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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司机的四部小时代

★本文首发于网易新媒体“大国小民”栏目,作者为微思客编辑王庆峰,现在推送如下,如有转载需要,请联系作者或原微信号。

编者按:一个行业的兴衰从历史长河来看,不过是一段起伏的弧线。34年前,作为新兴行业的代表,他和同事们赶跑了人力三轮车;如今却被专车逼得无路可退,命运在此轮回。

出租车司机的四部小时代

王庆峰

4月13日,出租车司机何绍雄换下最后一班岗,转岗调到了停车场。

这是广州的雨季,夜晚突降暴雨,人们四处寻觅出租车。何绍雄回忆起乘客络绎不绝的过往。

他想念过去的10年,客人很多,收入够用,司机们下班之余,还经常一起夜宵、吹水。

他更怀念80、90年代,那是出租车的萌芽期,他们驱车上路,意气风发,每天工作六个小时,就可赚到三倍于普通工人的收入。

从1981年正式上路,到放下手中的方向盘,这个广州人的34年与四个轮子捆绑在一起。见证了出租车这一行从无到有,由盛而衰。

从暴利走向糊口,从骄傲走向妥协,尊严与报偿一路往下,爱与恨半生交加。何绍雄之于这个职业的34年,与出租车公司面对市场的心态如出一辙。

他们被时代的浪与沙裹挟,抽身不得。新事物出现的频率,快于他们的转身速度,一生中揉杂着太多“不得不”和不明所以,不知不觉走到了今时今日。

  • 出租车的黄金时代

1976年文革结束后,18岁的何绍雄来到广州市小客车公司。靠父亲找人引荐,他才得以留下做学童,从维修汽车学起,每月20块的工资。

很快,他接受了机动三轮车培训,和公司一起赶走了人力三轮车,并在1981年考取小汽车驾照。这一年,公司正式更名为广州市出租汽车公司,何绍雄开始单独上路。

这是真正的黄金时代。“你知什么是广州三大宝?医生、司机和猪肉佬!”何绍雄清晰地记得:“当时八级电工一个月108块,司机呢,一个月可以拿到差不多200块。那时候一碗粥一分钱,一顿早餐五分钱,全家一天都花不到一块钱。”他很快购买了一台钻石牌风扇,是当时广东有名的出口产品,不容易买到的抢手货。

80年代老广州的出租车站

率先引入出租车的广州,在80年代迎来市场井喷。彼时,普通老百姓还坐不起车,绝大部分乘客是外商。1984年,何绍雄被出租车公司派到了外宾常住的花园酒店。“他们在纸上写好目的地,随身带着字典。广交会的时候,我们学了英语三百句,像执行国家任务,觉得是为国争光。”

外国乘客有给小费的习惯,何绍雄有次拉到一名南美乘客,对方给了一张额度3000的本国货币,他一阵兴奋,回来才发现差不多只合人民币一块多钱。

80年代,普通人得逢结婚这样的大场合才舍得坐小车,司机可谓相当风光。而驾照考核也十分严格,学车得定时定点,整套学下来要花普通人一年的工资。

也正因此,何绍雄对当时的状态很满意,“我们当时拿工资,公司规定的任务量,6个小时就可以跑完,早跑完可以回家吃饭。中午吃饭堂,还可以睡个半小时。”

行业收入更多受到环境影响。1987年,何绍雄一个月能拿500块,而广州国有企业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也不过1778元。80年代末,来华的外商人数急转直下,出租车行业进入冷冬。直到90年代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拓展,外商重新进入中国,第一批“万元户”也开始坐得起出租车,的哥的生意才再度繁忙起来。

当时何绍雄并没有意识到这可能是时代的暗示:随着市场进一步打开,出租车行业躺着挣钱的暴利期即将过去,以后的行业状况更多与“竞争”相关。

  • 出租车的白银时代

保守策略贯穿了何绍雄的出租车生涯。他打趣自己,“刚开始是为了多挣点钱,一直没出去(下海),结果错过了好的时机,就出不去了。”

1990年,何绍雄所驻派的花园酒店开始成立自己的车队。他面临着是否回出租车公司的选择,酒店的收入更高,但老东家有“工龄待遇”,60岁以后可以享受退休。最后他还是选择回到公司,他已经待了10年,不想前功尽弃,家人也觉得国营单位比较稳定。

2年后,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提倡“把生意做活一点”。个体户大量出现,“投机倒把”一夜之间成了“自由贸易”。出租车公司跟随潮流,于1992年左右推出了车辆“半承包制”:取消基本工资,公司只负责提供车辆,油钱自付,收入四成给公司,六成归自己。不想加入的司机按照原来的模式拿工资。

在改革开放的南大门,越来越多人打得起车、习惯打车,签约承包制的司机赚得盆满钵满。等到同行告之“能(比以前)多挣三分之一”时,已经到了1994年。他的压力骤然增大,“吃饭和午睡的时间被压缩,因为你已经不拿工资了,多跑就能多挣一点。”

这是何绍雄职业生涯里最后的轻松岁月。他被评选上“先进奖”,奖励一个月工资,还能去贵州、云南旅游。从那以后,他再未出门旅游。

到了1998年,公司将承包制拓展到所有司机,在全国,它更为人知的名字叫“牌照制”:司机每月上交一定的“份子钱”,由牌照费(供车款)和29项税费构成。

因为不再有其它选择,何绍雄当即与同事“供”了一辆捷达,双班车。“我们两个人交3万块的首付后,每月还要交供车款和保险、税费等。”3年后,牌照费缴齐,但按照合约,他可以开到2006年,保险、税费、汽油以及维修费等自理。

何绍雄开着这辆捷达在广州穿梭了8年,淹没在百万人口中,他常年穿着蓝色工作服和皮鞋,每天拉客20多趟。8年里,他的儿子从初中读到高中,他的睡眠时间从8小时压缩到6小时,他的转行意愿从“有一点想法”到“想都不会去想”。除了开车,他觉得自己再无所长。

这是何绍雄的“白银时代”,他评价其为“平稳”。市场力量有条不紊地调整行业。2002年,原广州市白云小汽车出租公司与他所在的公司合并,成了广州最大的出租车公司。但很快他们遇到了强有力的对手,广骏集团以极少的投诉率、优质的服务,抢占了大块市场份额。

在平稳的竞争格局下,公司追求品牌和服务。司机必须统一着装,衬衫、西裤加皮鞋。一旦违章,司机可能面临着停运、罚款、参加学习班的处罚。曾有同事因绕路被乘客投诉,公司要求他当面向乘客道歉,并返还5倍于车费的罚款。

20世纪,广州出租车已成饱和趋势,出现大大小小的出租车公司

接受了市场经济的洗礼,何绍雄对职业的荣耀感早已被冲淡。在他看来,这份街头工作寻常得不能再寻常,“很多行业都挣钱了,出租车不再吃香。”他的报酬收入虽然还在稳步上浮,但购买力却明显下降,“以前许多东西我们才能弄到,现在都是别人在买。”直到2013年,他才用积蓄买了一套经济适用房。

他已经彻底和行业绑在一起,成为不停旋转的陀螺。偶尔也有转行的冲动划过脑海,但他更愿意要一份确定的“工龄”作保障。他解释自己当初为何留下,“那时开车算本事,在国营单位比外面做生意有面子,而且未来的事情,谁又能说得准呢?”

  • 出租车的青铜时代

“都是那些外地人嘛!”

58岁的何绍雄,保持着广州人的平稳性情,对于外地人,他特意强调,“我没什么意见,但他们确实改变了这个行业。”

不知什么时候,外地人开始大量涌入。首先是本省人“因为挣不到钱,广州人就开始不做了”。当初并肩的队友慢慢离开,新员工实行合同制,没有工龄牵绊,随时可以走掉,“司机挣不到钱,走了,公司就更加招不到司机”。

当本省人觉得无利可图时,外省人涌到广州来淘金。湖南人和河南人作为最大的外来司机群体,占据了半壁江山。他们吃苦耐劳,日夜劳作,使得这一行利润空间越来越小。“这些外地人的眼里啊,只有一个‘钱’字。”在何绍雄看来,绕路、拒载,用假钱糊弄人,拿乘客的行李,都是从外地司机开始。

司机挣不到钱的背后,是交通日益发达、私家车增多、出租车公司发展。何绍雄本人认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标志——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资格证。80年代,“要考到这样一张证件,需要高中毕业,两年驾驶证的经验,现场还要考英语呢。”如今小公司和外地人的涌入一点点拉低了门槛,“你想象得到吗?证件不值钱,因为用钱就能买了。”

这是出租车行业的青铜时代——对于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而言,行业的周期性衰退不可避免。

何绍雄除了压力大,生活水准也严重下降,“为了跑单,中午尽量找便利店解决,或者就在车上吃;开车时要想好在哪里上厕所,免得停车浪费时间;11天法定假日,很少过,大年初二客人多,公司没有一分钱补贴,自己也得出去跑啊。”

有一次载客去东莞,空车返程的路上,他累得睡了一个小时。他也曾半夜碰到醉汉拦车,吐得满车都是,最后还没给钱。

而在何绍雄儿子的记忆中,爸爸连家长会都没时间参加,“每逢全天轮班,他都要起早贪黑,生活圈子只限于一起开车的司机”。由于就餐、作息长期不规律,何绍雄没能避免业内普遍存在的糖尿病。但他没时间锻炼,只能尽量准时吃饭。

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只换来月入六七千,出租车罢运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矛头指向公司。司机们抱怨塞车扣时费太低,空车没有补贴,更为尖锐的指责是公司份子钱太高。

“中高层工资太高,司机又没钱挣,他们忘了,司机才是第一位的生产力啊!”何绍雄也开始无法忍受,对于他这样厉兵秣马的老员工,社保、医保也全都需要自己缴纳。

他形容对公司已经变得“感情非常淡”。年轻人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出现对立。大公司不允许罢运,但有时候必须“要给公司脸色看”。公司的解决办法就是寻找还愿意开出租车的人,他们往往来自更偏僻的山区,文化水平更低。这些人逐渐成为出租车司机的主流。然而找到接替者也越来越不容易。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收入下降直接导致服务水准的下降。何绍雄忍不住叹气,“这个行业,已经从讲服务第一位,到讲钱第一位。”

他已经不再有其它想法,也无力去尝试其它。“在退休之前,多挣一分是一分吧。”

  • 出租车的黑铁时代

专车来了,对于已经不堪重负的出租车行业,这无异于致命一击。

1981年他们赶走人力三轮车,命运轮回,如今来到了自己身上。

滴滴和快的进行补贴大战时,出租车行业还未感受到互联网的威胁,相反,大批司机因使用软件得利。何绍雄没有享受到这最后一波红利,因为他并不习惯使用软件,也基本不用微信。除非打电话,否则很难找到他。

等到专车软件进入市场后,他终于感受到行业的崩溃,大批同事离职。今年4月份,在家人对他健康的顾虑下,他终于决定调岗去停车场看车。这是公司对这位34年的老员工的最后一点安慰与补偿,还有两年,他就可以退休,远离这些风雨了。

他觉得自己是在熬,熬到退休。“相比同事而言,还算幸运”,“这两年无论怎样变,我都还好,只是不知道其它人怎么办。”

但其实,他对公司还残存一点感情,渴望着好的改变。公司曾试图推出一款叫做“如约”的约车软件,这叫他甚为期待。不过,有司机透露说这款软件“土得掉渣”,既不打算烧钱,连ios版本都没有。公司打算去年投放市场,直到现在还没动静。

2015年6月10日,广州部分专车司机反对钓鱼执法。

更多司机开始仇恨出租车公司,没有工会,司机们就用QQ群组织罢工。抗议没有效果,他们有时会把怨气发泄到乘客身上:拒载越来越寻常,司机态度越来越差,社交媒体上有人说,“有些司机谎称空调坏掉,因为这样可以省钱”。

出租车公司却变得唯唯诺诺,他们接到投诉也不敢处理司机,害怕被司机炒鱿鱼。

何绍雄坚信招手打车的市场依然存在,不过,在经历了荣誉与骄傲、坚持和忍耐、以及一次次的心碎后,他如今只能像大多数无望的司机一样,指望着“政府出手治专车”。

整个行业,早就失去了黄金时代的风光,连白银时代的平稳,也一并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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