,才能够意识到‘自己是谁’。‘他人’目光也是婴儿认识‘自我’的一面镜子,‘他人’不断地向‘自我’发出约束信号。在‘他人’的目光中,婴儿终于将镜像内化成为‘自我’。”
孩子的自我认知,一般都从镜像开始所以说,这种通过他者确认自我的行为,也许并不如上述描述般仅仅归咎于父权社会,而很有可能如镜像理论所描述般,是一种人的潜意识行为,是一种本能吸引力所趋向的行为。

但这种本能性行为在遵从“丛林法则”的父权制度里,尤其是现代性这一父权社会的最新形式中,会被进一步发酵;也因此,强者容易会形成对他者的比较和矮化,产生某种直接或非直接的现代性暴力

举个例子,萨义德在《东方学》里曾强烈批判“西方中心论”对于东亚、中西亚这些地区的矮化。但与此同时,他强调的要建立“东方主义”的说法,本身就是一种对“西方-东方”二元对立暗示的确认,以及对二者比较的偏好。无论是东方学还是西方学,最后都归结于某种“中心论”;而也正是这种“中心论”,暗含了对等级及二元对立的假设,最终走入死胡同。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矮化很可能不仅仅停留在学术层面,而已经在社会上有所体现。比如现在很多美国人对于中国人的“异类偏见”:矮,勤劳,无底线,水深火热;或者中国人对美国人的“他者想象”:有钱,白人高贵,社会混乱。这些刻板印象(stereotype)的产生,处处暗含着“二元对立”假设。

又比如美剧《盲点》里关于“温州话”的这一段台词:

回过头来看,把东方主义的道理放在女性主义上同样适用。无论是男性主义还是女性主义,其都假设了这个社会只存在两种声音,所以他们的表达都是只能让单一声音发声;而这一声音,通常都以被预定为“强势”的一方发出,弱势的一方,无论反抗还是对反抗的再反抗,最终都逃不脱失败的命运。
雪上加霜的是,当这些人坚持以“女性主义者”自居,并多次在话语上强调自己的身份时,很有可能,他们已经将自我矮化为他者;经过重复,她们将这种逻辑从更加深入的层面融入到自己的思想中,要想再逃脱这种父权逻辑,就更困难了。
所谓“习惯成自然”,也许就是这样吧。
3 “酷儿”理论超越性别的尝试与失败
分析完那些通过话语标示自己为“女性主义者”的行为最终只会危害到真正的“女性个体解放”后,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反思另一个问题:“我们是否有可能跨越这种二元逻辑和等级假设,实现真正的个体独立?或者说,只要对这种二元逻辑予以反对,是否就能实现真正的女性解放?”

也许朱迪斯·巴特勒教授的“酷儿”理论是解决之道?

这位来自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的知名女性主义研究权威,曾如此解读其一手创立的“酷儿”理论:

“人的性取向是流动的,不存在同性恋者或异性恋者,只存在此一时的同性间的性行为,以及彼一时的异性间的性行为,只存在着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酷儿理论认为人在性行为与性倾向上均是具有多元的可能的。”
可以看出,酷儿理论有几个重要的特点:
1. 向异性恋和同性恋的两分结构挑战,向社会的”常态”挑战。
2. 向男性和女性的两分结构挑战,向一切严格的分类挑战。
3. 颠覆以往的同性恋正统观念。
换句话说,“酷儿理论”欲在更高层面,对二元和等级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挑战,其希冀于全面完成对整个父权逻辑体系的反动,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个体解放。

理论上讲,对父权的反动,是一种本质的反动;若能成功,自然而然便能导向真正的平权。可问题就在于,一个主体性的建构,既是一种话语和逻辑行为,更是一种社会行为。在个体意识上的苏醒,只能在个体层面造成解放,而若想形成一种集体趋势,就不能忽视这种社会性因素。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能看出“酷儿理论”在社会层面思考上的缺陷。回到“酷儿理论”这一语词本身,“酷儿”英文为“queer”,翻译过来是“怪异、奇特”的含义;虽然为了反讽,效果其实并不显著。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他们缺乏这种社会层面对主体话语变迁的思考深度。支持这一理论的群体把自己命名为“酷儿”时,其本质也蕴含了某种“正常/非正常”的二元话语霸权;这显然是“酷儿理论”者没有去考虑社会上更为广阔而深入的二元性所造成的,自然也怨不得别人称其为“奇葩”。


多伦多大学的酷儿群体,将“酷儿”上升到一种宗教的高度,并加入很多朝拜的形式

再用人话说,“一个群体,想去反叛社会规范,又期盼在原有社会秩序中获得承认,却从不对语词以外的社会关系进行深入的思考,最终只能变成一个愤世嫉俗(cynical)的‘奇葩’。”
4. “女性主义者”的正确打开方式

有人也许会问,女性在历史和现当代遭受到男性“压迫”是客观事实,不管如何超越“二元”都无法否定,而如果不提“女性主义”的说法,是否就无法让人认清女性被压迫的真相?

我的看法是,首先,女性的被压迫是客观事实这确实毋庸置疑;其次,“女性主义者”甚至“女权主义者”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激烈方式来达到社会对这一问题的深刻认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问题在于两点:1、某些“女性主义者”真的就没把方法论看成价值观?换句话说,她们以“女性主义者”自称,真的只是一种策略性提法? 2、现在真的还需要不断重提女性遭受男性压迫吗?难道这不早已经是我们思考的一个基础和假设?难道现在,尤其是现当代中国,不应该跳出“找男性压迫”的肤浅路径,从更广的脉络反思造成这种压迫的社会性原因与可能暗含的资本逻辑吗?

也许一种更为平和,却更为复杂的思考方式更为重要。

正如新泽西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著名女性主义学者琼·瓦拉赫·斯科特在其代表作《社会性别:历史分析中的一个有效范畴》中所提到的那样:

“所谓的女性主义,不如说更为中立的性别研究(gender study),其不仅应是社会研究中的某一切入口,还更应为社会科学分析的主流范式以及研究核心。”
换句话说,性别研究史,而不是女性研究史的建立,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描述女性或者某一性的历史,而更多的主旨追求,在于阐释历史,是如何通过这些不同性别者,男、女、双性、无性等等的互动最终形成。性别研究,不仅仅是一个描述性的事实,还是一个研究性的范式。
也许,当我们不以等级的观点来认识女性,不以进步观点局限女性,不以分类矮化女性,女性,男性,双性、变性以及其他,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得到解放。
但你或许还会说,学术太复杂,我就只想安安静静地做一名“女性主义者”,怎么办?如果就个体而言,我的建议是“积极的相对主义”:找到最适合你,最属于你的方式就好,如果你不想当个女性主义者,就没必要非得逼着自己当,违心的行为不做也罢。但前提是,你能坚定自己的选择,同时承担选择所带来的种种非议和后果。
酷儿团体宣传海报充满对抗性,这其实并不有助于实现其真正的独立和自主性表达

若你除了个体需求外,还有某种社会责任感或群体责任感,想通过和别人的争辩和解释,为自己的群体正言和消除误解,就请不要再自己定位为“女性主义者”,甚至是“酷儿主义者”。在使用语词时,如果不去考虑社会后果,自身的表述很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对自己不利,更对同处自己立场的群体不利。
有时候,说的好,真的没有做的好。
5. 放在最后的话
最后借公号“KnowYourself”里的一段话来阐释坚持女性个体解放,或者至少是我幻想中实现女性个体解放的群体形象吧:

KnowYourself
“我们为什么要谈女性主义?”
“不管出生时生理构造有什么样的差异,一个人,可以自由的选择自己想穿什么衣服,留什么发型,有什么爱好,是什么性格,从事什么工作,爱什么人,生不生孩子——这些事情都可以随意组合。一个穿裙子的人,可以性格特别阳刚。‘男、女’这个性别观念会消失,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我们不能粗暴的将他们硬生生地划分成两类。当然可能有很多个体依然会选择呈现出很符合当前性别刻板印象的状态来,但那也是他们主动选择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从一出生就被这个社会潜移默化的教育,可能到死都不会去质疑这些被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总之,在理想状态下,个体的选择权能够得到最大可能的尊重。”
当一个人,无论性别、种族、肤色、宗教、阶级,最终都以一个独立个体的方式被尊重和被认可,而不是以某一标签以偏概全,这个人便得到了真正的个体解放。至于女性主义的标签,你可以有,我也可以有;不需要刻意不断用话语重复来求得虚伪的平等,就用实践来证明一切吧
参考
  1.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Can Subaltern Talk?
  2.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3. Joan Wallach Scott,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4. Jacques Lacan, Mirror Stage
  5.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6. 杨庆祥:《80后,怎么办?》
  7. 戴锦华,孟悦《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
作者:
杨松林,多伦多大学东亚系硕士在读,“海外汉学与反思”版块编辑
编辑:
杨贵,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编辑
校对:
宋韬,法学硕士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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