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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评| 腾讯推出的新闻机器人,阻碍了人类的思考能力?

 导语: 近日腾讯推出了“自动化新闻写作机器人”,据称能根据大数据信息在一分钟之内出稿。人们开始惊呼,传统媒体的记者要哭晕在厕所了。但是否这种“智能化”的机器人写作真能代替媒体记者? 可以肯定地回答:能——但只是很有限的一部分。“相信个人本心的力量,在中国社会这个大数据和单一逻辑导向的时代,显得愈发重要。”凤凰读书频道特约专栏作者杨松林的这篇评论也许可以让我们想一下,写作的本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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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腾讯正式推出了研发多时的新闻写作机器人,在其撰写的每篇文章最后,有以下一行注释:
“Dreamwriter,腾讯财经开发的自动化新闻写作机器人,根据算法在第一时间自动生成稿件,瞬时输出分析和研判,一分钟内将重要资讯和解读送达用户。”
有些吃惊,不过倒还属情理之中,毕竟关于技术对新闻行业的入侵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资讯传达本身正越来越不需要人,或者是作为中介的媒体参与。依托于大量信息收集和数据分析技术,机器完全可以取代人类,完成资讯的传达,部分新闻的创作和编辑的工作,由此,相当大部分的记者、编辑正面临失业的窘境。正如元淦恭所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除了深度的调查报道和特稿以外,消息这种传统的新闻形态,将逐渐不需要记者的介入,这是个不可逆的大趋势。这是互联网对新闻业整体性的颠覆导致的。”
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比方说,虽然依托人力进行建模和新闻搜集,但彭博终端机的出现,早已展示了技术的巨大优势:当其他传统媒体仍依托于记者的个人力量去搜寻信息时,彭博终端机早已在第一时间获取全球最快速的新闻资源,加以分析整理,最终展现在客户面前。而随着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的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在理解人类行为的进一步加深,包括人力建模和深度数据分析,都有可能通过技术完成;而这在认知科学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腾讯机器人的出现,只是这种新闻“机器化”趋势的进一步深化而已。
信息化给新闻行业带来的重新洗牌,效果显而易见,这在某种程度上不是一件坏事,毕竟原创性、深度报道的重要性作为媒体人本应有的核心竞争力将被重新强调;但于此同时,信息的高度畅通,未来技术对这方面的进一步渗透,都很可能,甚至已经导致了高质量信息的逐步廉价,内容制作最终可能真的就只能成为大数据时代下,依托某种“情怀”才能存活的“手工活”。
而在中国,从古到今,懂得技术活的“匠人”们,一般无论收入,还是社会地位都非常低。
但除此之外,我所关注的新闻行业中所谓的技术化、互联网化趋势,似乎更应该是某种单一逻辑导向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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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对于新闻行业的影响,除了所谓的“去中介化”外,可能还暗含着某种更为本质的趋势,这涉及到了人的思维模式:新闻、信息环境的进一步市场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描述逻辑单一化。
技术源于人类思维,却在不断简化着人类思维。因为技术产生于人的惰性需求,而当有一台机器可以代替人类完成思考后,人类将不再热衷于反思,正如人类在有了交通工具后变得不爱走路一样。
而一旦人类对思考的喜爱最终都服从于机器的逻辑时,那么机器制造者的思想逻辑,就很有可能形成话语霸权,主导人类思维的走向。而显然,无论是彭博终端机,还是腾讯机器人,其建立者的主体逻辑,显然还是商业逻辑和市场逻辑。
所以很显然,这种在表象看来是互联网技术带来的改变,本质上,还是商业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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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关于市场化对新闻、信息和内容行业带来的另一项重大影响,则和某些自称为“文化人”的群体,逐步服从和服务于商业逻辑,而抛弃了原有的思维模式。
很多人会觉得不可理解,毕竟从学者,到公知,再到媒体,都无时无刻不在宣传着所谓“全球化”、“多元化”、“后现代”的字眼,主张个性张扬,强调独立思考,似乎就像政治正确一般,指导着每个人找到自己所谓的主体意识。不信,你看看阿兰德波顿,看看斯皮瓦克,再看看大陆的某些公知们。
然而,也正是这些自我标榜为“文化人”的公知们,正在利用“情怀”、“多元化”的诱惑力,为自己的经济利益所服务。这些文化商人们,或屈服,或主动投身于资本和商业逻辑的怀抱中,通过情怀的表象,欲盖弥彰地遮掩着其商业目的。更为可笑的事,有不少人最终还变得自欺欺人,迷醉在短暂的自我精神欢愉中,变得不能自拔。
不信,大家看看一则《商业周刊/中文版》对韩寒的专访,导语写着:“当初,韩寒不喜欢被称作“商人”,他总是极力地表现出自己与商业的格格不入,比如不印名片,不做签售……然而在这次专访中,他完全没有掩盖与商业的暧昧关系。”
有人说了,商人怎么了?现在又不是“士农工商”的时代,商人难道不比你们这些穷酸秀才有权有势?我不否认金钱在这一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如我从未否认这个社会的市场逻辑就是错误的,不应该被提倡的。我对这些“文化商人”所真正反感的地方,在于他们总是不敢撕破自己“文化人”的假面标签,用依托“文化人”、“思想者”这种类型的标签,来掩盖自己商人的真面目。
相比之下,倒是罗永浩和郭敬明值得我去钦佩,至少他们不会去否认自己商人的身份。尤其是罗永浩,将微博交给他人,自己明确表示不再是意见领袖,而是一名文化商人,在我看来,活得坦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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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上文所说言,这批假借“情怀”的“文化人”,纷纷倒向资本和商业逻辑的现象,和技术对于信息传播行业的重新洗牌,都暗含着一种在思想界多元性的表征外,实质的标准和逻辑单一化趋势。
这某种程度上暗示了思想和信息经过重新洗牌后,在未来具备的某种巨大市场潜能。比如说,许多媒体开始建立自身的数据分析实验室,比如说,中国文化产业市场的红火,再比如说,智库开始成为许多媒体所着力的重点栏目。
似乎,大家都认识到了文化产业市场背后的巨大利润,纷纷蠢蠢欲动。“文化人也能致富”的宣言,成为了每一个有思想的个体最终驯服于商业逻辑的极佳诱惑。有的坦率,有的扭捏,半推半就,活生生一出偷情戏。
而这种多元外壳下掩盖的单一商业逻辑,对思想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在这种趋势下,但凡有野心的文化人,最终都必须依靠商业逻辑,转变为“文化商人”才能生存,否则其便缺乏话语权。可当获得话语权时,这些既得利益者们却变得保守而小心翼翼,不再利用话语权来反思,反而进一步推广其“市场化思维”。在这种再生产中,商业逻辑取得了完全胜利。
所以面对这个技术洗牌和商业逻辑主导的消费者社会,人们亦步亦趋,纷纷向着“庸众”的道路所前行。成为王小波口中的那只“特立独行的猪”,不过一种奢望;因为每个人最后特立独行的方式都是相似的,到了最后,大家变成的,不过是猪罢了。
阎连科的质疑仍掷地有声:“我们所要提问的,不是这个社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而是,为什么没有那样的人”。一个社会,为何在所谓的多元化表象外,最终都屈服于某种单一化的逻辑?难道福山说的“历史终结”,以及背后暗含的形而上假设,都能最后被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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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我不相信这一点。
对我来说,中国所处的这个大数据时代中,提供的一切数据分析和挖掘,最终所给予我的,不过是社会分析和自我剖析的重要参量,而重要参量本身,并不是决定性的,我个人对自我思维复杂性的了解,能让我做到不亦步亦趋,行为不被外界舆论所导向。也许我无法做到表象的“特立独行”,但至少,我愿意尝试过着一种“抵抗”的生活方式,并且真诚相信这种抵抗对于我的独立思考而言倍加重要。
而这种主观性的真诚相信,对我的生活而言,就是有意义的,有作用的,也是有力量的。
相信个人本心的力量,在中国社会这个大数据和单一逻辑导向的时代,显得愈发重要,这不仅仅停留在那种“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心灵鸡汤中。这个大数据的世界,仍需要温情,需要人的力量。基于思维的复杂性,在这种大数据的量化霸权下,人类仍能寻觅到足够的空间进行生存和进化;同样的,真正的个体性和多元性表达,不必要通过商业逻辑,夺取所谓的话语权才能实现。我相信本心的力量,正如我相信,真正文化人的主体性表达,既不在叛逆,也不在屈服,而是经过充分的考量后,仍能坚持自我,不被觥筹交错的社会浮躁所迷离,做一个真正的思考者和批判家。
而当一些不屈从于技术的简化思维和文化商人的资本逻辑的思考者出现并提出相关反思时,这个社会就不至于冷酷无情,技术和所谓的文化商人,也就不会阻碍人继续思考的能力。
作者:杨松林,凤凰读书频道特约撰稿人。
本文为授权稿件,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授权转载
凤凰读书
微信号:凤凰读书(ifengbook)
作者、编辑:杨松林,凤凰读书频道特约撰稿人,多伦多大学东亚系硕士在读。
校对:宋韬,法学硕士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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