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汉学与反思| 梁文道也没解释清楚:我们为何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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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4月7日,非洲中部国家卢旺达的胡图族对图西族及胡图族温和派进行了一场明目张胆的、有组织的种族灭绝行为,造成80-100万人死亡。(胡图族、图西族和特瓦族是卢旺达的三个主要民族)最让人难过的是,此次大屠杀得到了卢旺达政府、军队、官员和大量当地媒体的支持。
1994年的卢旺达种族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惨痛的悲剧,预计将近100万的死亡数字,让人惊叹之余,又带有一丝不寒而栗对大屠杀负主要责任的有两个胡图族民兵组织:Interahamwe和Impuzamugambi,同时大量的胡图族平民也参与了大屠杀。而这些手无寸铁的平民们,拿着铁锹,握着狼牙棒互相厮杀。据数据显示,接近70%的遇难者,均来自于平民和民兵组织的杀戮。如此瞠目,如此惊诧。或许我们应该对人性的潜在暴力倾向感慨万千,或许我们应该对政府的不作为或道德的沦丧义愤填膺,又或许,我们可以重新反思一下,到底为什么,平时友好善良且规范生活的你我,均有可能成为对亲友痛下毒手的“刽子手”?是什么主导了我们的暴力行为?

1 梁文道推崇的“路西法”效应,为何无法解释“刽子手”难题?

当谈到大屠杀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什么?

也许是南京大屠杀,这涉及到了国族间的对抗;也许是犹太人大屠杀,这涉及到了种族间的冲突;也许还有更多更多,亚美尼亚大屠杀、红色高棉大屠杀、卢旺达大屠杀,包括我在微思客之前推送过的洛克斯普林大屠杀。这些屠杀,或多或少的,都涉及到了种族、阶级、国家、性别等议题,各式各样,层出不穷。

就连可被直接翻译为“屠杀”的英文单词,也有好几个。比如“Genocide”、“Mass Killing”、“Massacre”、“Collective Killing”、“Holocaust”、“Slaughter”、“Ethnic Cleansing”,在杀戮形式上或许有差异,但都可直接指向“屠杀”这一词义。稍不留神,就会词汇误用。

而我今天要说的,是集体屠杀,翻译成英文,也就是collective killing。

集体屠杀到底是什么?首先,它属于集体行为的一种,具有极强的集体和社区性,研究范围包括并超出一般的制度、政策、种族、性别、心理等议题;其次,参与的对象将不仅局限在上层,地方政府、社团组织甚至具体到家庭、个人,都在其中有相当程度的能动性;再次,也正是这种参与对象数量的增加,一种由列维·施特劳斯所提倡的结构性观察角度,而非传统的“单一中心”论,将显得空前重要。


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法国著名思想家,人类学结构主义的集大成者

事实上,集体屠杀和种族屠杀(Genocide),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极强的相似性,比方说看看斯科特·施特劳斯在其名著《卢旺达大屠杀》中对种族屠杀的定义:“在本质上,种族屠杀是关于普通人如何看到自己的亲人、朋友、爱人变成那些‘必须被消灭的敌人’的研究。’”也就是说,这两种屠杀所针对的对象,均为一般的平民;然而,种族屠杀的研究,由于仅针对种族议题,当需要其面对更为广阔的集体行为反思,其分析便会陷入片面。换句话说,其无法从更为普遍的层面上,解释诸如你我的普通平民,为何最后会陷入到疯狂的屠杀行为当中,成为了真正意义的“刽子手”。

而集体屠杀所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集体行为中关于“恶”的分析。

一般情况下,对于集体行为“恶”的分析,学者倾向于从心理学或者制度分析角度去解构个体参与者自身,并在随后,通过探讨集体行为和个体行为间存在的某种有望被量化的相关关系,实现社会行为的分析。关于路西法效应的讨论,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以下文字摘录自梁文道《一个普通人离杀人有多远》,用以简易描述“路西法效应”:

我们一般人在看到一些惨案发生的时候,在看到一些匪夷所思的,残酷的屠杀事件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觉得我绝对不可能变成那样的坏蛋和凶手,我们通常很自信自己的道德判断能力,很自信自己的坚强意志。可是千万不要太过自信,有没有想过像纳粹屠杀,像南京大屠杀,像卢旺达大屠杀。如果把你丢在那些谋杀者的屠杀者的角色里面,你会怎么做?你会不会可能顺从,你会不会可能也投入其中呢?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路西法效应》,它的作者菲利浦·津巴多,正是想告诉我们这一点。因为使得我们变坏的是一些情景的效果,这些情景有时候是来自于像我们昨天讲的制服、监狱的环境、某种规则、某种秩序

还有它是种群众压力,什么是群众压力?比如说像卢旺达大屠杀的例子里面,当你发现其他人都在这么干的时候,而你不动,你不干,你会担心自己会被人认为,我其实是同情这些图西族人的,我是不是和个胡图族人的胡奸呢?所以你觉得我也被迫要去杀人。

而当你开始杀人之后,你就会觉得既然我已经杀了,那我只好继续杀下去,我甚至杀人有时候是为了帮助那些受害者解脱,反正他们迟早要死,不如我爽快的让他们死。我是对他们好,你会想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为自己解释。”


梁文道所描述的,著名的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监狱实验”,表明了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暴君

显然,梁文道的解读,或者说津巴多教授的研究中,也意识特定环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但问题在于,随后他们的观察,更多从个体的对特定环境心理互动出发,而没有进一步深思这种环境本身的历史形成,结构组织与发展趋势。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思考,依然停留在讨论所谓个体行为和集体行为的关联上。然而个体行为和集体行为间的相关性,到底是不是一个“伪命题”,却很少有人真正去反思。量化数据分析显示,二者间确实有某种趋势上的一致,但这种趋势上的一致性到底能否被解读为“因果”,其实并没有那么确定。而停留在探讨二者关系来反思集体屠杀,在无法通过量化方式确认为因果关系时依然固执地去思考,显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TVB的经典作品《心战》,对变态杀人行为作了相当有意思的解读。但其解读最终还是沦为某种“神秘主义”,无法进行更为深刻的思考

对于这种由平民转变为刽子手的过程分析,需要有更为合适的方法。为了找寻这个方法,我们需要对集体屠杀有一个更为细致的认识。

2 关于各种集体屠杀,它们有哪些共同特点?

当我们重新阅读历史上的一些集体屠杀,包括部分种族屠杀,有几个共同的特征需要指出。

(1)关于被杀害者的选择。在CR里,被选中予以杀害的人,和他现有的财产、地位并没有关联,而更多与其家族曾有过的历史相关。比如有一个人,过去作为地主,在土地改革中财产已经完全被没收,而自身也早已变成贫农。然而到了大屠杀的时候,他的后代依然会因为其曾有过的“地主”身份而受到牵连。这和中国传统中的“诛九族”,倒在某种程度上有类似性和延续性。

(2)关于杀戮工具的选择。卢旺达的大屠杀中,到了族群间杀戮的高峰期,使用的所谓武器,其实并不是那些所谓的高杀伤性武器,相反,杀人的武器均非常简陋,比如胡图族人杀害图西族人时所用的,都是锄头、镰刀、砍刀、狼牙棒这些看似无法造成太大危害的农具。但仅有的3个月间,这些所谓的“低杀伤力武器”就造成了接近100万人的死亡数字,这足以让人不寒而栗。

可以看到,卢旺达大屠杀中的武器,不过是一些简陋的砍刀罢了,但就是这些砍刀,造成了超过50万的人口死亡

(3)杀害者关系间的紧密。观察发现,无论是哪一场集体屠杀,屠杀者间的关系出人意料地密切相关,同村、邻居甚至亲戚朋友间,都有可能是潜在的刽子手。这种亲密程度之高,颇类似19世纪20世纪间的宗族械斗,这些地区在通常情况下,更信奉习惯法而不是成文法的力量。换句话说,当道德系统无法予以本质上的约束时,集体屠杀很容易发生。

(4)集体屠杀的公共性。集体屠杀能广泛推行的某种原因,就在于政府与社区组织中,绝大比例成员的不作为;而这种不作为,或者是围观,使得可能只是某种突发的小范围事件,能被迅速扩大,成为公共事件。

(5)国家的参与。和其他的屠杀不同,集体的屠杀中,国家在其中的参与程度许多许少,可能主导,也可能毫无作用,但至少不会如过去研究般,将屠杀的责任完全/完全不归咎于国家政府与国家政策。

(6)屠杀所需要的相关因素。如苏阳教授(Yang Su)所言,集体屠杀需要几个相关因素,包括:“似乎马上存在一种会破坏现有秩序的危险,导致必须立刻行动;假想敌被树立,这种假想敌不是具体个人,而是一种类似“阶级敌人”的概念;屠杀行为不会在法律和道德层面受到阻碍。”(概括来说,就是某种紧急感、非实在的假想敌、无约束)

3 集体屠杀的社区视角:如何超越“国家中心”

过去对于集体屠杀,更多倾向于从国家政策,制度和上层心理行为等角度切入分析,而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国家在集体屠杀中成为了完全的主导者,屠杀一般由上层支持或者默许,才可能发生,广大民众也是完全听从上层的意志行动,不存在反抗或主动性。

而最新的研究框架,则更多从社区层面切入,去分析屠杀直接参与者的角色定位以及自主能动性。相比过去的“国家中心”范式,该方法有三点创新:

(1)社区层面的观察,可以认识到集体屠杀本身,很可能是一件突发而非事先计划好的事件。国家的政策在此之中可有可无,并不主导着事件走向。换句话说,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均没有人能规划出一整套的集体屠杀行为。

(2)不仅在集体屠杀的起始阶段,国家不起到主导作用;即使在屠杀进行和扩大化的过程中,国家的影响也不是直接的。从上到下的政策下达,需要经过地方和社团等组织的多重发酵,而到了个人层面,对于政策的不同解读和反应,也极大稀释了国家政策本身的影响力。纵览CR的屠杀,国家层面对于屠杀的态度是混乱的,有支持,有反对,也有忽略;而其中下达的政策本身,很多都是自相矛盾的。由此,政策的有效性早已大打折扣。

(3)社区分析的框架下,更多的参与者被纳入其中。地方政府、社团的自主性得到了空前的强调,而个人,即使是单一的个人,也能起到很大的作用。至于国家,也将作为参与者的重要一员,被纳入分析框架中,并不显得高人一等。

从分析范式来看,这种集体屠杀的“社区化”转变,和目前史学界流行的“边缘研究”(Boundary Study)潮流密切相关。比方说“新清史”对于清朝满族性的强调,华南学派对于华南、西南地区的人类学调研,包括“边疆史”日益重要的史学地位,都与此相关。他们力图超越过去偏向于单一“民族史学”的范式,依托一种结构化的观点,从更为宏大的脉络和角度,加入更多参与者,使得历史叙述分析更为完善。(比方说,关于新清史的讨论,某些中国大陆学者批评海外汉学家过分强调满族自主性,而忽视了清朝这一华夏传统的延续,但事实上这种批评是不公平的,海外汉学家从未有某种“满族中心论”的观点,相反,他们力图超越“单一中心”,以结构和全球体系的角度思考问题,在此特意说明。)

4 乌合之众与集体屠杀:为何我们会变成刽子手?

建立在这种社区视角下再看集体屠杀,我们就能明白某种结构性的观察,以及对发生过程的梳理,或许会比单纯的心理学分析,更能解读普通人变成刽子手的原因。通过下面的五个步骤,我们能初步认识到,普通人是如何在一个有着历史性的身份纠纷的社区,以一种与多种因素互动的情况下变成真正的杀人犯。

首先,潜在屠杀发生地区具有某种历史所延续的族群分类。这种族群分类和阶级、宗教、肤色、语言、宗族的其中一个或多个相关。比方说,19世纪后期的广东土客大械斗,就源自宋朝以来客家人搬迁到广东时和本地人的冲突,这种冲突,为械斗埋下伏笔。

其次,社区的假想敌被树立起来。这种假想敌或来源于国家,或来自社区。具体案例可以看看《动物农场》,或者某些“走资派”。

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讲述了一头猪,如何从人类的被奴役者变成和人类平起平坐的统治者的故事,“颇为励志”

再次,潜在的杀手逐渐被聚集起来。这些杀手通常聚集在社区当中,擅长借助某种政治风向的变动来策略性完成自己的私人目的。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卢旺达屠杀中,很多的杀戮并不真的就是和种族矛盾相关。村间的争斗,大多也是和之前建立的经济利益纠葛有关,这些利益纠葛,被杀手们通过种族议题进行了扩大化表达,最终导致了杀戮。

复次,法律系统的瓦解。法律系统在社区层面的被瓦解是约束系统失灵的第一步,这在某些依托于成文法建立起来的社区组织而言,尤为重要。当约束不再,个体间的某些问题就有机会成为社区和公共问题。

最后,道德系统的崩溃,将导致屠杀的一发不可收拾。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CR期间,屠杀大多在习惯法起到重要作用的乡村中。当道德都无法起到本质的约束时,人性泯灭,一切都失去控制。

去年红遍大江南北的《我的滑板鞋》,有一句歌词让我一直不得其解:“一步两步,一步一步似爪牙,似魔鬼的步伐”。而在集体屠杀中,当环境和局势的发展,变得一发不可收拾的时候,平凡的人们,就在一步一步中,变成一名杀人凶手。


可不是危言耸听。。。

你看,“他拿着狼牙棒,一步两步,一步一步似爪牙,似魔鬼的步伐,从你身后慢慢走来。”想想就不寒而栗。

后语

乌合之众,也许是对我们大众的某种过分贬义的称谓和标签。但关于人性“恶”的讨论却一直不会停止。集体屠杀是一种恶的扩大化表现。通过结构化的视野,我们或许能将人的心理变动,国家政策影响和其他种种可能导致大众行恶的具体原因,以一种更为全面的论述加以表达。当我们以这种结构化观点重新观察这个社会时,对于某种可能的潜在危险,我们便能看得更远,也更为警惕。

参考文献

Yang Su,”Collective Killing in Rural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cott Strauss and Charlie Taylor,”Democratization and Electoral Violence in Sub-Saharan Africa, 1990-2008

Claude Levi-Strauss.”Anthropologie Strucrturale Deux

科大卫(David Faure):《告别华南研究》

Presanjit Duara,”The Global and Regional in China’s Nation-Formation”

Micheal Mann,”The Dark Side of Democracy: Explaining Ethnic Cleansing

Zygmunt Bauman,”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Yiching Wu: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刘平:《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

姚大力:《“新清史”之争背后的民族主义》

作者:

杨松林,多伦多大学东亚系硕士在读,“海外汉学与反思”栏目编辑

编辑:

杨贵,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编辑

校对:

宋韬,法学硕士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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