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评 |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政绩工程和民众的“国族想象”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布鲁科夫”,经授权,得以转载。如需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编者按:编者目前正在参加世界历史科学大会。作为“史学界的奥林匹克”盛会,会议的大排场和高规(bi)格(ge)让我对自己母校刮目相看。然而在宏大叙事下,对于细节把控、人本意识的缺乏,让亲历者的体验不如想象中出色。不得不说,山大志愿者们的努力有目共睹,他们经历了数月的拼搏,才完成了一次如此宏伟的壮举;然而校方对志愿者们的过度压榨和“廉价使用”,却在那种虚伪的鸡汤鼓励中被忽略。(有人会说志愿者是你情我愿地参与,然而这并不代表校方真的可以进行压榨使用)
这其实反映了一种民族主义精神的持续发酵。依托于宏观叙事,人民和国家间本来不物质存在的“想像性关联”被话语确认(discourse confirmation)。这种情况下,国家唯有依托宏观叙事,比如举办大型盛会,来激发民众的某种很可能是虚妄的自豪感,又或者将个体和国家间依靠标志来联系起来使之为国效力(比如朝阳大妈的红袖章,还有红宝书等等)。
在这种国际性会议背景下,志愿者们似乎获得了某种安慰和精神力量,比如“山大历史系进入全国前十,会议上了新闻头条,还有济南召开了国际会议”这些新闻,都充满诱惑性。可除此之外呢?你若沉迷于这种虚幻的心理安慰,则不需继续阅读;若希望继续保持对社会的思考能力和研究独立性,下面的文章也许对你有用,有些偏激,但瑕不掩瑜。
在宏大叙事下,其实我们更需要冷静地进行独立思考和观察。没参会者如此,参会者更应如此。平台若不为学术服务,而只是朋党聚集的牺牲品,则会议不过又一政绩工程,短暂的兴奋过后,留下的也许只是类似“广州亚运村”的一片废墟。兴,百姓苦。
幻觉支撑我们活下去周云蓬 – 沉默如谜的呼吸

历史学家在什么情况下有饭吃?

吴盛杰
今天的故事还要从我在网上浏览的一则“大新闻”讲起,都先来看一段吧:
距离大会开幕只有12天了,环境整治等各项工作任务还很重,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不能有任何松劲懈怠,不怕麻烦不怕重复,针对重点问题、重要环节,要考虑得再周全一点、细致一点,多准备几套应急方案,务求工作全面到位。要突出重点、查缺补漏抓好服务保障,把未完成的工作收好尾,同时对持续性、长效性的保障工作继续加大力度,不能松懈。在环境营造方面,重点抓好铁路、公路(包括高速公路)沿线环境整治;在交通保障方面,必须精心组织、保障到位;在安全稳定方面,必须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公安、消防、信访、卫计、安监、质监、食药监等部门要提前做好预防工作,争取将各类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同时要做好细致的应急方案;在宣传推广方面,要向众多来宾讲好济南的故事;在龙山卫星会议方面,要按照既定方案继续抓好推进落实。要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搞好沟通协调。要秉承国际意识和开放心态,充分尊重国际友人生活饮食习俗,按国际惯例办事,做好服务保障各项工作。市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协作意识,在创造性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进一步加强衔接沟通,确保反应迅速、沟通顺畅、措施得当、处理妥善。
都以为是北京冬奥会开动员大会的吧!其实这是济南市长杨鲁豫在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济南市保障工作调度会上的讲话。来,接着看:
杨鲁豫强调,下一步要在周密和细致上下功夫,不能有侥幸心理,对重要区域、重要节点、重要设施进行再检查,做到万无一失,确保大会安全顺利召开。要以决战决胜的心态全力做好各项工作。保障好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召开是一项政治任务,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不能有任何闪失。
尼玛,自从毛主席喊过郭沫若同志“郭老”以来,新中国的历史学家还没见过这种场面吧!
这个世界历史科学大会到底是个什么货,能够引起灰夹克们这么高度的重视呢?
首先我要强调,作为一个深耕基层十数载的历史学民工,我真的没有听说过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这个东西。这不,百度一下才知道,原来还真是个极其高大上的会议(虽然一直以来它基本上与中国和中国历史学没啥关系)。
这个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始创于1900年,每五年举办一次。今年是第22届(二战时停办了一届),由山东大学主办。粗看了一下会议主办方的介绍,这个牛到家的会议每届都会有一两千人参加,由前苏联举办的那一次参会人数更是高达三千多人(按照我国的一贯高标准,预计此次参会人数一定会超过这个数字)。就这个规模真是可以称的上是历史学界的“奥林匹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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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媒体的镜头下,我们可以看到会议排场之宏大
从学术的角度上讲,我们不能调侃这样高精尖的学术会议,毕竟这是一个有着一百多年传统的严肃的学术盛会。不过我们今天要谈的也不是会议的内容,而是中国举办这类会议的动机。
举办这样一个学术大会,其中牵涉了多方的关系。简单分析一下,地方政府、山东大学、中国历史学界、国外历史学家们都是这次会议的利益攸关方。

官方的态度从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网的会议预告就可以读出一二,其逻辑与我国近年来举办的各种国际会议如出一辙——上来先用“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是一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国际学术性团体”吓住你,告诉你这个学会有多牛逼;再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从未在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举办过”,表明我们能办这个大会是因为我们也很牛逼,至少比亚洲所有国家都牛逼;接着讲“当前世界各国的历史研究各有侧重,但仍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其实是一句很厉害的话,告诉那些国内外的历史学家们,咱们的观念、理念差异很大,这次来开会,还是讲点大家都要听的话,不和谐的东西就不要讨论了;最后强调了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中国有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实力,有能力举办这样的盛会

// <![CDATA[var sampling = Math.random()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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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 uin = “”;
// var key = “”;
// var pass_ticket = “”;

// 判断是否在微信客户端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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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URL获取参数,方便提取A8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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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s = {};
for (var i=0; i酷评 |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政绩工程和民众的“国族想象”

//

看看这个会议的标志设计的,能再有点“旅游范儿”吗?我称之为“马屁”
可以发现,通篇文章没有讲到举办这样的大会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学发展有什么帮助作用,也根本没提中国历史学近年取得了什么成绩,能让西方同行看的起,从而愿意将这次会议放在中国来举办。整个文章的基调就是一种肤浅而又极端的自负。
再看地方政府的态度,从上面济南市长的讲话分析,第一,这关乎面子;第二,要推广济南形象。又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闹剧。而山东大学能够承接这次会议,说好听点是对山大文科实力的认可,要是再往下打听,那还不是“咱上头有人”,为他们争取到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大项目”。“大项目”意味着什么,这对了解如今中国高等教育现状的人来说都不是什么秘密了吧。
而对于这个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来说,在这个连奥林匹克运动会都处处遭抵制的世界,举办这种大规模的单一学科的学术会议肯定是一件让他们头疼的事。但是偏偏就是有中国这样的冤大头,愿意大把大把的花纳税人的钱把外国人伺候舒服了。他们当然乐见其成了。
讲了这么多,终于发现——这是个与中国历史学发展毫无关系的会。
但是,我的话还没讲完。
如果不出意外,定会有大批的中国历史学家参会!
等等,你不是说这会与中国历史学发展没什么关系吗?你这个小小研究生都能看出来,这些个教授博导能看不出吗?我的回答是,他们心里确实门清,在当下的中国,学术会议与学术的发展基本没啥关系。但是他们肯定还会去的。
这就回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历史学家要怎么混饭吃呢?
本来,讲历史在中国是很吃香的行当,市场大潮的兴起,怎么滴也可以分一杯羹吧。可是大梦初醒的历史学家们发现大众传播领域的饭碗都给中文系、政治系、甚至夜校代课老师、民间写手抢走了。
哎,这个不行我们就写书吧。没成想中国严格的出版审查制度天生的就堵死了严肃历史学出版物的传播路径。搞一本书出来拿到的那点可怜的版税还不够出版社、新闻出版局折腾的呢。
都不行,咱就安安稳稳的做学问吧!做个大学老师也是份挺体面的工作。时间一天一天的过,不一会,你听说哪个法律系的老师都开上宝马了,又三天,你听说哪个商学院的教授都买别墅了。怎么同样是大学老师,差别这么大呢!
去打听一下才知道,人家项目多,赚的就是多!项目都是怎么拿来的呢?人家曝光率高啊,知名度高,人际关系广!怎么才能做到这些呢?多参加学术会议,多发表文章啊!
于是前赴后继的大会小会组织起来,名目纷繁复杂。参加会议的老师也是乐此不疲,东奔西跑。会议是越开越多,文章也是越发越多,但是偶尔回想起来,哎,好像这两年都没读什么书!

这个不予以评价。。。
哪里开个会不是这种状态呢!
其实,这些事情都是无可厚非的(很多事情都是体制所限)。释永信的事出来,有人采访一个和尚,说你怎么看待释永信的行为,和尚随口来一句,我们和尚也是人啊!在这个和尚都能要求做普通人的时代,历史学家凭什么不能做普通人呢,普通人不就想生活过的好一点吗!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以这样的动机参加学术会议的。还是有相当的一部分人,他们秉持韦伯所说的“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理念,不仅仅把它当做一个职业来看待。他们真心的认为,学术会议与同侪之间的交流对自己的学术发展是有益的。而且,在生活中,他们也是一副苦行僧的做派,以精神食粮为主,对物质生活从不苛求。对这样的人,我一向是很尊敬的。
说到底,当今中国历史学家们(其实大多数体制内的学者情况相似)的这种情况也都是“上面”安排的结果。“上面”漂亮的织起了这张体制的大网,让他们在里面生活,有且只有通过体制你才能过的很好,更舒服,那你对体制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就是有人喜欢占着自己的看着别人的!
不过,历史学家要混口饭吃和混饭吃的历史学家还是有区别的!
我不想对这种学术体制安排作出什么评判,只是想指出,这样的安排对真正想研究历史的学生与老师是极不公平的。就是在这样的安排下,寄生着一大帮靠这个体制生存却完全不是在为学术做贡献的人。
那些人绝大部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被强行分配到这个行业,由于进入的较早,他们掌控了大部分的学术资源(学术会议和学会杂志)和人际关系。以至于大部分的经费都在他们手上不断运作着重复的项目,那些他们熟悉的项目。而那些真正需要经费支撑的新项目、新研究就这么一次次的流产了。
历史学家们本来就在窄小的公共食堂里打饭吃,不许下饭馆,不许打外卖,这时还有人一下占了两个窗口,这样的情况,还能吃的上一顿饱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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