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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评| 年轻人,我们真的应该过早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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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最近关于精致利己者的讨论不断,前不久《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常青藤的绵羊》、《阎连科:80后是懦弱的一代,懦弱得不敢发声》等几篇文章再次将“青年思考独立思考能力是否必须”的话题,置于大众面前。阎连科、钱理群等学者,均批评一些青年群体的早熟现象,导致了社会思想文化的倒退;但部分反击者则认为,独立思考能力不是每一个人所必须的,年轻人有权利早熟,成为一个“精致利己主义者”。笔者以为,他们的讨论,依然停留在传统的二元框架中,并没有仔细对产生这种矛盾背后根源,进行反思和梳理,无建设性意义,最多不过发泄情绪;与此相反,笔者希冀于利用文化理论的分析思路,对“年轻人早熟与否”的公共议题,进行相应梳理和反思。

 

年轻人,我们真的应该过早成熟?

杨松林
1
和一群很久没见过的同学再次相聚是需要警惕的。
生活在不同平台的一群人,持有很可能冲突的价值观,若非旧日情缘,本就道不同不相为谋。见面冷场倒不奇怪,些许尴尬罢了;最怕的情况是,见面不久就热情过度,还未缓过神来就分分钟和你称兄道弟,袒露心声之余,还一起对他人指指点点,道不清多少八卦,聊不止万千蜚语。
我就遇到过类似的状况。酒席上熙熙攘攘坐上七八位多年未曾有任何交集的旧同学,三巡未过就开始给未能如愿出席的同学定性、贴标签。“你看看A同学现在那么风火,当初上学时就看得到她那么大胆,没下限,估计也不知道睡了多少大款”;“B同学现在活得多落魄,名校毕业也不过如此,估计还是改不了上学时贪小便宜的本性”。诸如此类,层出不穷。
若仅仅如此,倒也能理解,毕竟彼此多年未见,找共同话题来打开话匣,算是高情商者所为。只是席间某同学的话,听后让我颇有些不寒而栗。
彼时酒意正酣,某同学讥讽其他同学时“竭尽所能”,旁观者也或随性而笑,或跟着起哄;恍惚间,多年前的亲密友谊又近在眼前;只有我不解风情地,冷不丁地问了一句:“那你以后不联系他不就好了吗?”
答曰:“人家毕竟名校出身,我们还得留一线嘛,万一以后他走运,也能攀一攀。”
前后不过五秒,态度转变得如此迅速,火候把握得如此到位,这种精妙的平衡,让在座的各位(或许也就我一人)叹为观止。
可假若那人是我?相似的名校背景,相似的落魄不堪,若当日不在场,矛头很可能一样指向自己。回神一看,大家心照不宣的眼神,笑里藏刀的神态,让我这个失败者慌乱不堪。
2
在我身边,像这样年纪不大却早已阅历无数、情商极高且目的明确的朋友多如牛毛。或耳濡目染,或过早被卷入,他们在似乎并不合适的年纪,就懂得大人世界的规则与节奏;运筹帷幄,深谋远虑,这些词以一种近似违和的方式标签化在他们身上,却又显得那么恰如其分。
钱理群先生对这种如此“明目张胆”的功利行为,显然深恶痛绝。他曾把这类早熟的祖国花朵,概括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并用了大段语词,来刻画这群人的形象特点:

“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钱理群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言论,引发轩然大波

钱老研究鲁迅起家,沿用他解构的思考模式对社会现象分析倒不难理解;对这群价值单一趋向、缺乏宏观性观察和自我剖析能力的群体,表达足够的厌倦和愤慨也是情理之中。与此同时,对于这一说法的反对意见也从未停止,尤其是自由派的学者们,以“规则效益高于道德”这种论证角度出发,来表达“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对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有的甚至为此振臂一呼:“利己主义是人类自由的基石,精致的利己主义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高尚的利己主义传播社会的正能量”、“青年人应该学会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现代中国社会太缺乏这类人才”类似的话语,瞠目结舌。

 

甚至有篇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常青藤的绵羊》的文章,直接高呼:“大学根本就不是教人生观价值观和思考能力的地方,也许你应该自己学那些东西,也许你根本就没必要学。”利用多元价值观为利己者洗白,混淆是非,可悲至极。

把这几方面的观点集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发现,他们争论的核心,依然是前文提及的“青少年是否应该在这一年纪,提早蜕变成大人般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种似乎只有两种对立性答案的问题。坚持解构的钱老显然对此持负面观点,而更多建构性自由派学者则给出了截然相反的回答。
受过专业人文理论训练的学生看到这里应该会非常敏感,因为二元对立的陈词滥调又一次出现。从女权主义、到东方主义,不同的议题都曾被这种矛盾的思维模式所深刻影响。当我们面对一种完全难以互相说服的两元观点时,这种类线性思维的影响便完全显现出来;也只有在这时候,我们才会知道这种思维对于人行为举止影响力的深远持久。
3
“小孩子才分对错,成年人只看利弊。”

我不喜欢韩寒,但他这一句确实点到了比较文学分析的本质。

我们在反对某种思维模式时,连反对的模式也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现代性的吊诡逻辑,“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汪晖先生如是说。

我不知道钱老和他的论敌们,在进行关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年少适用性的讨论时,是否有意识到这种吊诡性。道德与规则的对立,冲动与世故的矛盾,种种蕴含其中的二元因子,无疑都在提醒我们,要学会跳出局限和框架,从更大更宏观的脉络中梳理问题。
换句话说,在论证这一二元问题非黑即白的普适性问题时,你我是否有想过,为何会产生青少年早熟正确与否判断的困惑?青年与成人的二元划分和性格特点的标签化概括,背后蕴含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以及,我们能否跳出现在的青年/成年二元框架下,从更宏大的角度来反思,是谁,依托何种假设,制造出这种二元的思考方式?
相比于他的论敌,多年沉浸在鲁迅的解剖性观察解读下的钱老显然对于二元问题的归因也有有意或无意的思考。他讲问题根源归结于学校教育,学校的行政化导致环境对于学生的潜意识影响。然而,姑且不论这一观点在多大程度上覆盖了二元外的观察思路和方向,仅仅想到钱老将原因归之于外物而不是内在逻辑,就显其论证的仓促、粗糙和浅薄。
在此,让我们好好捋一下,导致青年早熟问题背后的根源逻辑以及其适用的广泛性。而这种广泛性,也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把握这一系列二元问题背后的普遍假设和推理过程。
4
有一个词,叫做话语霸权(Hegemony of Discourse)。这个词最早出现在葛兰西《狱中札记》,用以斥责资产阶级在文化思想及话语领域对无产阶级的全方位控制。后来这一词汇经法国68年运动的发酵,被后殖民学者们加以发挥,以强调现代性(Modernity,在这里我把它拟人化解读)在社会思想领域对话语权的把控。

葛兰西《狱中札记》详尽解释了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理论,该理论被后殖民者借鉴,用来说明现代性对于大众思维模式的控制。可参照斯皮瓦克《一个学科之死》(Death of a Discipline)

把控借以二元的框架和线性的思维模式得以实现。在二元框架下,权力所有者(不一定具体至个人)将客观存在的不同进行主观性差异化,分成所谓自我与他者。两者在这一框架下完全对立,即使有琐碎的相似之处也无妨。
但仅仅分出差异的二元并不足够;对差异进行标准划分,从而评出所谓的高下之别,同样重要,否则对比无意义。
于是线性思维闪亮登场。这种以达尔文进步观点为价值指导的社会观念,依托进化论在自然科学领域树立的权威性与客观性,发展成为在社会研究领域观察和研究的基本假设和评判标准。简单来说,一切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前进大方向的行为,均可在根本上判断为好。
依托这种判断的标准,二元的差异之分自然可以有所依托。只是这种依托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衡量为客观,我们却无从得知。许多假设被不证自明,从未被接受过挑战,由此对某些客观程度上存在差异的群体而言,在这种叙事下,他们的弱点被人为放大,成为一种固有的,根源上的,甚至有点自卑的东西。
这就是话语霸权。

比如萨义德谈西方-东方,就是依托这样的思路,来认清东方学如何变成西方的东方学,东方的他者性,以及西方的标准,如何被强化成为一种具有普世性的假设;又比如波伏娃谈男性-女性,赫胥黎谈科学-神学,金博士谈白人-黑人,马克思谈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斯皮瓦克谈殖民-被殖民,逻辑上都是如此。依托于二元对立的框架和线性思维的判断标准,一大堆这种类似的叙事模式被部分非客观地树立起来。

 

68年法国的“红五月”抵抗运动,标志着西方社会思想对现代性霸权意识的全面觉醒
既然意识到霸权,反抗这种霸权不就好了吗?可实践的结果却一次次失败。当社会主义越来越靠近资本主义,黑人至上变成另一种白人,以及信奉女权主义的女人剪短头发,越来越像男人。仿佛《动物庄园》里的人猪对话,再一次被上演。
其实,这正是我前面说的所谓二元+线性思维的狡黠之处。在这种框架下,他者进行反抗时,只能以强者的游戏规则进行反抗,而无法创造一套新的价值标准和假设。“反对某种方式,但依然按照某种方式背后的规则来反对,最终导致反对方式本身和所反对的对象同流合污”。也因此,当东方说要追上甚至超过西方,女人说要追上甚至超过男人,结果都不过把自己变成另一个西方,男人而已。
5
回到年轻与成熟的课题。借助刚刚分析的框架,我们便能很快意识到,年轻人成熟与否的讨论同样符合上述逻辑。当话语权归属于成年人时,他们便很容易将其在当前所属阶段的表征作为其差异于年轻人的特殊性,而依托线性思维,他们又将这种特殊性作为普遍性加以推广,使之成为年轻人成功必须发展到的精神状态。
颇为谬论的是,这种状态其实并不是导致成年人成功的必然原因,甚至连充分条件都无法达到。这最多只能被称为差异性,与成功没有逻辑上的必然性。但经过线性的发挥,“我和你不同”变成“我比你成功”的缘由,于是成熟与否,就成为决定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准。
更为有趣的是,对成熟等于成功的反动,也就是说“不成熟等于成功”,同样仍停留在这种二元+线性的框架内。因为成熟在这时,依然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出现,对成熟状态的否定,并不代表对成熟作为参量和影响因子,对成功的作用,所谓“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其逻辑就在于此。

说到这里,相信聪明的大家应该明白和了解,当我们面对这种二元分析框架下的所谓矛盾时,应该采取的认知态度。不过分执拗于对两者差异性的发掘,而从更广阔的脉络里,寻求对导致差异的更为深刻的文化、社会与思想现象予以反思,才可以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所以戴锦华说:“我已厌倦去发现男权压迫了。”这一句式放在其他的语境中,同样适用。比如我已厌倦发现西方霸权,发现白人歧视,发现倚老卖老,等等等等。这既然已成事实和所有讨论的假设,再讨论意义不大。


北京大学戴锦华教授称,“我已厌倦到处发掘男权压迫,因为这已是既定事实。”

因此当我们重新面对年轻人和成年人关于成熟与成功的讨论时,应有的思考和提问是这样的: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成年人更加成熟?这种成熟的状态和成功标准相关性几何?他对于每位年轻人,或者每位成年人的适用性如何?以及为何会导致成熟从一个对成功有影响的因子,被强化为一个相关度极高,甚至具备了必然性的因素?
6
但我知道大多数人很难做到,也没必要做到这种程度。上面这段话我更多针对的是愿意独立思考的人。而对于大众,除了思考,还有什么别的可以做呢?
读懂上一段的人其实已经知道接下来我要说什么,因为思考中,我已经暗自将一个关于适用性的讨论加入其中。这种适用性针对的是每个具体的个人,所以和你我息息相关。
换句话说,处于我们阶段的年轻人,到底是否该称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还是在于自己的选择。我们也许顾不上像钱老一样兼济天下,无法以国家和社会的广度来说服自己,但从自己的价值、利益和素养呢?如果你觉得“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适合自己,就去做吧;不适合,就别去做。两者都不是什么违背社会原则的选择,对自己真正有益,就值得选择。

甚至你可以把自己选择的原因说出来,和不同观点者争辩。你甚至可以被允许将自己选择的普适性无限放大,以自己的标准衡量别人。就像你说男权万岁,说年轻人就该成熟,说崇拜西方无罪,都可以,这种东西在个人层面,没有对错;而在公共讨论和社会层面,你所提供的,会是一个角度与声音,至于它正确与否,就让社会和大众替你决定吧。

但请记住,你一旦做了选择,就要对选择负责, 不要迷茫,不要惆怅,更不要“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你要在有充分自主思考下做出是否成为“精致利己者”的决定,然后就勇敢说出来,做着。至于可能面对的代价,精神上也好,物质上也罢,你都要坚决承担,不可逃避。

只要你能说,敢做,也愿意为你所说的话,做出的选择,负责任;而不是患得患失,过度迷茫,乃至无法坦然做人,坦诚做事,那就足够了。
再说了,当你都有这种程度的思考和反省了,你离所谓的“成功”,还远吗?
作者、编辑:杨松林,多伦多大学东亚系硕士在读,“海外汉学与反思”板块编辑
校对编辑:宋韬,法学硕士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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