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评| 批评的末日:“人大师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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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师生门”:不平等的师生关系与批评的末日

萤火

“私人事务当私下解决,即使是带有不当言论,老师就将大棒公开打向学生相对私密的网络空间,在文网已密、人人畏言的当今,实有不妥,恐将造成“毕福剑事件”之网络校园版,加剧寒蝉效应,助长学术威权。”

1、导师“公审”学生朋友圈言论,“私人空间”学生批评的末日?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中心主任颜女士出来回应网络上讨论沸沸扬扬的“断绝师生关系门”,学校内学生与导师之间的调整非常正常,“这件事其实像父子吵架一样,没什么的。导师可以换学生,这位学生也可以重新选择导师。我们会按程序处理。”学校的态度很平和,无论结果如何,此事似乎要告一段落了。

如果没有其他内情,从现有新闻报道来看,人大孙家洲教授断绝师生关系事件的确是一件不折不扣的“小事”,却有着很强的象征意义。学生郝相赫固然犯错,骂学界前辈是“垃圾”,北大历史系是“垃圾系”,显得非常缺乏教养和无礼,被孙家洲教授称为“狂徒”。导师和学生都有选择的自由,导师因此决定不带学生,是否合情合理,能否得到学院的批准,这就是考验研究生导师制度和人大历史学院领导的判断能力了。

无论学生的人品情商如何,单就此事来看,朋友圈的言论以及导师与学生的教导与沟通本来完全是私人领域的事情,在决定“断绝师生关系”后仍然被导师郑重其事地发公开信放在网络平台上“公审”,实有小题大做,大炮打蚊子之嫌。在这里怒斥“狂徒”的是导师,决定断绝师生关系的也是导师,事件中导师本来就掌握着更大的话语权和权威,如此一来将学生置于舆论的漩涡与压力之中,非常不妥。

学生先是对导师的“震怒”表示要“不惜一切手段维护我作为研究生的合法权利”,而后又发布道歉信表示“收回这个情况说明”,“深深悔恨并恳请各位老师、朋友能给我一次改过的机会”。导师公布决定后,不发一词,已经让刚入门的硕士生诚惶诚恐。导师与学生权力和地位的不平等,已经体现的十分清楚。郝相赫的言论却有出格之处,事后也将言论删除,但与导师的关系已经无法挽回。

有人批评孙教授气量太小,害怕得罪学术圈的人拿学生开刀,发公开信证明自己“清白”,爱惜羽毛太甚,但他确有因一言不合选择不带此学生的自由。然而自由亦需要宽容,我们不能期待所有的导师都做到能容忍,对于两人私下的沟通,外人只能乐观其成。老师和学生在人格上当然是平等的,不过作为后生臧否前辈还是应当心存敬意,要谦虚谨慎些。在谈论学术之外,私人事务当私下解决,即使是带有不当言论,老师就将大棒公开打向学生相对私密的网络空间,在文网已密、人人畏言的当今,实有不妥,恐将造成“毕福剑事件”之网络校园版,加剧寒蝉效应,助长学术威权。

然而虚拟和开放性极有限的朋友圈在权力者的眼中依然是一个严肃的公共平台,从来没有远离现实社会。那个以为在此地便可以“畅所欲言”,口无遮拦的“狂徒”少年,实在太天真。对学者的痛骂和随意臧否或许表达了自己的“真性情”,他却不得不面对导师的滑铁卢。虚拟平台上的自由看似大了一点却不有同等的宽容,老大哥之外还有社会威权与网络霸凌的阴影。如今研究生越招越多,狂妄的后生不少,激烈的言论之外,能在学术上大胆质疑和反叛权威者实属不多,批评者若狂妄不懂得尊重,掌握权力者又容不得批评,则实为中国之不幸。

有一个问题是,当今的大学还能出一个李敖吗,如果可以会怎样出现?

“师生关系被披上道德的枷锁是可悲的,而不是传统复兴的可喜。师生应当像朋友一样,彼此尊重,用来约束人心的从来不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式的伦理教条和道德压力,而基于平等人格上对他人的尊重,对知识和学术的敬意。”

2、研究生导师制度未明确师生权责,当下高校的师生关系困惑

人大新闻发言人回应称“这件事其实像父子吵架一样”,这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当下许多高校研究所的师生关系现状。师生本是具有平等人格的独立个体,导师培养制度应当明确导师和学生的权限及责任,学生在导师指导范围之外的个人言论行为,导师无权干涉,也无须对此负责。然而,查询相关高校的研究生培养制度,均无相应的导师制度和更换导师的规定,可见制度的缺失。

文革后复兴和推崇的所谓中国传统的师生关系文化,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导师的地位,加剧了本身就不平等的师生关系。师生关系被披上道德的枷锁是可悲的,而不是传统复兴的可喜。师生应当像朋友一样,彼此尊重,用来约束人心的从来不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式的伦理教条和道德压力,而基于平等人格上对他人的尊重,对知识和学术的敬意。

一个受过教育的研究生做到这些应当不难,即使犯了错导师不愿再指导,大可不再指导,完全犯不着对学生个人的网络言论大动肝火,像一位严父挥舞道德大棒公审“不肖逆子”。可是导师到底不是“严父”,师生关系的解除可比父子关系解除要来的轻松。在伦理化比拟父子关系的师生关系下,导师掌握父亲一般的威严,学生对导师充满畏惧,不难想象学生妄议前辈,不是“狂徒”还能是什么。

如果如今大学的师生关系都还是某些人所期望的多么“美好”的传统师生关系,那么我在想还有多少人拥有批评和“妄议”的权力。耶鲁大学校长雷文认为,中国的学生太乖,太尊重老师,以至于不敢质疑,美国学生虽然也很尊重老师,但会和老师争论。师生关系说到底也是普通的“利益关系”,没有必要将其神圣化。恩师强调的仍然是其“有恩”,真正在导师鞍前马后、指斥异己,对所谓师道尊严维护不已的,通常是从导师获益最大或最有求于导师的人,本质上不过是对权力的阿谀奉承。一般学生完成学业,自然对导师怀抱敬意和感恩,这就够了。

如果没有平等人格的师生关系,没有对导师的“除魅”化,没有权责明确的导师制度,导师还是把学生个人私下的言行当做自己“不肖子”的言论大加挞伐,我想这样的“小事”还会不断上演,请做好在导师前毕恭毕敬的准备,即使是想“妄议”前辈的学术观点也先想想导师高不高兴,最后不要忘了在朋友圈一定要美言导师几句。

2015年9月22日

东湖以南,珞珈以北

作者:萤火,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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