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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有物| 美德的可能

*本文由微思客Wethinker首发,如有转载需要,请注明来源和作者信息。封面图片来源:http://news.cnblogs.com/n/212759/

编者按
昨天的推送《梁文道也没解释清楚:我们为何会杀人》一文探讨了大屠杀如何成为可能。
大屠杀一类的“人祸”总是让我们惊诧人性为何可以脆弱到如此地步,好人为什么也能成为恶魔。我们寻找环境中促使人们为恶的因素:权威关系、权力结构、文化、经济、洗脑术……似乎因果关系需要足够复杂才能平复我们的惊诧。
然而我们可能完全不必对“好人变坏”感到惊讶。因为成为一个好人实在太难,而那些使一个人成为好人的美德,可能根本无法稳定存在于道德主体的身上。
美德的可能
孙金昱
1 服从实验
1961年耶鲁大学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伦(Stanley Milgram)开始了一次著名的心理学实验,其目的是研究人对权威的服从。在那个大战结束不久的年代,人们希望了解为何成千上万的普通人选择成为种族屠杀的追随者。他们到底是单纯地服从者,还是有意为恶的凶手?
被试来自于不同的社会领域,拥有不同的教育背景,从二十岁到五十岁年龄不等。他们被告知实验的目的是测试体罚对学习效果的影响,为此,他们会被分为两组:教师和学生。如果学生答错问题,教师将通过电击惩罚隔壁的学生, 并且电击强度会递增(最大到450伏)。但是实际上,所有的被试都会进入教师组,而学生则由实验助手扮演。真正的电击并不会发生,但是实验助手会通过播放呻吟、尖叫的声音或是沉默等方式向被试传达遭受不同程度电击的“痛苦”程度。
如果实验过程中被试感到“学生”过于痛苦或面临危险希望停止试验,他们会被告知一切后果由实验组织者负责,他们会被怂恿继续实验,直到被试经过四次怂恿后仍然希望停止。
包括米尔格伦在内的实验组织者认为能够将电击进行到最高一级的被试会是极少数。尽管当“学生”表现出电击带给他们痛苦的时候,被试们会犹豫、不忍、怀疑、尝试和实验组织者沟通,然而实验最终数据显示,大概有60%左右的被试会对”学生”进行最高级别的惩罚。
如果你只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观看这次实验的相关纪录片或视频片段,你很难相信在每一次面临是否加重惩罚的选择时,有那么多的被试会选择继续。这个实验的相关记录,极有可能比纳粹集中营、南京大屠杀、卢旺达大屠杀等悲惨却也极端的历史事件更能让你困惑不解。毕竟,在这个试验中,并没有用国家机器支撑的强制权力,没有封闭严格的洗脑系统,也没有昨日推送《梁文道也没解释清楚:我们为何杀人》一文中提到的结构性因素。
2 美德伦理学(Virtue Ethics)
我们的困惑来自于实验结果对我们一贯所拥有的信念的违背。服从实验不是唯一挑战我们信念和直觉的心理学实验,众多研究表明,相较于性格和品德,更能对我们行为产生影响的是情境。甚至,我们是否拥有稳定的品性特质(character traits)都是值得怀疑的。
这些实验结果直接挑战的是一支历史悠久的伦理学传统,美德伦理学。美德伦理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我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能够与其形成对比的,是效果论(consequentialism)以及道义论(deontology)。效果论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我该怎样做才能达到最好的结果,而道义论则关注如何行动才符合规范的道德准则。相较于启蒙运动以后才走向主流的效果论和道义论,美德伦理学更加生动、朴素并贴近我们的生活。在美德伦理学中,道德情感得到更充分的重视,美德与品性就如同这一传统的名字所表示的那样,处于核心地位。相比较而言,美德伦理学更加接近我们日常生活的行事程序。普通人甚少会像康德哲学要求的那样,进行复杂的逻辑推理从而得出一套道德律令来指导自己的生活,我们选择不去欺骗是因为从小被教育要成为诚实的人、我们选择见义勇为因为我们相信伸张正义是一种美德、我们帮助弱小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应当成为善良或者慷慨的人……我们赞扬美德,我们批评失德,我们用美德的拥有或缺失来解释不同的人或他们的行为为什么道德或不道德,我们也教育下一代拥有这样那样的美德,以使他们能够做出道德的选择。
所以,美德伦理学对“我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我应当成为一个有美德的人。美德是一种特定的思考与行为的倾向(disposition),是一种稳定的品性特质(character traits)。我们说一个人是慷慨的,这意味着她有着某种品性,她倾向于、习惯于慷慨地处事。美德不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习惯,而是经过实践推理(practical reasoning)的结果。当然,一个人的行为符合某种美德的要求可能仅仅出于利弊得失的考量,在得知了她的这种内心活动后,我们不会认为这是其拥有某种美德。因此,在美德伦理学的框架下,一个具有美德的人不仅仅要做正确的事(即合乎美德的要求),还需要出于正确的原因做这样的事。以慷慨为例,她行事慷慨不是出于慷慨能为她挣来更多的回报,不是出于某些“不得不”的外在压力,也不是内心怀有挣扎的勉强行事,而是全心全意地接受“慷慨”本身成为她行动的理由。这种道德主体内部的认同和真诚是使美德成为美德的情感要素(affective aspect)。
美德的另一要素是理智要素(intellectual aspect),这意味着道德主体的行为不是出于一种美德的冲动或单纯笼统的善意,而需要经过道德主体以理性对自己行动的原因进行思考、省察、理解,将美德所要求的处事准则内化,处理自己不同道德观点之间的矛盾。
美德在这一传统下更像是一种可以被习得的技能。通过日常生活、文学艺术作品,人们将不同的性格特质进行理解、总结、归类,树立和模仿美德的模范,将外在规范内化为自身行动的倾向。我们的社会以此为框架进行道德教育——无论是对成年人,还是儿童;我们对自身和他人的信任也建立于在彼此稳定的品性上;我们会对突破底线的行为感到惊诧……
3 情境与美德
然而,服从实验一类的心理学实验直接对美德伦理学的理论根基提出了质疑。稳定的品性特质可能并不存在,从而,美德的存在也失去了根基。好人变成坏人并不应该令我们惊诧,因为构成“好人”与“坏人”的稳定品性特质本来就非常难以形成和保持。
美德伦理学本身对美德的解读和分析就提醒着我们小心我们日常对美德的判断。在日常语境中,人们对美德的定义往往过于宽泛,一系列的特定行为模式即可被视为拥有某种美德的证据,而美德的情感要素和理智要素则都被忽略了。做一个好人,可能远远比你想象的更难。生活中的好人,可能远远比你想象中的要少。
情境比品性对人行为产生的影响可能更大。如果我们选择接受这一点,我们的习以为常的做法和想法就需要随之改变。例如,我们不该设想大屠杀一类的残酷迫害只属于过去、只属于极端状况;我们也应当意识到仅仅教育公民成为有美德的人并不足够,法律与社会规则要避免考验公民的美德。

(作者孙金昱,言之有物专栏编辑)

参考阅读:

Annas Julia 2006, “Virtue Ethics”, in David Copp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thical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515–36.

Hursthouse, Rosalind, “Virtue Ethics”,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Fall 2013 Edition), Edward N. Zalta (ed.), URL = <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fall2013/entries/ethics-virtue/&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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