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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解构新媒体的民主神话

★本文经孟冰纯老师授权推送。如有需要,欢迎转载,但请注明来自微思客(wethinker2014),作者孟冰纯。

本次推送伦敦政经学院的孟冰纯老师《解构新媒体的民主神话》是她写给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人类学家周永明的着作《历史视野中的网络政治:电报、互联网与中国的政治参与》(Historicizing Online Politics: Telegraphy, the Interne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的书评。谷歌被禁、微信关键词举报、连微博小秘书也奉行删删删,中国的网络自由也是西方学术界报告和新闻界报道的关注点。如此网络自由度仿佛直观代表着民主化程度。然而这本书带来了新的角度。孟老师评价“反思社会科学中西方中心主义研究范式的局限性”,“打破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及内容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还原了个体在控制与反控制的权力博弈之中的能动性。”也求各位五毛,别看见关键词就急着举报,把文章好好看完,认真思考。

解构新媒体的民主神话

孟冰纯

历史上,几乎每一次传播技术的突破都会引发一系列乌托邦式的想像。媒介历史学家道格拉斯(Susan J.Douglas)曾这样描写二十世纪初人们对于广播的热情:「这种媒介似乎正是长久以来人们所渴望的, 真正民主的、权力分散的传播技术, 一种由个人控制,可以随心所欲使 用而不必付费的装置。」①在之后的一个世纪里,类似的憧憬随着电视及有线电视的普及而不断被激活, 「 无 所 不 在 的 双 向 传 播 」( ubiquitous two-way communication)和「电子民主」(electronic democracy)的美好前景持续充满感召力②。

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无疑将这种乌托邦式的想像推至顶峰,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普及,其惊人的信息承载量和前所未有的互动性,加上互联互通的极大灵活性,都使得人们对这一新技术在经济、政治、文 化各领域可能带来的变革充满希望。而对于一众关注中国问题的观察家和研究者来说,网络对民主政治的影响则成为近年来的热门话题。遗憾的是,这其中很大一部分讨论都多少带有技术决定论的色彩,高估了网络技术超越特定历史和社会语境的可能。正如莫斯柯(Vincent Mosco)所言:「赛博空间 (Cyberspace)是推动我们这个时代三个核心神话的中坚力量。每一个神话都和对于终点的愿景相联系: 历史的终结,地理的终结以及政治的终结。」③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人类学家周永明的着作《历史视野 中的网络政治:电报、互联网与中 国的政治参与》(Historicizing Online Politics: Telegraphy, the Interne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以下简称《历史视野中的网络政治》, 引用只注页码),是一部有助于打 破上述神话的力作。这本书采用历史人类学的独特视角,将史料梳理与田野研究相结合,把相隔一个多世纪进入中国的电报和互联网技术置于各自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考察了它们与晚清及当代中国政治参与的多重互动。

周永明在导言中即针对中国网络政治研究中的「怪物情结」提出批评。在众多西方观察家的视野中,一 方面互联网像是个仁慈的「怪物」, 有望通过不间断的信息自由流通而消灭专制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中共政权必定把网络当成洪水猛兽而严加防范,但 是这个「怪物」非但不可能被驯服, 反而会最终改变中国社会。在此类 「怪物情结」驱使下作出的政治预言,往往把信息技术和更广泛的社会背景割裂开来,既高估了技术本身的自律自足,又低估了政权对新技术既加以利用又严加控制的能力。这一情结背后更深层的误区, 乃是忽略了「新技术与民主化」的研究范式本身也属历史的建构,并且需要随着时空背景的变化而被不断修正。正是基于这样的反思,周永明独辟蹊径地引入了电报与晚清中国政治这一长期被忽略的课题,并以此为参照,把互联网与当代中国政治的关系放到了一个充满矛盾和张力的动态历史背景之中。

本书的第一部分着重讨论电报与清末政治参与的互动。电报技术在西方兴起后不久,就于1852年由传教士介绍到中国,但直到1881年大清电报总局才投入商业营运。对于长达三十年的滞后,历来有两种解释。一种说法是,归咎于儒家思想将科学技术斥为「奇技淫巧」的鄙夷态度;另一种说法是,民间出于对风水的迷信,抵制在田野墓地之间架设电报线。周永明则认为,文化观念的影响固然不容忽视,但并不足以描绘完整的历史图景。首先,晚清的统治阶层并非铁板一块。道光、咸丰年间就有「经世派」 发起学习西方科技的呼吁,之后的洋务运动领军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更是堪称中国第一批现代知识份子。值得追究的倒是,洋务派的精英为何未能在更短时间内说服朝廷采用电报技术。其次,风水思想从来就没有被正统儒学接受,往往被统治者贬为「无稽之谈」 乃至「妖言惑众」,所以也不足以构 成决定性的障碍。

周永明提出,对于「权」和「利」 的考量才是影响电报在中国的发展轨迹更为重要的因素。所谓「利」, 包括利益、收益、资源等多重意 思,「权」则既指权利、权力,也指控制力。虽然英、美、法、俄等国从1861年开始就频频要求在中国架设电报网络,但起初清政府一方面 把中西利益之争看成一场零和游戏,低估了此项技术可能给本国带来的收益;另一方面担心引入此项技术后无法控制可能引发的外交纠纷。随着洋务派对西方技术的了解 不断加深,在朝廷的势力日益加强,电报有「利」的一面也更加凸显。1874年日军以琉球渔民被杀为藉口出兵台湾,更是令统治者意识到通讯之重要性的一个契机。对电报的商业及军事用途的重新估价, 终于促使清政府于1881年下决心建设完全由本国掌控的电报网络。周永明在这里强调指出,对「权」和 「利」的衡量,是此后的中国统治者不断需要面对的问题,对于这两方 面的评估及应对从而也影响着新技术在中国的发展轨迹。

当然,统治者既欲求「利」,又 想保「权」的过程总是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在特定历史时空下,新的传播技术被甚麽样的人群如何利用, 往往出人意料。也正因为如此,在纷繁的史实面前,带有先验论或决定论色彩的解释模式显得软弱无力。《历史视野中的网络政治》从大量史料出发,全方位地勾画出清末中国社会对于电报的「接受语境」 (receiving context),这其中,技术的因素始终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因素,乃至主体的能动性相互影响、相互转化。

与当代的互联网控制类似,清政府也试图从网络、服务和内容三方面对电报进行管理。清政府设立了商电局和官电局,分别管辖私营和官方的电报网络。1881年大清电报总局成立后,理论上所有电报服务都应该通过中国人控制的陆上电报线,但是由于上海和香港之间的海底电缆早在1871年就由丹麦大北公司铺设完成,沿海及海外的精英阶层完全可以绕过官方控制,经由私营公司拍发电报。就内容而言, 晚清电报有明确的「 官 」、「 私 」之 分,前者享有服务优先权,巡抚以上级别的官员可以签条拍发。

今日中国互联网以防火墙而闻名,而事实上,当年的清政府也曾经直接下令电报总局,将特定内容的电报扣留不发。但正如「防火长城」(Great Firewall)从来都是充满渗漏一样,电报技术也不可能完全为朝廷掌控。本书将晚清电报与政治的关係演变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 一、从1881到1894年,清政府主要利用电报加强辖区内的统治;二、 1895年以后,「通电」开始被视为政治表达和参与的重要工具;三、从 1905到1911年,电报在全国性的政策讨论和政治发动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所谓「通电」或「公电」是指同时发送给多个接收者的明码电报, 是清末中国社会个人、团体,乃至政府机构发表意见的独特方式;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些电报只有被报纸转载才能获得广泛影响。作者通过对1872到1912年间,以《申报》为主的新兴商业报纸的内容梳理,有力地论证了电报与报纸的互动是如何促进晚清缙绅阶层参政议政的。

书中提到,1895年《马关条约》 签署之后,《申报》刊登了一份署名全台绅民的通电,反对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宣布忠于清政府,并吁请国际社会干预。1898到1900年的保皇运动期间,士绅阶层正是有效地利用了通电这一形式表明政治立场,影响公共舆论,从而有效地对慈禧太后施加压力,迫使其最终放弃了废黜光绪帝的计划。尽管当时很多维新派人士在百日维新失败后 流亡海外,但电报这一新兴通讯方式为他们创造了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参与政治的便利条件。1900年慈禧太后支持义和团对外国人的袭击, 于6月向一切在华外国势力宣战。 东南地方官员震惊之馀决定不支持这一行动,时任大清电报局总办的 盛宣怀利用职位之便,成功地组织了东南地方督抚进行东南互保运 动。运动期间,地方官员通过控制电报网络,既能彼此间及时通报信息,又在必要时阻止公众及朝廷了解全部实情,有效地操纵了舆论。

而在1905年兴起的收回铁路权运动中,电报对于政治参与的推动更是达到了新的高度。首先,参与讨论的群体明显扩大。从《申报》刊 登的大量通电可以看出,当中有铁路公司股东、海外华人、国内官员及学生以个人名义发给清政府各部门的;有以公司、商会、教育联合 会等团体名义发送的;更有清政府各部门与各级督抚之间就铁路权问题进行沟通的公务电报。其次,电报所提供的已经不仅仅是公开表明 立场的手段,它更通过和报纸相结合,进一步成为协商讨论的平台, 帮助私人控股的铁路公司首次真正参与政府的决策过程。另外,在收 回铁路权引发的一系列争议中,政府部门间的公务电报也被刊印在报纸上,使得各方的立场都公之于众,增加了信息的透明度。

从引进电报前对于「权」和「利」 的考量,到清政府试图对新通讯手段加以控制,再到通电借助报纸发挥影响力,为晚清的政治参与创造 了短暂的黄金时期。作者借助这段历史说明,技术本身不足以成为社会变化的根本动力,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动主体(agency)出于甚麽目 的,又如何利用这项技术。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主体所处的特定历史背景:清朝末年朝廷权力衰弱,地方上新的经济、政治及社会力量崛 起,加上在内忧外患之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些都极大促进了政治参与。

如果说晚清电报发挥的政治功用如今已鲜为人知,互联网则从一进入中国就被寄予「民主化」的厚望。美国前总统克林顿(William J. Clinton)2000年发表的着名论断, 将中国的网络监管比作「把果冻钉上墙」4的徒劳努力,就很能代表相当一部分西方观察家的乐观态度。 但到了2006年,微软(Microsoft)、 雅 虎(Yahoo)及 谷 歌( Google )三大网络巨头因为配合中国政府的网络审查而受到国际人权组织及广 大「自由f士」的强烈谴责,乌托邦的理想一时间又走到了反面。在美国两位法学教授格尔斯密(Jack Goldsmith)与吴修铭合着的《谁控制互联网?》(Who Controls the Internet?: Illusions of a Borderless World)一书中,指出中国政府似乎再次以全知全能的暴君面目出现,网络的民主潜能在专制政权下显得岌岌可危5。 周永明的《历史视野中的网络政治》 正是要打破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及内容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还原了个体在控制与反控制的权力博弈之中的能动性。本书的第二部分主要提供 了三类网站的个案研究:知识份子创办的网络杂志、民间作者的政治写作,以及民族主义色彩浓重的军事网站。

较之清政府采纳电报技术时的犹疑不决,中共从一开始就对互联网抱十分积极的态度,坚信这项技术将会极大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 展。周永明指出,中共把互联网看成众多媒体的一种,一方面尽力拓展其科技和商业价值,另一方面试图通过对基础设备、服务和内容的 控制,消解潜在的政治威胁。回顾互联网在中国的高速发展历程,政府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无论是对于体制内的知识份子还是体制外的 民间作者,互联网都为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表达空间。正如民间作者之一吕加平所言:「如果不是互联网,大概我的声音永远不会有人 听到。」(页181)但即使在这样的空间,技术本身的变革力量仍始终处于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及能动主体的调和之下。就学术性的网络 杂志而言,创办者的立场不可避免地对杂志导向产生影响,知识份子群体原有的帮派自然会转移到网上论争当中,这从「思想的境界」网 站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和「思想格式化」网站的民族主义倾向均可见一斑。

绝对平等 、理性 、兼容并包的讨论,在现实世界里难以实现,而在虚拟空间里同样面临重重障碍。书中提到2000年长江读书奖引发的网上争论,认为参与讨论的知识精英固然对新的自由言论空间投入了极大热情,但争论过程中不时出现的人身攻击乃至谩骂,似乎距离「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理想仍相去甚远。其次,维持学术性网络杂志的费用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比如在营办「思想格式化」网站的过 程中,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创办人,那就是如何在不依赖商业广告的情况下获得财务保障。相比较而言,「世纪中国」网站既有中国社会发展网的官方资金支持,又有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协办,堪称学术网站中的精英。这种精英地位更通过一批着名学者的参与而得以强化,因而迅速和其他的「同人杂志」拉开了档次。当然这也同时意味着,网站的学术性和理论性导向限制了非知识精英的参与。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世纪中国」网站曾一度是中国学术网站的一面旗帜,但就在周着出版后不久的2006年7月,该网站及其所属论坛被官方强行关闭,网站主编最后 留言道:「在六年之中,虽然我们历经无数外人所不知的艰辛困苦, 我们学习在坚持中妥协,在妥协中坚持,曾度过了许多危机的关头。 但今天,仍然劫数难逃。」6这段话无疑再次为技术潜能与政治体制的关系添上一个注脚。

对吕加平、吉安和安替三位网络政论家的探讨,再次体现了周永明自如地对田野研究的材料进行「 深 描 」( thick description) 的能力 , 同时构成本书又一饶有趣味的章节。尽管三人的生活背景和政治主张各不相同,周永明用「民间」一词概括他们「边缘化」的生存状态—— 这些因网络而成名的政论家既和官方意识形态保持距离,又远离主流知识份子群体。这种体制外的身份注定是模糊游移且充满矛盾的。吕加平强调自己是非官方的研究者, 但他并不介意通过种种官方途径扩大影响,寻求更大范围内的认可。而即使是一贯标榜反体制立场的安替,仍然感叹他的写作为「主流」所轻视,对「边缘化」的生存状态深表焦虑。

对于国家政权而言,由于从 「左」到「右」的各种言论都在通过互联网寻找一席之地,众声喧哗之中如何有效地维系言论控制,无疑是统治者需要面对的难题。在周永明看来,中国政府应对网络学术杂志以及民间作者表明,国家机器仍在不断摸索在新环境下行之有效的治 理(governance)策略。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些策略会变得更加灵活,但也无可避免地带有缝隙和漏洞,从 而使拓展新的话语空间成为可能。 至于主流知识份子与民间作者的关系,同样充满张力。较之清末利用通电参与政治的士绅阶层及商会组织,今日的「民间」资源更加贫 乏,影响力也很有限。体制内的知识份子多半并不认可吕加平、安替这样的人,虽然也有少数知识界名流号召向民间作者投以更多同情和 关注,但在周永明看来,这样的号召从精英主义立场出发,并未充分体察民间政论家的锐气和勇气。 民族主义与政治参与的互动, 是本书贯穿始终的一个话题。晚清 电报的政治影响和当时救亡图存的 普遍情绪密不可分,新技术的採纳正是藉由民族主义强化了其合法性。 而当代中国互联网与民族主义,也随着一场场国际风波,成为海内外舆论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7。通 过对军事网站的个案研究,周永明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新的阐释。他认 为,从「铁血」网站上频频出现的关键词 , 比 如「 综合国力 」、「 国家利益 」、「 游戏规则 」等 , 可以看出参与讨论者对于国家间的力量角逐已经有了相当理性的认识。对于多数网友来说,国与国的争斗已不再是充满感情色彩的意识形态之争,而 是利益驱动的游戏,军事力量是游戏制胜的关键。另外,从论坛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也可以看出,参与讨论者掌握了大量与军事有关的信息,他们的民族主义因而建立在了解时事的基础上,并非盲目冲动。这样的解读,无疑反驳了西方通行的观点,认为中国网民的民族主义完全是非理性的,是长期受政府意识形态灌输的结果。

《历史视野中的网络政治》凭藉对社会政治背景的深刻洞察,通过生动翔实的第一手材料,论述了信息新技术如何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推动中国的政治参与。本书的理论贡献大致有以下几方面:首先, 对于「接受语境」的再三强调,有力地批判了新媒体研究中常见的技术 决定论倾向,同时也解构了历史和地缘政治终结的神话。其次,本书的另一个重要出发点,是反思社会科学中西方中心主义研究范式的局 限性。像「网络能否带来中国民主化?」这样的议题本身,就暗含了对于政治参与、民主及中国政治的特定理解,而这其中不乏站在西方立场上一厢情愿的想像,并非总是从事实出发。再次,作者对于宏观权力结构和微观能动主体之间动态关系的把握也值得一提。书中强调不同人群应用技术的方式和目的各不相同,能动主体对于新信息的解读更不可一概而论,比如军事论坛上突出的「知情的民族主义」(informed nationalism)就是例证。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权力结构和能动主体之间永远是充满辩证关系的。拿网络空间的民族主义来说,我们固然不能把网民想像成盲从的「大众」,但是政权对于民族主义情绪的默许、助长和利用同样不容忽视。否则我们似乎无法解释,为甚麽在众多政治倾向中,民族主义在中国互联网上尤为突出, 相比较自由主义也相对更容易生存下来。包括吕加平、吉安在内的「体制外」写作也并非总是与体制本身的意识形态导向相冲突,反而时时有合谋的可能。在这个问题上, 周永明虽然提到国家政权正逐步采用新的信息控制方式,但并未展开论述。新的方式到底新在哪儿,具体如何运作,我们是否能从中导出更有说服力的理论框架,从而进一步理解新技术环境下结构与主体的关系,这些都是有待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作者,孟冰纯,伦敦政经学院媒体与传播系副教授。

编辑,马由游,微思客WeThinker墙外看中国编辑。

校对,宋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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