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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有物| 边境的论辩:移民背后的政治哲学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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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的论辩: 移民背后的政治哲学逻辑

孙金昱
“难民”,是欧洲这个夏天的关键热词。
尽管欧洲各国政府在接纳难民问题上也存在分歧和顾虑,然而从整体趋势上来说,一向在人权问题上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的欧洲还是对难民采取了接纳的态度。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尽管现在是十几年来最艰难的时候,但“我们能做到,我们做得到”。极右翼政党和团体虽然对接纳难民的政策提出反对,但是更大多数的欧洲民众、媒体、非政府组织则对难民怀有同情,并施以援助。
然而,正如你可能已经感知到的那样,在华文世界中,这些背井离乡的难民所得到的并非怜悯,而是轻视、排斥、甚至妖魔化,正如《为什么要妖魔化中东难民?》(载《南早中文》)中总结的那样:“在将中东难民妖魔化的程度上,没有任何地方能比华文圈更严重。一些是被夸大的和根本不存在的故事一轮又一轮地转发,各种对中东难民咬牙切齿的评论让人发指。连欧洲极右派都羞于说出口的言论不断在华文社交网上传播。”
对难民的妖魔化固然源于偏见、恐惧、准确信息的缺乏,而同样不容忽视的还有华文圈陈旧的对待外来者的思维模式。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外来移民(不论难民、劳工、访客)是彻彻底底的他者,除去最最基本的生存权一类的权利,不可想象他们与“本国人”具有平等的道德地位;国家只需考虑“本国人”的利益,且有权利来决定外来者的去留以及居留条件,这种权力天然正当;接收移民完全是一个政策问题、技术问题,而不是一个道德问题;难民自身也被视为问题,而非平等的人。因此,当德国在此次难民危机时以积极的态度接纳难民入境时,才有批评声音将这种人道考量极其负面地解读为“圣母癌”,认为这是一种不必要、甚至有害的善良。
那么,关于难民问题,以及难民问题所归属的更为广泛的边境控制问题,我们的思考遗漏了什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单纯地认为国家对自己的边境具有天然正当和完全的权利?德国等欧洲国家的政策为什么不是多余的仁慈,反而被认为是道德上的义务呢?
关闭边境(closed borders)的论证想要成功到底有多难?
首先需要厘清的一点是,关闭边境并非指闭关锁国,全面禁止外国人进入。它的核心含义是指国家、或一国公民拥有道德权利驱逐潜在的移民。支撑这项权利的理由包括以下几种:移民对国家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国民有权利决定如何塑造他们所在共同体的文化和保持其连续性,具有政治自主权的国家自然有权利决定其边境是否开放。不妨一一来看看这些支持关闭边境的论证。
经济由于移民的涌入受到损害。就这一点理由,经济学家可能要比政治理论家更有话说,因为经济是否受损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实证问题,且可以根据理论模型进行推导。至少在自由市场的推崇者看来,允许劳动力自由移动更有可能帮助企业降低雇佣成本、获得拥有更高技术水平的外来劳工,从而实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移民拥有的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也能够推动经济繁荣。进一步的反对理由是,即使整体经济没有受到损害,部分本国劳工和经济部门已然会受到极大的冲击,本国部分国民极有可能面临薪酬下降、失业等问题,整体经济的繁荣无法即刻弥补他们的利益损失,更不能正当化对他们利益的侵害。这样的批评声音当然触到了自由市场追随者的痛处,即整体效率最大化下掩盖的个体损失。不过,这部分将在自由竞争中受损的本国劳工有权利要求避免或减少他们所面临的竞争么?我们不宜草率地假设他们天然地具有或不具有这样的权利。而即使他们有这样的权利,也难以单单从这项权利推导关闭边境的结论,因为关闭边境并不是唯一能够保护这项权利(如果有的话)的方法,其他方式的补偿也同样可行,例如提供其他就业机会、培训机会、短期福利等。
另外一些支持关闭边境的理由则不好像经济理由那样用事实与数据来观察,而需要从价值层面进行分析。大卫•米勒(David Miller)认为,对一国的公共文化以及文化中所推崇的价值的掌控涉及到一国公民的利益,尽管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变迁会自然地影响和改变文化,但是本国公民们还是有理由去尝试保有,或者塑造自己的文化,而其中一种尝试自然是控制移民。开放边境的支持者很快就提出质疑。第一,所谓保存文化的利益是否能够顺利地转化为相应的道德权利;第二,寻求入境机会的潜在移民同样拥有他们的利益和道德权利,在利益与利益、权利与权利产生冲突的前提下,本国公民的利益和权利为什么具有优先性?第三,这一理由是否暗示着本国文化的优越性,从而使得国家以文化为依据选择移民不过是一次种族主义的实践而已?萨拉•范(Sara Fine)正是意识到这一点,而提出国家选择移民的标准必须符合两个条件:第一,移民政策必须与过往的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政策划清界限;第二,移民政策必须明确地对种族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做法表达谴责。
本文要最后介绍的一种支持关闭边境的理由则以政治自决权(right to political self-determination)为基础,即国家选择移民、拒绝潜在移民的权利是国家政治自决权的自然延伸。对这一理由最直接的挑战即是质疑国家能够拥有道德权利。在前面两种支持关闭边境的理由中,无论是诉诸部分经济部门劳工利益受到保护的权利,还是本国公民掌控公共文化的权利,权利最终都落在个体身上,而不是政治体。反对者可以直接否定国家具有道德权利,因为国家只具有工具价值,而在道德上它并不重要,道德上重要的只有个体。如果你不接受这一反对意见,你也可以对具有道德权利的国家的资格提出质疑:一个合法性饱受质疑的国家、一个权力未经过合法授权的国家无从谈起政治自决。而合法的国家,现实世界中又有多少呢?
约瑟夫•卡伦斯(Joseph Carens)对此的评论也值得一提。即使国家拥有这样的道德权利站得住脚,从政治自决或国家主权的角度来理解国家对边境的控制是将“谁有权利来制定政策”和“政策自身是否在道德上可被接受”两个问题混淆了。选民与他们的代表自然有权利投票选择一个排斥外来移民的政策,但这不意味着行使这一权利带来的结果就一定要被接受,它仍需受到道德的约束。
开放边境(open borders),依据何在?
支持开放边境的第一大理由当然来自平等主义者。如果人们不分国籍与出生地都是平等个体,他们就应当享有平等权利、他们的利益就应当被给予同等权重的考量。一个人的出生地对其一生的命运与福祉产生长久而深远的影响,但是,出生于何处完全是一个不在个体掌控之内的因素,也即运气,放任这种运气对不同个体命运施加巨大影响并不公正。卡伦斯的一段话代表性地表述了这一观点:
“当代西方民主社会的公民身份与封建特权一样——它通过继承而来并深刻地影响着一个人一生的机遇。就如同与生俱来的封建特权一样,当我们深入思考,限制性的公民身份难以得到正当理由的支持。”
这种运气是一种道德无关(morally arbitrary)的因素,凭借这种运气成为富裕的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公民的人所得到的更高的人生起点与机遇并非“应得(deserve)”,同样的,生在一个贫穷、战乱、动荡国家中的人所需要承担的危险、恐惧、匮乏也不是她活该承受。这两类人之间在出生之时就已经存在的鸿沟不该被漠视,一个公正的世界理应对这种状况进行调整,更何况当下国家间的差异不单单是自然变化的结果,更是历史上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以及当下严格边境控制政策有意为之的结果。开放边境,自然成为了消除当今世界南北差异的必经之路。
另一个支持开放边境的理由则立足于民主这一价值。国家单方面拒绝移民的政策与民主原则相违背。这是因为民主国家合法性的获得要求国家所推行的具有强制性的措施需要以民主的方式获得被强制者的认可。在这一前提下,潜在移民作为国家强制性措施的对象至少需要对移民事务有一定程度的决定权。这一论述容易让人联想到另一个议题,即民主的范围(democracy’s domain):民主能不能仅仅被限制在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内?如果我们认为生活在国际社会中的个体依然需要民主价值的保护,民族国家就不能单方面对涉及外国人的事务进行决策。不过需要承认的是,这一论述的说服力比较有限,它所依托的前提假设——受到强制的对象需要对强制措施有表达意见或影响,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

开放边境的政策固然面临着不小的现实困难,然而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支持开放边境的论述更能站稳脚跟。道义上,我们难以仅仅因为外来者是外来者的这一简单缘故而无视对方的权利、意愿、利益、甚至苦难。我们也无道理因为外来者是外来者这一简单缘故而盲目地给他们贴上各式各样的标签,尤其是当我们也身为另一些社会的外来者,而不希望自己被贴上标签的时候。

(作者孙金昱,微思客言之有物专栏编辑,伦敦大学学院博士生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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