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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SHLAND| 勒华拉杜里访谈:当气候书写历史

*本文首发于《武大世界史学术茶馆》(公号:history_teahouse),译者尤晔。《微思客》经授权转载。如需转载,请联系译者。封面图片为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勒华拉杜里,主要研究法国农民史、环境史,其著作《蒙塔尤》曾畅销一时。

图片来源:http://www.routledgetextbooks.com/textbooks/9781138808089/biographies.php。

编者按:法国历史学家勒华拉杜里谈到他在研究“历史气候学”时,遭到因恐惧“决定论”而来的敌意。读到这里时,小编一点都不意外。但是,用环境书写历史,并不必然落入“环境决定论”,环境/生态/灾荒/气候也不尽然只在历史事件中扮演“触发点”或“临门一脚”的角色。它是更是一个失落的视角。
环境史的旨趣和任务,不仅在于让我们看到环境本身如何形塑了历史,还在于打通和勾连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科学,破除它们之间的二元分隔。更为重要的是,打破以世俗政治政策周期来塑造和划分历史的霸权主义历史叙事,将强调和依据事件来分期的历史叙述而模糊掉的社会-生态系统的进程显现出来。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到气候作为循环周期最长的环境尺度,提供了历史叙述的新视角。窃以为,这对中国环境史,尤其是近现代环境史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有助于跳出粗糙的发展主义(比如环境破坏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副产品)观点,以更加立体、系统和基础的视角来解释历史演变的过程和启示,政治、社会和环境生态是如何交杂在一起,让我们了解“我们从何而来”,我们的世界为何是今天这般面貌。这就是今天推介这篇译文的目的。

勒华拉杜里访谈:当气候书写历史

翻译 / 尤晔

对于人类来说,气候总是构成了一项致命挑战:当气候反复无常之时,便招致粮荒,饥馑遍野。这些“不测之风云”还可以影响重大事件发生的历史进程,就像大革命时期。法国生活科普类杂志 Les Cahiers de Science & Vie 采访了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谈及气候史的过去与未来。本期内容译自 Les Cahiers de Science & Vie 历史专刊 Aux Racines du Monde,2015年2月号《当气候书写历史》(Quand le climat écrit l’histoire)。

Cahiers de Science & Vie : 当您接触到这个研究主题时,“气候”是当时各类历史研究中的一项主题吗?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 当我开始对“气候”感兴趣的时候,大概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个问题仍被保留给科学家来解答。然而,当时有关气候起伏变动的可用资料,已经可以大致描摹出我之后所说的“历史气候学(La climatologie historique)”。自17世纪以来,冰川的运动状况就被记录在册。这些迹象十分珍贵,因为零点几度的变化便可以使他们显著地扩张或衰退。此外,自17世纪中叶开始,我们已经开始用一种系统的方式,记录气象情况。这一系列的温度记录在法国起始于1658年,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但这些记录仍然较为零碎、残缺。

大约在1955年的时候,通过一篇有关年轮学(dendrochronologie)的文章,我认识到,有关树木年轮增长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认知气候。这类研究可以获取一定数量的数据,包含了树木生长期间的降雨量或者气温变化。自此以后,通过取法于这门自然科学学科,完善、修正、补充我们的已有材料便成为可能。大约在同一时期,我意识到,葡萄收获日期本身也能提供一些珍贵的指示信号。受到四月至七月间气候的影响,如果这段时期偏热,那么葡萄会早熟;如果这几个月较为凉爽,则会晚熟。然而,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些村庄社群自14世纪以来、有关葡萄成熟日期的档案。当时我喜出望外。综合这些不同的材料来源(年轮学、葡萄收获的日期、冰川研究),至少我们便有可能研究自中世纪以来的气候变化。在我那篇有关朗格多克农民的论文中,我已经触及到了这个主题:我追溯了饥荒、收获的历史,便决心在此方向上继续。因此,我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工作。日后,这些工作促使我在1967年出版了《公元1000年后的气候史》(L’Histoire du climat après l’an mil)。起初,迎接我的研究的,是些许的讽刺。因为这些内容部分支持了当时在历史研究中盛行的马克思主义观念。一切现象,只能被放置在生产关系的视角下观察。但我也遇到了一种敌意,这种敌意的根源是对决定论(déterminisme)的恐惧。很明显,因为在历史书写中,我把气候摆在了一个重要位置,有人怀疑我意欲忽视人类的自由。

CSV:通过您的研究成果,您为“小冰期”( Le petit âge glaciaire)研究带来了决定性贡献。您是如何定义这个概念的?

E. L. R. L:“小冰期”的概念是在1939年,被北美科学家马泰(François-Émile Matthes )提出的。它指代一种起始于公元1300年左右、结束于1860年左右的长时段现象。在这段时期内 ,欧洲的冰川表现出显著的扩张态势,在夏蒙尼山谷(la vallée de Chamonix,阿尔卑斯山中的度假胜地)中,几乎达到了一千米。“小冰期”这个表述很方便,却并不完美,因为它指代的是接近极地的气温。然而,相较于之前时段,即公元九至十三世纪的“中世纪的小适宜期”( Petit Optimum médiéval),其平均气温差异并没有这么大:1度左右,却足以带来显著的效应。此外,“小冰期”并不是一个单一封闭的概念。冰川记录了(气温的)升与降,气候本身也经历了一些波折变化。经历了一个“温和的16世纪”(即1500至1560年)以后,1560—1600年的四季气候特点,则突出地表现为热量的下降。1586年至1600年中,所有的冬天都下雪了。那些年,弗拉芒画派的画作再现了冰雪中的农民、溜冰者,其实是现实最真实的写照。

“看,好多人在滑冰!” Winter Landscape ,作者Hendrick Avercamp,作于17世纪初。图片来源:http://www.budgetschilderij.nl/c-2165880/avercamp。

CSV:“小冰期”时期温度的降低,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吗?

E. L. R. L:当然,而且影响很深。在旧制度下的农业社会中,日常生活状况(尤其是穷人们)由小麦的价格决定。然而,也不要忘记了,大约6000多年前,这种谷物就由中东进口。降雨过多,温度过低,都不利于它的生长。而“小冰期”到来之初,正好产生了这些因素。

1314、1315、1316年的夏天,气温凉爽且多雨。干草都吹不干,春秋两次播种都被延后,小麦的产量惨不忍睹。其价格猛涨。在整个欧洲,1315—1316年间均爆发了饥荒。在伊铂尔(Ypres,比利时城市),1316年的五月至十月间,有三千人死去。饥饿并不是唯一原因。人体组织因营养不良而被削弱,更加无法抵御痢疾,以及各种各样的发热症状。在17世纪,其他一些饥荒的爆发期当中,还有更加可怕的后果。1693—1694年间的饥荒 ,造成了一百三十多万人的死亡。在饥饿、疾病导致死亡之后,紧接而来的,是婚姻的取消或推迟,以及生育行为的延后。体质虚弱的妇女暂时无法生育。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饥荒的闭经期”。当气候事件衍变成了生计危机,其对于人口的影响便因此显著。


图片来源:http://www.breadandbutterscience.com/SolarInfluence.pdf

CSV:饥荒与粮食短缺会引起民众的不满,有一定的政治后果。气候条件的恶化会引发革命吗?

E. L. R. L:革命是一些重大而深刻的颠覆与动荡事件,单单用气候来解释,则十分荒谬。1789年、1830年、1848年,法国的这三场革命,对应着彼此独立的起因。但气候则扮演着“触发开关”的角色。它就像手枪上的扳机一样。具体而言,1789年革命所面临的起因早已为人所知:王室的财政困难、崛起的资产阶级、衰落的自由派贵族们,以及心态上的改变…

这幅图景上,又加上了气候困难。1787年的秋天,降雨过多。接下来的春季过于干燥,引起了谷物的干缩。1788年的收成缩减了三分之一。小麦的价格猛涨。就此,人们没有饿死,这与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时期的某些饥荒期并不相同。但不满情绪尤为极端,因为大众重新领教了这种危机。从1788年9月至1789年7月,因生计而起的暴乱已经在几个法国城市内爆发。7月13日,在革命的前一天,两场重要的暴乱在巴黎爆发。在这样一个躁动不安的情境下,去观察即将触发革命的这一击,实在是一件很有诱惑力的事。

CSV:对全社会而言,直到何时,气候不再构成一个“生与死的问题”,尤其考虑到它对收成的影响?

E. L. R. L:大约到1850—1860年时,自第二帝国时期开始,我们大概可以应对小麦产量起伏的问题。有了铁路与蒸气船,依靠需求进口小麦成为可能。自美洲、俄罗斯而来的船运货物,使得过去的惨状有所好转。时代变了。自此以后,只有一些潜在的非典型饥荒发生,或者只是简单的小麦价格大涨而已,比如1861—1862、1868—1869、1877—1882年间。随后,真正的农业危机,恐怕是过量生产所带来的危机。20世纪初的葡萄酒,就是这类情况。1904到1907年,春夏两季都很炎热,少量的降雨导致了葡萄的过量生产。这又导致了价格的下降,并且在1907年引发了葡萄工人的暴动。

CSV:气候变暖又是何时开始的呢?像2003年酷暑这样的时段,在历史上有先例吗?

E. L. R. L:小冰期大约在1860年结束,冰川已开始衰退。但是,只有1900年后,我们才真正地在欧洲以及世界测量出温度的回升。自20世纪10年代开始,冬天变得更热了。在此之后的十年中,秋季也受到了影响。在20世纪30—40年代,轮到春冬两季气温上升了。这种变化首次为人所感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1943年,战况惨烈,这一年在气象图上也处于高位。接下来,从1950年到1980年,暖化现象明增强。从整个法国领土的范围来看,1910年的年平均气温达到了11.4℃。从2000年到2009年,这项指标已达到13℃。同时,极端炎热的气候时段,如2003年的酷暑,似乎日益频繁。然而,这绝不是什么新事物。即使是在小冰期,我们也可以列举出类似的时段。1420年的夏天看上去及其灼热,勉强比2003年的酷暑好一点点。1846年同样如此。但这都是例外情况。我所担心的是:在未来,这种干旱期的到来并不会呈规律出现;当代人以及后代人,每五年就要经历过去几代人二十年才会经历一次的变化。充当厄运的先知,并不会有丝毫的进步,但说实话,对于未来,我再也看不到诸多保持乐观的理由…

延伸阅读:

英文: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Times of Feast, Times of Famine: A History of Climate Since the Year 1000,Doubleday & Co, 1971.

Brian Fagan, The Little Ice Age: How Climate Made History 1300-1850, Basic Books, 2001.

法文: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Histoire du climat depuis l’an mil, Paris: Flammarion, 2009.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Histoire humaine et comparée du climat : Tome 1, Canicules et glaciers XIIIe-XVIIIe siècles, Fayard, 2006.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Histoire humaine et comparée du climat : Tome 2, Disettes et révolutions (1740-1860), Fayard, 2006.

译者:尤晔,武汉大学世界史专业,业余译介英美、法国历史作品编辑:朱小朱,Marshland版块编辑

校对编辑:宋韬,法学硕士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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