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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古客| 性/别化的种族歧视:后殖民女性主义的观点(上)

本图文原载于书《巷仔口社会学》。感谢该网站编辑授权微思客推送。如果需要转载,请联系该网站编辑,http://twstreetcorner.org/2015/06/23/yangchialing-2/

 

性/别化的种族歧视:后殖民女性主义的观点(上)

杨佳羚/高师大性别教育研究所

这是一篇拖延许久的文章,起源于法国查理周报编辑总部被攻击的事件(结果不小心写长了)。当时许多台湾人响应「我是查理」运动,反对暴力攻击及捍卫新闻自由;但也有人讨论该案的复杂性,包括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对穆斯林国家的侵略与压迫(赵恩洁的在巷口的旧文看不见的恐怖攻击很值得再重新阅读)、查理周报对穆斯林的仇恨言论与种族歧视(详见赵恩洁在番石榴人类学的言论自由与排外歧视的界线或者放在法国历史脉络下来理解「查理周刊」的言论自由(参考陈逸淳「嘲讽的自由:查理周刊式的自由是怎么样的自由?

面对这样子的种族主义问题,我想在本文进一步探讨的,是将查理周报以性别议题为嘲讽主题所涉及的种族歧视,置于西方「性/别化的种族歧视」(gendered/sexualized racism)脉络中。




01

【查理周报刊登的穆罕默德画像不能仅仅以言论自由角度来看待!】

何谓「性/别化的种族歧视」

所谓「性/别化的种族歧视」,概念主要来自Philomena Essed 及 Avtar Brah 提出的「性别化的种族歧视」(gendered racism)。但在内文中我将「性」与「性别」分列却同时并置在「性/别化的种族歧视」一词里,是因为我更想突显这类种族歧视不只用「性别化」(gendered)或「性化」(sexualized)的方式歧视另一族群,或让另一族群的男女承担不同种族歧视的后果;也包括西方国家以特定性别议题或性议题为名,进行种族歧视的现象。

Essed 的研究以交织性(intersectionality)的方法检视美国日常生活的种族歧视,发现黑女人所经历的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sexism)往往密不可分。例如,黑女人遭性骚扰时,常和黑女人在美国黑奴史中的「性欲高张」(hypersexual)形象相连结,主流社会以责备受害者的方式,认为黑女人被骚扰只是「刚好而已」;又如,雇主认为黑女人天生就适合打扫的工作,这也是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交织的展现。

在Brah的文章里,「性别化的种族歧视」意指「种族歧视向来是性别化的与性化的现象 (a gendered and sexualized phenomenon)」。例如,被压迫族群的男性会以「具有女性化的特质」的方式被种族化(像是「东亚病夫」),而被压迫族群之女性则被再现为具有男性的特质(像是黑女人「太过强势」、「不像女人」)。而它也不只是歧视,还包括欲望等等矛盾情感:例如西方一方面认为「东方」缺少一切西方所拥有的东西;但另方面,又对「东方」有许多异国情调的爱慕与遐想,包括想窥视阿拉伯闺房(harem)、侵略永远带着强烈性暗示(「探索」非洲「处女地」)、或是好莱坞影片里美丽神秘的东方女间谍(但最后总会因为爱上西方白人男主角而任务失败),都是这类「又爱慕又贬抑」的矛盾展现。

Martin Barker 提出「新种族歧视」(new racism)的概念,认为旧式种族歧视主要基于生理差异,但新种族歧视则用更幽微的形式,以文化之名做为种族歧视的基础,也就是「文化歧视」(cultural racism)。但Brah认为,新种族歧视也不算「新」,因为殖民帝国早就都声称被殖民地的文化野蛮落后,以合理化殖民帝国侵略及统治的必要性。因此,Brah认为西欧的新种族歧视不只一种,而它之所以「新」,乃是在西欧的新自由主义论述中,将文化自然化,并与性/别议题交织。

02【种族歧视经常交织着国族主义的语汇在里头】(CC Flickr:abuaiman/4739468821 )

◎以女性解放为名的「性/别化的种族歧视」

早在1980年代,英国黑人女性主义者 Hazel Carby 挑战白人女性主义设定的核心议题时就提到,亚裔女孩总被认为是受到「东方家庭」压迫的受害者,像是受到「大家庭」的压迫(意思是:只有西方核心家庭才是「现代」又「进步」的家庭形式)、常常行动受限、又被父母安排的婚姻早早嫁掉。如果有看过《我爱贝克汉》这部电影的人,应该对这样的亚洲女孩形象并不陌生—影片中出身印度家庭的女主角,就是被家里管得死死的、母亲总是看不见她的球技,只在乎她在观众面前露大腿、还认为她踢足球让家族蒙羞;当她在跟足球队员聊天时,也要强调自己的姊姊是恋爱结婚,不是「相亲婚姻」。

当我还没受后殖民女性主义洗礼之前,常用这部片来谈体育与性别,以及女主角的家庭如何用宗教与传统文化限制女儿的发展。然而,我再重读黑人女性主义者的著作时,才惊觉自己过去的立场竟然和西方白人女性主义站在一起,透过建构「传统移民家庭」的形象,来显示西方社会的「解放与进步」。而这里的优劣对比还包括下列分属两边方框的一大串:

印度家庭厨房

英国足球场

家族式羁绊

个人式成功

走传统的路结婚生子的姊姊

选择远走高飞圆梦的妹妹

相亲婚姻

自由恋爱

抱着被歧视的伤痛自怨自艾的父亲

成功融入英国社会的女儿

=传统移民家庭与不快乐的移民

=进步的西方社会与快乐的移民二代

【我爱贝克汉影片所传递的东西方二元对立讯息】

如果说,表格中左半边所呈现的都是负面的,却又刚好「专属」移民家庭;而右半边都恰恰展现西方社会,这样的「再现」并非「巧合」,这样的故事也不只是单纯「代间冲突」的故事、也不只是「自立自强有信心」的女孩努力让自己摆脱家庭束缚的故事,而是再次地强化了「移民(或东方)=传统、落后、压迫」vs. 「英国(或西方)=现代、进步、解放」的对比。而影片中因受歧视而怏怏不乐的父亲,必须停止诉说遭受种族歧视的伤痛、像女儿一样努力跟白人成为好朋友、藉由体育活动融入英国社会,才会得到「幸福」(详见 Sara Ahmed 对本片的分析)。

◎做为瑞典国家主义的性别平等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像《我爱贝克汉》这类貌似谈论性别平等议题的影片,却夹带对移民家庭的刻板再现,这其实正是「性/别化的种族歧视」的幽微之处。也就是说,不像二战时期德国纳粹一样赤裸裸地以种族差异为基,运用人种生物学「证明」犹太人次人一等、并以屠杀方式展现种族歧视的暴力,「性/别化的种族歧视」反而是以谈论性别议题的「进步」之姿,强化对移民家庭的贬抑或病理化的描述,或甚至让英国种族歧视「灭音」—因为移民的失败是他自己不融入、不够努力,而非带有种族歧视的主流社会的错;要改变的是移民个人,而非主流社会的种族歧视。这类「归咎个人」的论述,正是新自由主义的特征之一。

《我爱贝克汉》这部电影之所以选择足球做为女主角的运动项目,乃因为足球不只是运动,还象征着国家主义;就像贝克汉不只是足球明星,也是国家英雄。在英国官方关于多元文化社会的报告里,也建议以足球做为小区融合的一种形式。而向来被认为是「全世界最性别平等」的北欧国家,「性别平等」则成为其国家认同的重要符码,使其文化种族歧视与性别议题结合,而形构出「性别平等」的「我们」vs. 「父权、保守、落伍」的「他者」。

以瑞典2002年一位库德族女性Fadime Sahindal被其父所杀的「荣誉谋杀」(honour killing)案件为例,Fadime因自由恋爱,被认为有辱家风而遭父兄杀害,此案引起瑞典社会极大讨论。瑞典媒体认为Fadime是因为融入瑞典社会,变得「太像瑞典女孩」而不见容于移民家庭;她的丧礼最后几乎以国丧的规格进行。瑞典主流论述认为Fadime的悲剧起因于「移民融入问题」、「文化差异」、「性别平等与多元文化间的两难」。

03

【Fadime已成为瑞典「受害移民女性」的「典型」。瑞典主流媒体同时也在消费她的「美丽」与强化「政治正确的『融入』移民」形象】(andersmoberg676.files.wordpress.com/2014/01/042.jpg)

瑞典左派党党魁Gudrun Schyman(后来为瑞典女性主义行动先锋党的创党党魁)批评这类媒体论述,认为Fadime是「整个父权体制下的受害者」,而非受害于「特别的库德文化」;但她的文章却引起瑞典老牌女性主义者Yvonne Hirdman的批评。Hirdman认为「瑞典女性主义者必须一起来打击这类压迫女性的传统文化,否则就背叛了库德族姊妹」。而瑞典后殖民女性主义者则又批评Hirdman,认为这样谈性别议题的方式会使得「移民文化」成为种族歧视的理由,并且在将某些移民的文化形构为「野蛮」、「传统」与「父权」的过程中,会让「性别平等」彷佛成为瑞典社会「专属」,使瑞典社会大众误以为自己「已臻平等」,不但忽视瑞典国内男性对女性暴力的问题,也在性别议题讨论中形成文化种族歧视。

Fadime案反映了某些对女性的暴力被种族化(racialized)的情况,也就是说,当移民杀害其女儿、太太时,是因为他们国家或族群的「传统父权文化」;但如果是瑞典男人杀害其女儿、太太时,却被当成是「个别有问题的人因酗酒、失业、有精神疾病…」而造成的问题,而非「瑞典传统父权文化」。当台湾性别平等教育协会2003年到瑞典教育部参访时,教育部人员还特别提及因为Fadime案,当时瑞典学校便有「支持父权家庭女孩」的方案—主要针对移民家庭女孩免受这类暴力对待。然而,令人费解的事,瑞典仍是父权社会,社会中仍有许多性别不平等。谁不是来自父权家庭?为何这貌似支持所有「父权家庭女孩」的方案,到最后变成只有移民女孩是来自「父权家庭」呢?(详见杨佳羚《谈性别 也谈族群》一文)

除了「荣誉谋杀」的议题外,还常被提到的包括「相亲婚姻」或「强迫式婚姻」-像前述《我爱贝克汉》的主角要特别强调自己的姊姊是「自由恋爱」,就是因为英国社会总是污名化移民家庭以相亲婚姻伤害女儿自主性。然而,浪漫爱也不过是近百年来的建构,现在却成为检视一个婚姻是否「自主」或「符合正常程序」的标准。这类例子对台湾人也不陌生,因为台湾人不也总喜欢以「自由恋爱与否」来检视新移民女性的婚姻是否为「买卖婚姻」,却完全忘记我们父母那一代往往是媒妁之言;而即便到现在政商集团以权利或金钱考虑的联姻也所在多有,或是也常有人以婚姻为流动的管道,但只要它不发生在移民身上,就可以成为令人欣羡的「麻雀变凤凰」或「减少廿年努力」的故事,而不会变成招致「压迫主体性」或「买卖」的污名。

04

【只有西方式的自由恋爱才是真爱吗?】(ext.pimg.tw/admmone/49bb44b67e966.jpg)

在丹麦,则有所谓恶名昭彰的「24岁条款」,以号称「防止强迫式婚姻」之名,实则限制移民:当丹麦人与外国人结婚时,必须等配偶24岁才能申请来丹麦团聚,并且要支付保证金(预设这个外籍配偶会「吃垮」丹麦福利国家)。然而,丹麦人15岁就可以自己决定是否有性行为、也没有人因结婚而必须缴交保证金,这种双重标准的方式就是以保障女性权益的名义,行种族歧视及限制移民(尤其是非欧盟国家的移民)之实。就如同陈美华《性化的国境管理》一文指出的,台湾政府与相关单位声称为了「防止人蛇集团贩卖女性」、为防堵「假结婚、真卖淫」,进行严格的境外访谈及之后对移民家庭的日常生活监控,以确保是「真实的婚姻移民」;而台湾移民法规也有「保证金」的规定,并不时听到认为政府应有更严格的公民权考试等建议,这些都往往以性别议题为名,实施差别对待,并且完全忽略台湾对特定族群或家庭「制度性的种族歧视」(institutionalized ra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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