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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评|面对施派,请保持清醒理智的态度

 

 

★本文由一些思考片段整理而来,原载于“中国好青年”微信公号,微思客经作者Phronesis授权转载,图片源自网络。

面对施派,请保持清醒理智的态度

Phronesis

1 施特劳斯在欧洲和在美国,有着不同的面貌;在西方和在中国,也有着不同的面貌,中国当今的许多问题不是由现代性引起的,相反是现代性不够所引发的。我们有着自己的思想处境,理论处境,问题处境,时代处境以及历史处境,这是必须要把握住的。施特劳斯的思想主张对现代性,自由民主和所谓的虚无主义进行批判,要回归古典哲学,培养和塑造人具有高贵的品性。这在欧洲具有对现代性纠偏的作用,然而,欧洲具有强大的思想传统,施派的思想不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它是一副对西方的现代性进行纠偏的清醒剂的面孔。但在美国,美国的历史和传统都要短一些,没有像欧洲那样深远的思想传统和政治传统,施派的思想会是单纯地对自由派思想的否定。尽管施本人说自己是自由民主的朋友。如果走入现实,进入实际的政治实践层面。会带来实际的伤害。但如果我们把欧美和中国再来做一个对比的话,西方世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着强大的自由民主的传统,这会对施派构成束缚和限制。而在中国呢?我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自由民主都没有深入人心,启蒙在中国是未完成时。这时要在中国批判现代性,批判自由民主的理路,要回归到所谓的中国的古典,那我们的古典,我们的传统有什么呢?专制有很多,但自由民主可是几乎一点儿都没有。反过来,专制可是有很多。圣人之知也有很多。以各种理念之名义塑造新人的尝试也不少。那这样的话,在中国批判现代性,反自由民主,自然只能走向自由民主的反面。但是,如果他们不是走向真正的中国古典,不是走向孔孟老庄呢?如果只是以此名义走向极端的民族主义,走向意志原则和领袖原则,是走向血与火呢?如果他们是走向政治决断论,是在与毛左派合流呢?而刘和丁前些年写的几篇文章,却有此嫌疑。中国的施派不断地讲他们眼中的高贵性,古典美德和血气,爱欲这些东西。但另一方面他们批判普世价值,人权,自由民主等现代性价值。如果作者和读者双方没有深厚的理论素养从而对自己的理论和理解设置一道防御性限制的话,这种主张在中国会变形成什么样子呢?反正,在二战前,德国人就普遍认为英法等国的人权自由平等思想是粗鄙的,他们推崇德意志的历史和传统,推崇领袖和意志原则,相信强力,喜欢浪漫化的血与火的原则。但其实,施特劳斯本人本来是要对纳粹进行反思和清查,而他的思想在中国却有可能导向他想反对的结果,所以我才说,施派在西方和在中国,也有两副面孔。如果这种状况真得出现了,是件吊诡的事。

2 根据我的观察,发现国内很多的施派爱好者,大多同时也是民族主义者——有的走的还很远,也是相信集权甚至是极权的毛左派,同时也是文化上的守旧派——某种意义上的文化原教旨主义式的保守主义者。他们惧怕和痛恨现代性,差异性,多元性和异质性。他们即使不是自由的敌人,但也不是自由的朋友。这种姿态和施特劳斯本人的观点相去甚远。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反对古典哲学和古典德性。事实上我不仅不反对,而且很喜欢。我这么说也不意味着我反对施的问题意识,我想提请大家注意和警惕的是,施派思想在中国的影响史和效果史。

3 自19世纪中期以后,“危机”话语在德国思想界中就不断出现,这既有外在变更的现实原因,更多地则是来自理论和思想自身内部的困顿,比如有“方法论的危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方法论之争),有学科基础的危机(比如心理主义与现象学之争),有价值观和信仰的危机(比如尼采的上帝死了与重估一切价值),有科学的危机(比如胡塞尔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等等,就德国范围内而言,20年代之后还有巨大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政权合法性与正当性)等等。就德国而言,当所有的危机积聚起来,与历史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意志与领袖原则等观念结合,就进入了浪漫化的“政治决断”时刻,政治决断论应运而生。那么?谁能具有伟大的决断能力呢?按照德国人当时的思路,当然是要由承传了伟大的民族传统的,具有坚强的意志决断力的,能带领德国人赢得自由的主权决断者来进行决断了。可是结果却是纳粹与希特勒的上台。

4 关于德国纳粹的上台,原因可能有很多,比如一战后背负大量外债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崩溃,比如维玛民主的脆弱,纳粹党的狡猾,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软弱等等。但除了这些理由外,德国当时盛行的极端的民族主义,历史主义以及对领袖,意志原则的推崇也是非常重要的文化土壤。关于历史主义,下面的图片截取自我的博士论文中的一个注释。关于极端的民族主义,追溯到德国古典哲学是不恰当的。要知道,无论是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还是洪堡,都是有着世界主义取向的。之所以后来越来越狭隘,和德国后来的历史主义传统密切相关,但这种历史主义传统不是赫尔德,洪堡和黑格尔的历史主义,而是兰克,德罗伊森,李凯尔特等人的历史主义。与英法等国主张的人权自由平等等普世价值相比,德国人更推崇的是具有民族特色和传统特色的地方性价值和历史性传统,他们喜欢的是乡根故土,血与火的意志原则还有代表崇高和伟大的领袖原则。而这些都是历史性的,要到历史和传统中去寻找。然而,一旦历史中不再有目的,意义和价值,历史主义原则演变成历史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那么,政治决断论登场后会更进一步巩固前述的诸种原则。因此,德国的悲剧更主要地应该从德国古典哲学之后去寻找。

5 不得不承认,今日政治哲学乃至围绕现实问题的一些根本性分歧和争论,背后都有古今之争的影子,甚至就是古今之争。是在good与right之间究竟何者更为优先、是“最可欲”与“最相关”(见周濂老师的文章)究竟何者更为优先的问题。各种争论的根本分歧只是在于,究竟选择站在哪一边的问题。但是在选择之前,我认为我们需要培养自己深厚的理论感和健全的现实感,要能够一方面仔细地爬梳理论,另一方面充分地把握现实拓展自己把握到的现实的广度和深度,并在二者之间进行反思对照。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反思和批判的勇气,要向真理(真实)保持开放,而不应该仅仅向我们自己能接受或认同的观点或立场保持开放,我们切不可用自己的立场为自己划地为牢。

6 狄更斯在《双城记》的第一段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用他的这段话来形容今天的时代最适当不过了。一方面是一切显得是那样的繁茂昌盛,欣欣向荣,人们到处讨论着创新,创业还有机遇,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百年来前所未有地高涨直至爆棚,处处洋溢着暴发户般的自信、骄傲、敏感和傲慢。这种感觉从首都延伸至西部的县级市,从国内延伸到国外。然而,另一方面人们却在窃窃私语,讨论着预言着各种各样的“危机”,譬如经济的危机,转型的危机,增长方式转变的危机,合法性的危机,文化的危机,方言的危机,生态的危机,教育的危机,健康的危机等等。一方面,几乎所有人都对现实感到不满,觉得自己是被牺牲者,是被侮辱和被损害者,但另一方面却从不认为自己该承担责任,在自认自己只是普通的小老百姓的同时总是希望其他人站出来承担更多的责任,然后默默地站在旁边以事不关己的姿态准备看热闹。一方面,人们不断地去指责“公知”,“律师”和“记者”,而另一方面,当自己利益受损时却又在埋怨这些人不出现。一方面,似乎权力已经失去了对社会的控制,尤其在基层。而另一方面,权力似乎又无处不在,无孔不入,而且管控似乎又在增强。一方面,曙光似乎已在天边显露,另一方面,变种的回头路似乎也有可能。可是,在即将到来的社会大势面前,读书人又能做什么呢?我想答案可能有很多,但最起码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底线,原则和良知。

作者 Phronesis,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现为高校教师

编辑/童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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