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惜墨

莫惜墨 | 谁在遗忘,谁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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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最近在适应新环境,手头稿荒,找到了这篇几月前写罢的文章充数。虽然时间有些久远,但所谈论的问题仍然时新:被遗忘权能够像欧盟法院的法官所预想的那样执行吗?在这过程中又会遇到那些执行的困难?如果仅从字面意义来理解“遗忘”,那么在网络社会“被遗忘”至少在目前来看是一个空想。
 

谁在遗忘,谁的权?

李汶龙
2014年,全世界的瞩目下被遗忘权在欧洲埋下了第一颗种子。欧盟像是一个焦虑的园丁,迫切地希望它生根发芽,枝繁叶茂之后种在全世界的土地上。但是,被遗忘权却是一颗史无前例的新奇“种子”,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或联盟把隐私看得如此重要。但它的特殊性也预示了未来成长的坎坷。除了欧盟自创的“温室”,世界上没有其他合适的生存土壤。但是,被遗忘权若要真正实现它的旨趣,在成长的过程中必须经历两次突破,一次走出温室,一次撒向远方。如今,被遗忘权已经经历了一段成长,到了要离开欧盟这个 “温室”的时候了。
2012年,欧盟自诩为“规则制定者” (standard-setter) 创造了被遗忘权,这个让人兴奋无比却又充满不确定性的理念。欧盟在隐私保护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存在其合理性。在欧洲,隐私不仅作为“尊严”的一部分而被高度重视,同时也规定于各人权条约之中。最为关键的是,95年条令已经为“删除数据”的权利提供了前提基础。近一年来,数据保护的变革持续进行,“被遗忘权”正式地写入了判决之中,在全欧盟具有效力的新《通用数据保护规定》也将于今年生效。我们本有理由期待被遗忘权给我们带来充分的保护。但实际上,连欧盟公民如今也持续受着不确定性的困扰。
究竟是谁在遗忘,谁的权?
客观地说,欧盟人目前无法被遗忘,这归因于去年5月欧盟法院 (ECJ) 的判决。这是一个充满瑕疵的判决,但对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欧盟来说,他们已经做到了全部。作为欧洲最高的法院,ECJ只能提供一般性的规定,但却给未来的执行带来了不确定性。半年多的时间里,谷歌的执行一直遭人诟病,先是过度执行,随后是审核标准不透明,再是适用范围的争议。欧盟开了一个好头,但却没想到过程如此艰难,虽然想尽了办法,但无奈仍不能“驯服”这个世界巨头。
问题的关键在于,欧盟的能力和资源有限,无法直面每日数以万计的用户请求,因此不得不让谷歌这样的强大主体挡在前面,承担他们的社会责任。设置一个“前置审查程序”,并交由数据控制者来主导,这是一个必要的选择。但是,欧盟压力的缓解却意味着谷歌加重了人力、财力等负担。欧盟不仅把负担推了出去,还希望谷歌等数据公司能够按照规则办事。但是,在这样一个自由裁量的领域,欧盟是没有话语权的。面对着谷歌执行不力,欧盟的立法者们气急败坏却也做不了什么。
14年末欧盟紧急出台了一份指导文件,要将被遗忘权的适用范围从欧盟扩大到全世界。让一个欧盟判决在全世界范围执行,这听上去有些幼稚,但欧盟这样做却是无奈之举。考虑到谷歌有多家分支,如果判决不适用于全部搜索引擎,那么判决实际上就被架空。举例而言,如果判决要求删除某人在google.fr上的链接,仍然不能保证该人“被遗忘”。因为言论自由例外条款的存在,该条信息还留存于网上,因此其他人从google.com,甚至其他搜索引擎仍然能够获取到该信息。更加严重的是,如果“被删除”的消息得到公布,原本要删除的信息可能会得到更多人的关注,而欧盟这次的举动也是为了针对这种“史翠珊效应”,即试图压制,却适得其反,欲盖弥彰。但可想而知,如果谷歌不合作,欧盟这种 “剃头挑子”式的幼稚举动肯定是没有结果的。
欧盟与谷歌的博弈结果是,遗忘是“有限性的”。这是一个欧洲人的游戏,让欧洲人互相“遗忘”,看上去很可笑。仅让被遗忘权走出温床是不够的,只有能在全世界得到认同,“被遗忘”才会成为可能。
对于中国这样没有制度基础的国家,直接“培植”新的制度种子似乎成本还可以接受。但是让美国这样已经形成根深蒂固的“言论自由至上”文化的国家去移植被遗忘权几乎没有可能。美国最高法院曾对此发起讨论,但最后不了了之。在美国的文化中,可以容忍以牺牲个人隐私为代价去保全混乱但活跃的表达环境。目前似乎除了时间以外,其他都无法改变现状。
如果说,言论自由是20世纪的人权主题,那么进入到21世纪的数字时代、社交网络时代、大数据时代,隐私无疑会成为焦点。在隐私和其他的天平上,更多的砝码将会放在隐私一面,但究竟平衡点在哪里,还需指望隐私意识的渗透,和国家理念的趋同。在这样一个科技引领变革的时代,隐私法体系也必然面临着史无前例的挑战。被遗忘权究竟是谁的权利?难道它只能存在于理论层面?最终世界是否会采取“被遗忘权”的形式,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有能力发展出一套消除科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机制,并且多少能够赶上技术更新换代的速率。 “隐私已死”的说法似乎有些过度消极,但在现在环境下,要世界给出一个公平又满意的答案似乎并不容易,未来将会变得更加困难。
(编辑/李汶龙 校对/宋韬)
作者李汶龙,爱丁堡大学法学博士生,研究领域为为科技法、大数据和数据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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