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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文学| 在“此刻”中:钱穆的言说境界

☆本文曾发表于2014年第4期的《博览群书》,发表时有删改。现作者将全文授权微思客。如需转载,请联系作者。封面图片来自http://www.visitourchina.com

编者按: 以下的这篇文章,不仅可以作为钱穆先生《中国文学论丛》的导读,更重要的是,它再次告诉我们,文学不仅与其它艺术形式相通,还能通达人心,使得作者与读者、读者与自身之间的对话成为可能。同时,这篇文章也提醒了文学评论者,文学批评绝不是落于形式的解剖。文学欣赏的关键在于能否“进入”作品,触及字词背后的心灵。

在“此刻”中:钱穆的言说境界

——《中国文学论丛》的诗与哲学

李莎

读钱穆先生的书,总觉得时间走慢了。这或许是他的一种魔力。无论是他纵论国史还是历数艺珍,他总是慢慢悠悠,恍然一片自出心裁的感悟。读者不禁在他的这些趣谈妙语里驻足玩味,这一刻便因之饱满起来。仔细想想,好像还没有谁会这样谈历史:“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出剧”、“西洋史正如几幕精彩的硬地网球赛,中国史则直是一片琴韵悠扬也”。(《国史大纲》,第13页)这让人眼前立刻浮现出竞技比赛的争斗,足下黄尘滚滚,豪壮而激烈;耳边也宛若听到钟鼓琴瑟的袅袅轻音,却是一派祥和。再比如,似乎也没有谁这样谈文学史:“故西方文学之演进如放花炮,中国文学之演进如滚雪球。西方文学之力量,在能散播,而中国文学之力量,在能控博。”(《中国文学论丛》,第17页)这些熟悉的生活经验与文学发展特点联系在一起,读来令人置身其中。即使对所谈文化、历史无知无闻之人,也能从这些带着切肤之温的言说直入厅堂,忘掉时间之隔阂、历史之裂隙。我感兴趣的也是这种言说方式何以能如此感染人。这在《中国文学论丛》的论文学与艺术的一些篇章里特别明显。


(图片来自豆瓣网)

《中国文学论丛》说的是文学,其实兼顾他艺,既有中国书法与音乐,又有戏剧。表面上说的是门类艺术,实则处处借艺术评估中国文化。他常常拈出艺术来映照文化:“若我们能了解得某一民族之文学特性,亦可对于了解此一民族之文化特性有大启示。”(第29页) “学者果深识于书法与音乐二者兴衰之际而悟其妙理,则可以得中国传统文化之一趣。”这样说来,如果“真了解”中国艺术,也就打开了通向中国文化的方便之门。也正是在他对这些门类艺术的讲述中,让人一次一次地忘怀时间驻足“此刻”。

比如,他曾谈到过比兴手法,那是他从《论语》中信手拈来的一句话:“于我如浮云”因此五字,正是一种比兴。接下来,他对比兴的解释则全然是从“浮云”之字眼幻化到身心的生动呈现:“有此五字,便使读者心胸豁然开朗,有耸身飙举之感。”耸身飙举四字一出,浮云之喻就好像挣脱出纸面与人之感官、内在精神化为一体。他的讲述正如诗本身直指入人心的诉求一样,诗有比兴,他的讲述亦是比兴式的。

但其深邃还不止于此。他在讲王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时可谓致广大而尽精微。以往在谈论此类诗句时,大家都惯于抓住所谓的字眼,如“落”、“鸣”,然后再分析一下动静对举,好像就境界全出,万事大吉了。这种分析的问题在于落于形式。我们可以在形式或语言技术层面上把一首诗“分析”得头头是道,然而终归不能由此“进入”诗,落入的只是“第二义”。因为这种分析并未触及纸背后的心灵,遑论体贴这心灵的复杂层次。严羽在《诗辨》说“夫诗有别才,并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就是这个意思。那么钱穆先生是如何谈的?与上述分析诗歌相反,他并没有这些语言技术层面纠缠,一上来就直抵要害:“此十字真神,正为有一作者之冥心妙悟,将其个人完全投入此环境中而融化合一,而达于一种无我之境界。”往下细看,更精微的是他对无我的解释:“然虽无我,而终有此一我以默为之主。于是遂见天地全是一片化机,于此化机中又全是一片生机”。“默”、“化机”、“生机”使得诗中的山果、草虫、雨、灯、虫鸣完全成了另外一种山果、草虫、雨、灯、虫鸣,更不是一堆词语本指的事物,这是在剔除主体情绪好恶取舍而融入万物时所见的对象。这与后文一些章节中他在谈诗时提到的“无住无着”、佛家之“现量”是一致的。(第114页)

我最近看一些学者分析本雅明和荷尔德林的关系(大抵是从德国浪漫派一脉来看待本雅明思想的传统资源)时,注意到有许多学者在Nüchternheit(sobriety)一词用力颇多,这是本雅明从荷尔德林诗中“挖掘”出来的一个词语。Nüchternheit即节制、镇定。有这样一句解释:The more emotionless the poet, the less can be said about this psychological state.(诗人愈剔除其好恶情感,对此心态就说得愈少。Peter Fenves, The Messianic Reduction, P.38.)我觉得此词颇值玩味。引用于此,并无意对比中西诗学。而是在心这一共通的感觉层面,它或可启发对无我这一状态的理解。此句的意思并非是说人越无热情越无诗语。相反,我认为,emotionless之时正是让欲之主体沉默,另一种我或者说无我与外物相通的时候。在这种“时刻”诗人还有暇从外部去言说自我,或描述这个状态吗?这个学者干脆对诗人此刻之状态做出这样的判断:Unmoved in the extreme, poetic existence approximates nonexistence and becomes, as a result, the signifier of purely functional life.(于此一极致中,诗人不被他物打扰动摇,诗意的存在近似于非存在,并最终成为纯机能的生命之能指。)从这个意义上看,进入诗意之无我才能见证永恒,但这也是最难的。钱穆如是说:这境之背后,自有无限深意,要去体悟。为什么要体悟呢?“即如我们此刻,每人面前看见这杯子,这茶壶,这桌子,这亦所谓现量。此刻我们固是每人都有见,却并没有个悟,这就是无情无景。”(第114页)此外,这种不粘于外物的即景即情相比,“逐于物而具体可分别者,中国人则称之曰欲”,而欲必导致内外分裂,这其实就从诗的产生引发向了中国文化乃至哲学。钱穆先生不无深刻地说:

读者试由此细参之,便知中国诗人于描写景物之外,实自有一番大本领,而此番本领,实由于极深修养中来。故苟能极深了解中国之文学,则时亦必能体悟到此种极深之修养。故中国文学实同时深具一种极深的教育功能者。教育功能正为中国文化所重视,故中国文学而果达于至高境界,则必然会具有一种深微的教育功能。(第45页)

除谈文学,我还有感于钱穆先生谈音乐:“正如中国文学根源,必出自作者个人之内心深处[……]音乐虽与文字分途发展,但其主要根源亦仍然出自音乐家之内心,故得与文学同归。”(第194页)相形之下,他认为西方音乐建筑在外在观感,在大乐队、群乐器的形式中发展,已与人心隔了一层。对西洋音乐的精深和幽缈的好处,钱先生的评论或许并非周详,而他对笛箫所具的个体“幽静孤独之情味”却是深得吾心。箫,算是我真正喜欢的乐器。以前也迷恋过钢琴飞溅的音色,短暂地学过小提琴,但是中国古典乐器那种打通天地人的自然之气是西洋乐器的人工之巧无法比拟的。他以自然之料发天然之音,并无过多雕琢,那种应和天地的亘古之低回悲切直抵内心。虽然它总是一股呜咽的调子,或许更是人生本来凄楚面目的写照。所以我自然地亲近箫,觉得这是一种生命本质的东西。对于中国音乐这种直抵内心,钱穆精辟地以文学之“辞达”来比喻,认为文辞、音乐形式乃媒介与工具,要的是我心与彼心的相通。当然,这里钱先生论“辞达”想是从宋人的意思来的。苏轼对辞达的解释是:“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於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这显然不是在语言或逻辑式的语言上做功夫,毋宁说妙者正是脱迹于辞,以心传心,没有一点多余的弯路,即刻抵达。之前我考察过宋人这种言说的指向,东坡的辞达与禅宗的活句——“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黄庭坚“凡书画当观韵”的“韵”论都是这一个理。而这些心的境域的最高层次,都指向一个“无”,都指向“此刻”。音乐与诗通向人的终极境域时是一致的。无怪钱穆先生要从“性情与道德合一,文学与人格合一”(第38页)这个根源来说,因此他在中国艺术中发掘出中国文化的“信仰”之维:

中国文化体系中本无宗教,然此种自信精神,实为中国文化一向所重视之人文修养之一种至高境界,可与其他民族之宗教信仰等视并观。而中国文学家对于其所表达之文学所具有之一种意义与价值之内在的极高度之自信,正可以同时表达出中国内倾型文化之一种极深邃之涵义。(第37页)

钱穆先生写作年代恰逢中西文化激荡炽盛之时。从他三十年代于颠沛流离之途一点一滴篡成《国史大纲》,到六十年代这些纵论“中国文学”的讲座,虽然他谈中国历史文化总是一派温煦可亲体贴入微的样子,但是谈着谈着,总不免再扯出点对西方历史文化的看法,而且常常一比高下。因而如何评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如何为中国文明在中西碰撞中寻找生机,是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最切肤的焦虑。林毓生在《中国传统的再造性转化》一书也涉及中西文化对比。谈到五四的全盘西化论,林将它归为一种“形式主义式的思想”。也就是说,“一种根据未对实质问题仔细考察而武断采用的前提,机械地演绎出来的结论”。(第270页)同时,他认为文化与社会系统无法化约,“我们的思想文化虽受客观政治、经济与社会环境的影响,但直接造成思想文化之心的功能,除了能接受外界的影响以外,尚有一种辨别与推想的能力。”先不论文化与社会系统之间互相塑造的问题,对此仅马克思和韦伯就给出了截然不同的思考路径。林论在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把“形式主义”与心之功能对举,既号出了全盘西化病的脉,也指出了一条进入文化之径。换言之,仅从逻辑推演出来的结论而无思想文化的心之体察,结论难免失之偏狭。牟宗三先生在《中国哲学之特殊性问题》从哲学层面谈到了为何要保持心。他认为,中国哲学的主要课题就是“生命”,中国哲学就是一门生命的学问——“以生命为对象,主要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只就保持心的独特而不被形式主义武断蒙蔽这一点上,钱穆先生风范犹存。因为他恰恰是依靠这颗活泼的感知的心去灌注在每一刻上的。这每一刻正如单子式的饱满,中国文化的精微深刻犹如一方方浓郁的油烟墨,只有涵泳之水与其相遇它才能在我们心中晕散开来。

(作者李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和美国西北大学德语系

联合培养博士生候选人。)

编辑/卡特陳 校对/宋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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