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汉学与反思

海外汉学与反思|士巴丹拿的日,三里屯的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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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故事情节有虚构成分,请勿对号入座。

士巴丹拿的日,三里屯的夜

杨松林
1
在多伦多学习闲暇时,我总喜欢一个人去士巴丹拿道上转悠。并不为感受来自华人圈子的亲近和情愫,只愿触碰某种名曰平等的气息。
士巴丹拿道,就是我们熟知的唐人街。一条不足两公里的街道,人头攒动,秩序杂乱,让许多本地白人都避之不及。偏偏它在多伦多市中心的核心区域,不远处就是高楼林立的金融城、大气华丽的美术馆,以及名牌罗列的奢侈品购物中心。某种程度上,士巴丹拿道变成了整个多伦多城突兀的存在。
可对于许多新移民的华人而言,士巴丹拿道是他们每天无论距离多远,都要前往的圣地。
士巴丹拿道和登打士街的交界口,有一间名为“满庭芳”的港式茶餐厅。由于人满为患,每一位单人前往的食客都会被分在几张大桌子里,不被允许独自用餐。这种似乎为香港粤菜馆独有的“拼桌”规则,在加拿大这个如此尊重私人空间的地方,显得有些特立独行。

满庭芳餐厅在多伦多的唐人街里因物美价廉而备受好评。(绝非软广)
对我而言,倒是一次在异国他乡,和那些本不可能有任何人生交集的人群进行意外邂逅和交谈的机会。因为在这里,也只有在这里,没有阶级,贫富,性别,肤色以及任何标签,有的只是每一个个体,每一个等待着走冰冻鸯、叉鸡碟头饭和土茯苓炖汤的食客。
有一次,和三个完全的陌生人坐在了同一张桌上。
坐我正对面的,叫James, 25岁,工作三年,月收入已过万,道明信托银行的客户经理,他点的是葡国鸡焗饭搭冻柠茶;左手边的是Lydia,38岁,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现在在伊顿中心卖拖鞋,她点的是鲍鱼及第粥;右手边的是Marvin,54岁,去年竞选士巴丹拿议员失利,他点的是龙虾套餐。
他们之间,除了大陆新移民的身份外,并没有什么共同点。
我也不明白,为何自己还能记得住他们那么多的身份和细节:James喜欢和我们谈他的政治抱负:如何通过金融,进入政治领域,成为“华人之光”,帮华工改善待遇;Lydia热衷和我们讲她的金融梦想:从一个中文系,到卖鞋商人,最后进军金融的核心圈子;连那个刚刚竞选失利的Marvin,也时而高谈金庸的武侠小说,时而低吟着“桃之夭夭,其叶蓁蓁”,夸耀着对方,鼓励着自己。
似乎在这一刻,金融家、商人、政客,包括我这个半生不熟的知识分子,取得了某种感官上的平等;这种无法言喻的美妙,也因为其非刻意为之,而显得尤为动人。
多伦多金融街,高楼林立
其实他们本不该如表现出来般乐观。
James一直在担心关于升职的事情,他老板提拔了好几个比他资历浅、水平低的年轻人,只因为他们是白人,文化背景更相似,也更聊得来;Lydia也因为相似的原因,总无法和商场管理层打好关系,拿到一个好的铺位;更别提那个在士巴丹拿道竞选中失利的Marvin了,独立候选人,强调华人自强,却在两党的政治巨压下遭遇惨败。
他们都饱受着因身份给自身带来的种种压力。移民生活对于他们而言,是一种寄人篱下的痛苦。这种精神折磨,在很多外人看来,缘于他们的所谓“处境”:“二等公民”的身份,黄种人的皮肤,使得他们基本被排斥在主流社会圈里,永远只能如其他边缘群体般,远离时代和理想,消磨着过完这一辈子。
但也正是他们所表现出来乐天安命的生活态度,带来那种不可言说的自由和平等气息,深深打动了我。他们似乎都有意无意地,在这个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下坚守自己内心唯一可控的乐土。
而和他们在交谈时,我也获得了这种奇特的平等感,心情变得愉快平和。
你看,被人称为“黑暗时期”的中世纪,是不是也秉承相似的逻辑:世界越不平等,人的平等感却越容易获取?
那个所谓“宗教愚昧”的时代,就像这长长的士巴丹拿一样,并没有那么暗无天日吧。
2
北京,朝阳区,三里屯,一个充满物质、焦虑和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社区。
和多伦多相比,这里所谓阶级、身份和地位的差异,至少从表象上看来更为显著。
人们都不吝显露出某种来自地位和身份的标记。富二代们出入工体北门西门的灯红酒绿,用超跑和左拥右抱,肆意而高调地展现自我身份;领馆人员和外商们流连穿梭在红街大厦下的小酒馆里觥筹交错,一脸醉意地远眺着马路对面提着红袖章而大义凛然的朝阳大妈;白领小资们西装革履地走进团结湖地铁站,一脸不屑地鄙夷那些站在站口的小商贩,以及打车司机们。想到这些人至少在智商、学历、文采、生活方式以及某种自我臆造的竞赛项目中,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白领们都心满意足、抬头挺胸地挤进地铁。

工体夜店,灯红酒绿
倒是留下了某些理想少年,情怀小清新,以及穷酸迂腐的文化人们,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的不同旗帜下,互相埋怨,互相讽刺,互相迷茫,迷茫得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只能大口吸烟,大口喝酒,耍着流氓,感动自己。
但除了喃喃自语,偶尔提及那些“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词句,似乎再也没人敢将这种愿望化为实践;他们拿出“时间太晚,一切都来不及了”的借口后,便心安理得地当起了那个好龙的叶公。
人们好像都在低着头小心做人,似乎除了对时代的讨巧,对体制的调戏,学会像林夕那样“戴着镣铐起舞”外,我们就再也无法寻得其他出路,来实现对自我身份认知的超越。
当我,一个在海外学习生活着的研究生,跨越整个白令海峡,来到这个永不安分的三里屯里,望着华灯初上,我顿时想起了盖茨比初入纽约城时的感受:
“这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我们这排高高地俯瞰着城市的灯火通明的窗户,一定让街头偶尔抬头眺望的人感到了,人类的秘密也有其一份在这里吧,我也是这样的一个过路人,举头望着诧异着。我既在事内又在事外,几杯永无枯竭的五彩纷呈的生活所吸引,同时又被其排斥着。”
如今,北京人已不在纽约;因为,北京已经变成了纽约。
在屯里安定下来后,我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找寻某种标签。“海外华人”?“顶尖学府学子”?“知识分子”?“文化人”?“专栏作家”?这些看似光鲜亮丽的词汇,带给我某种致命的虚荣感。于是在刹那间,我仿佛也被这个时代撕裂成两半,一半是外表光鲜亮丽的自我,另一半是内心惴惴不安的本我。
你看,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给人们带来的到底是自由的制度,还是禁锢的内心:当这个世界获得越多制度上的自由和平等,人们的不平等感受却愈演愈烈。
那个所谓“人本解放”的时代,就如这被撕裂的三里屯般,也并不是一片光明。
3
刚毕业的师姐,在决定移民多伦多时,跟我说过一句话:
“在多伦多,人是可以真正成为一个人,每个独立的人格都是被尊重的;而在北京,只有上等人和下等人,不存在身份上的平等,更谈不上尊重。”
可平等于你我,又是什么?
是那些在阶级上,财富上,身份上,地域上,制度上的“均贫富”?太过宏观,显然不是。
或许是精神?但精神如此虚无缥缈,那种所谓平等的感官体验是如此难得。于是有人选择了宗教,有人选择了冥想,有人选择了迷茫,也有人选择无视。事实上,在这个日益焦躁的社会里,除了某些心灵鸡汤在某种程度上提供短暂的欢愉外,真正在精神上做到独立和平等的人,难之又难。
于是,令人吊诡的这一幕,在士巴丹拿的日,与三里屯的夜里重复上演。
在士巴丹拿道的餐馆里,出入金融圈的名流,混迹政坛的立法委员,委身鞋店的知识分子,以及各行各业的人们,都能自如地坐在一张桌子上,听着老式留声机放出的“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歌声,过着“同时天涯沦落人”的生活,吃完相视一笑,便各奔东西。
而在三里屯,那些高端商铺和落地窗户,早已把人与人隔离:坐在太古里二层灰狗咖啡厅的精英分子,站在一层捡着星巴克咖啡杯和慕芬蛋糕纸的环卫工人,以及在两者间不断穿梭着的白领们,突然间目光碰在了一起。然而彼此眼神里竟擦不出一丝火花;伴随着在隔壁优衣库放出的暧昧曲调,他们相互鄙夷,眼神却又相互躲避。

充满魔力与张力的三里屯
他们就像人们心里的bright side 和dark side,来回交替,从不停歇。
4
想起了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的一番话:
“世袭的特权没了,与生俱来的财富也没了,一个人可以选择任何职业,这时,一个雄心勃勃的人当然会自命不凡,觉得自己可以从事一项更重要的职业。然而,这一切纯然是一种幻觉;现实的生活很快会让他清醒过来。以前,不平等是社会的普遍规律,因而即使再严重的不平等也不会引人注意。而现在平等了,人和人之间差异甚少,正因为如此,哪怕是细微的差距,也变得明显起来。”
历史的吊诡,不过如此。
我不知道,两种心态的差异是否来源于社会环境的差异,正如我不知道是不是人性天生中的焦躁不安,以及对西西弗斯荒谬式轮回的恐惧,使得“不平等”成为一种为了人生存所必要的假想敌。
有人跟我解释,“你看,在那种不公平的社会里,人只有寻得心里的坦然和平等,才能正常生活;而在这个平等程度大大提升的时代,人们之所以焦躁于表象的不平等,或许是因为内心一直存有着某种社会底线、平等公平原则的情结,就想超级英雄般,在某个关键节点,会真正把控着这个社会的发展方向。”
可假设在这个自以为平等的时代里,那种平等程度的大大提升,不过是另一种假象呢?
是不是又该回到过去,呼吁在内心寻找士巴丹拿道上新移民们的坦然和独立,以求得平等与被爱的感官体验?
我起初以为我是可以做到的。似乎那种绝对的、完美的、依托于自身存在的、平等的叔本华式生活,只要做到坚持主体性和独立思考,便能完整获得。
就像阿兰德波顿所言:“哲学家们在他们各自独立的研究中指出,我们应该遵循自己内心的良知,而不是遵循来自外部的赞扬或谴责。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在一个随机形成的人群中看起来是什么形象,而在于只有我们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形象。”
可知晓后,我们真的就能通过自身,获得那种被爱和平等的享受吗?
连阿兰德波顿也有些自相矛盾:“然而我们对自己特性和品质的认识总是在一些相互矛盾的评价中飘忽不定。一会儿觉得自己聪明机巧、幽默风趣、一言九鼎,一会儿又觉得自己蠢笨如牛、了无情趣、一文不值,在这种摇摆不定的情状下,我们对自身价值的判断完全受制于社会的态度——若得褒扬,我们就会感觉良好;反之则痛不欲生。仿佛我们对他人的情感负有亏欠似的。”
所以,即使最为理性的遁世主义者,如阿兰德波顿,如叔本华,若他们离开哲学的象牙塔,进入到这个依托他人评判标准存活的世界里,似乎也无法独善其身。毕竟自主评判的标准,与社会必然相关;而只要涉及社会与他人,就无法真正做到毫不在意。
于是,在这种自我的否定和批判后,我们的心情再次陷入到一种奇特循环中:
不平静?平静?不平静?平静?
我的心,伴随着这士巴丹拿的日与三里屯的夜,来回转动,时晴时阴。
最后,日夜交替,我却居无定所。
5
在“满庭芳”吃完午饭后,和三位食友们互相道别,我走出了这个狭窄的餐厅。远方眺望,James开着他的奔驰,Lydia挤着他的公交,Marvin骑着他的小三轮,逐渐消失在眼球里。
心里空荡荡的,刚刚拥有的平和也一并失去了,取而代之的是焦虑,是无奈,也是埋怨。
“靠,凭什么我就穷得只能走路回家,真是的!”
作者:
杨松林,“海外汉学与反思”栏目编辑
编辑:
杨贵,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编辑
校对:
宋韬,法学硕士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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