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中路

林中路|从左岸到左慢:伟大的法国思想家去哪儿了?

本文作者苏迪尔·哈扎吉萨,王立秋译,由dou出ban公众号授权推送,如需转载,请联系dou出ban版权编辑。

从左岸到左慢:伟大的法国思想家去哪儿了?

苏迪尔·哈扎吉萨,王立秋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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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还思考么?Jean Jullien为《卫报》所作之插图

从左岸到左慢:伟大的法国思想家去哪了?

[法]苏迪尔·哈扎吉萨

王立秋译

译者的话:为方便阅读我没有加脚注而直接做了夹注。哈扎吉萨( Sudhir Hazareesingh)的书《法国人如何思想:为一个智识民族描绘的有情肖像》(How the French Think: An Affectionate Portrait of an Intellectual People),2015年由企鹅旗下的Allen Lane出版,本文是作者发表在《卫报》(原文)上的节选。

法国历史学家安德烈·西格弗里德(André Siegfried),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声称(这一主张有高卢人特有的沉着在里面)法国思想一直是人类文明的所有重大进步背后的推动力,接着,他总结道 “无论她(指人类文明)去往何处,法国都给她引入了明晰、智识上的安逸、好奇,以及……一种微妙而必要的智慧。”这个法国“福”射 (rayonnement,这个词结合了广泛影响及仁爱光辉的意思,注:中文一般直接译辐射,这里作了调整)世界的理念,如今已是一段遥远、而令人怀念的记忆了。

法国思想正处于萧条之中。曾以诸如唯理主义、共和主义、女性主义、实证主义、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之大胆而影响巨大的体系来教导世界 理性的法国哲学,在近几十年来显然已无甚贡献可言。一度是巴黎左岸智识创造之引擎室的圣日耳曼德佩区,也变成了高调时尚的精品店的天堂,关于其过去的艺术 与文学之荣耀的记忆也正在消逝。正如邻国一位感到幻灭的作家冷酷地指出的那样:“这样的时代即将来临:我们将仅止于贩卖中国制造的萨特雕像而已。”一度群 星闪耀——从巴尔扎克和乔治·桑到儒勒·凡尔纳、阿尔贝·加缪和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法国文学,也类似地,失去了其全球影响力——就算近来JMG. 勒·克莱齐奥和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得了诺贝尔奖,也不足以掩盖这一损失。2012年,文学杂志就用一个末日般的头条发出了警告:“法国人还思考么(La France pense-t-elle encore)?”

这一紧缩,在法国对更加广泛的社会的文化影响的消退上表现得尤为尖锐。法国人之 骄傲的一个持久的来源在于,他们的观念和历史经验决定性地塑造了其他民族的价值观。太阳王时代的凡尔赛是欧洲宫廷的无可比拟的美学与政治之模范。卡拉乔利 (Caraccioli),十八世纪《法国之欧洲》(L’Europe Française)一书的作者,在充满热情地说到法国人的 “闪闪发光的举止和充满生气的活泼”,并总结说“如今每个欧洲人都是法国人”的时候,也表达了一个共同的见解。在十八世纪晚期和十九世纪早期的革命史诗 中,法国的军民英雄,也激励了全世界的民族解放者,从爱尔兰的沃尔夫∙托恩到海地的杜桑·卢维杜尔到拉美的西蒙·玻利瓦尔。拿破仑的民法典在十九世纪得到 了新独立的国家的广泛接受,而这位皇帝的兵法,也受到了全欧洲的进步作家和诗人——从威廉·哈兹利特到亚当·密茨凯维支——以及日本的武士和鞑靼的部落人 (中亚有一首民歌就歌唱过“成吉思汗和他的侄子拿破仑”)、还有越南的革命英雄武元甲的赞美。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晚期,身为河内Than Long学校(查了查Thanh Long是成龙,这里就不译了……)历史教员的武元甲,教授的就是法国革命史;他的一个学生后来回忆了他讲述拿破仑时的“迷人”风采。

2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德·波伏娃,1946年。摄影:David E Scheman/ Time & Life Pictures/ Getty Image

在整个十九世纪,全欧洲的进步的男男女女都在颂扬1789年革命的遗产,而第一代俄国布尔什维克,也执于把他们的1917年革命,拿来和法国推翻旧制度的革 命比较。列宁就援引过雅各宾的遗产,后者是启发他自己在俄国组织革命的灵感来源之一,他还把反对他的人打为“吉伦特派”。斯大林的亲法还发展到痴迷地阅读 维克多·雨果的小说的地步。世人也把法国的观念和象征等同于自决和摆脱奴役的解放:美国-性(American-ness,这样断开就看粗XX性会带来的 误解了吧,科科)的徽标,自由女神像,就是法国雕塑家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巴特勒迪设计的;波兰的国歌赞美了拿破仑·波拿巴,巴西的国旗上的格言“秩序 与进步”则来自于奥古斯特·孔德的实证主义格言。最为明显的是,也正是法国,激励了关于现代社会的批判与异议的传统:全世界支持妇女解放的人都接受奥兰 普·德·古热的《女权与女性公民权宣言》(1791),而社会不平等与政治压迫,也遭到了卢梭,和巴贝夫、博纳罗蒂和布朗基的激进共和传统的雄辩的驳斥, 萨特、法农、福柯和布尔迪厄的作品也延续了这一批判。然而,这种意识形态上的丰产,也几乎看不到了,而法国的思想,也不再是世界进步人士的核心参照点了。 近来的社会革命,无论是东欧苏式共产主义的倒台还是阿拉伯世界对威权主义政权的挑战,都没有学法国的榜样,这点是值得注意的。

一种对普世性的渴望

这种智识的后退当然不为法国所特有。尽管近来诸如激进左翼联盟和社会民主力量当此类的民粹主义基金运动取得了选举上的成功,但是,自二十世纪末起,改革者、 进步人士和国际政治就一直是前景黯淡。但这个现象在法国最为明显,这是因为(与英国构成鲜明对照)这个民族的自我形象,是与其在文化上出类拔萃的感觉共存 亡的,这里有这样一个假设,即他们的观念是由普世影响力的:“法国”,欧内斯特·拉维斯(Ernest Lavisse)就说过(这里没有讽刺的意思),“就是要代表人类事业的”。启蒙以降,法国就以其科学天才(génie scientifique)而著 称。巴黎被赞颂为欧洲“科学共和国”的首都,并且,的的确确,法国科学家的发现,也给现代生活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从卡西尼的新制图原则到路易·巴斯德 关于疾病防治的开创性的发现,和居里夫人对放射现象的突破性的研究。法国也在智识结社之原型的设计上扮演了一个先驱性的角色,共济会会所、沙龙和咖啡馆 (《解放报》就赞美过小餐馆,说它为法国人提供了“关键的社会联系”)都源自法国。类似地,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的第一动力,传统上也来自于巴黎。确实,法 国的文化躯体——从国家到大的教育和研究机构、学院、出版社和印刷器官——就集中在它的首都,这也算是西方文化中独一无二的现象了——维克多·雨果因此而 高呼,巴黎是“地球的中心”。

这种集中,是为什么法国的思维方式展示出如此惊人的、风格上的一贯性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这个民族与宗教的深刻 矛盾的智识关系,又进一步突出了这个风格上的一贯性。一方面,在法国有一个热烈的反教权主义的传统,近年来像查理周刊那样的出版方断然坚持的、在贬损教士 的丰富语汇——比如bouc(公羊), calotin(天主帮), corbeau(乌鸦)和ratichon(教会鼠)——中体现的,正是这个传统;伊斯兰在当代法国社会中的地位依然引起困惑和激烈的辩论。然而,与英国 大不相同,法国思想也为一种无处不在的新-宗教修辞所萦绕。现代法语中形容一名知识分子的一个词就是教士(clerc,神职人员中的一员),而知识分子所 占据的地位,也一直是通过诸如信仰啊、奉献啊、异端啊和拯救啊之类的概念来定义的。和他那代人的许多男女一样,哲学家埃德加·莫兰就把他在法国共产主义运 动中的经验界定为一种形式的“宗教神秘主义”。法国特有的,在改革其国家制度上的无能,也经常被表征为一种mal(病,恶疾),这个词兼有身体疾患和罪之意。谴责法国对权威和国家集中化的激情的经典小册子之一是阿兰·佩雷菲特的《法国病》(Le Mal Français);2014年,在前任社会党领袖利昂内尔·若斯潘质询他眼中法国对波拿巴主义的不健康的痴迷的时候,他给他的檄文拟的标题也是《拿破仑病》(Le Mal Napoléonien)。

这种法国思想的智识上的统一,在许多关于法国性的持久的比喻中结晶。最著名的,就像西格弗里德说的那样,是对一种高卢人特有的在明晰性上的出众天赋的意识。 作家里瓦罗尔甚至更加傲慢地说:“不清晰的东西不是法国的。”举止上的漫不经心,也是典型的法国范,“严肃地做轻浮的事情,轻浮地做严肃的事情”,就像哲 学家蒙田缩写的那样。但它也有一种逆势的、争辩的倾向,就像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观察到的那样:“我们闲谈,我们争吵,我们把精力消耗在言词上;我们使用 强烈的语言,并在最小的主题上暴跳如雷。”最主要的是,法国的思想出名地爱用大词,如法国革命的经典的自由、平等、博爱。也正如散文家艾米尔·蒙太居所 说,“没有一个民族像法国那样:抽象的概念在他们那里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历史充斥着如此强大的哲学趋势,在他们那里,个体是如此地无视事实而如此 地爱好抽象。”

3米歇尔·福柯,1968年。摄影:Sipa Press/ Rex Features.

这种对普遍性的激情与英国人的实践的、经验的理性构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激情体现在法国精神的多个维度之中,特别体现在,在法国,关于好生活的论证倾向于围 绕第一原则打转。柏克就斥责过法国大革命的人权概念的“笨拙的形而上学”——但在法国,像约瑟夫·德·迈斯特、路易·德·博纳尔德和后来的夏尔·莫拉斯那 样的保皇派思想家所赞美的帝制理想,也同样地抽象(如果还不是更抽象的话)。(在法国)同样普遍的是从总体的角度,而不是从特别的表现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 激情。在其经典著作《当代法国的起源》(Les origines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1875)中,依波利特·泰纳(就是丹纳啦,译的好像两个人似的哈哈)描述了这种自启蒙以来便根深蒂固的整体论,这种方法力图“抽象、限定并孤立一些非常 简单而普遍的概念,然后,在不参照经验的情况下,比较并结合这些概念,并从因此而得到的那个人造的混合物出发,通过纯粹的推理来演绎它所包含的所有推 论”。抵抗领袖夏尔·戴高乐因此而在他的《战争回忆录》(War Memoirs)开头勾勒了他“对法国的一些看法(certaine idée de laFrance)”——这是一个有“非凡而特别之命运”之天命的国度。根据法兰西学院院士让·多麦颂的说法,如此巍峨的热望依然是法国思想的一个不可分 割的特征:“法国比任何民族更为一种对普世性的渴望所萦绕。”

然而吊诡的是——法国人爱吊诡——这个整体论,又与同样为法国人所珍爱的,高卢人把事物一分为二的智识习惯同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法国的公众辩论总是围绕少数几个经常出现的二元对立而进行。分成两半的法国(La France coupée en deux)是对政治领域的一个熟悉的描述,它指的是历史上保守与进步阵营之间的分页,但它也指两分地看待世界的方式,如,开放与封闭、停滞与转变、理性与情感、统一与多元、文明与野蛮、男性与女性、善与恶。

进步的想象

自启蒙以来的现代法国思想最独特的特征之一(也正是这个特征,长期以来提供了其全球影响力的基础)是其进步传统之丰富。这方面的独创性,透过占绝对多数的, 起源于法国的主流概念和话语实践闪闪发光:这些概念和实践的一个(草略的)清单将包括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的概念,对“知识分子”这个形象的发明,和社会学 这个学科;政治的左右之分;人民主权和利他主义的观念,以及文化不仅应该企及民众,也应在政府部门中有其专门的部门(这是戴高乐1959年重新执政后引入 的一项创新,新设的文化部的第一任部长是作家安德烈·马尔罗)。这种对创造性的强调见证了作为社会之精神向导的作家的神圣化,以及在法国的政治与文学文化 中分配给想象的核心角色——因此也就有了六八年五月的最著名的口号之一:“想象力正在夺权(L’imagination au pouvoir)”。

这就是创造性之理念的核心性:革命和断裂的概念,成了法国人文与社会科学中熟悉的比喻,无论是在政治学、历史学、文学、哲学、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还是在人类学中。单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晚期之间的这个时期就给了我们带来了新小说(nouveau roman)、新浪潮(nouvelle vague, 电影中的)、新史学(nouvelle histoire)、新哲学(nouvelle philosophie)、新左派(nouvelle gauche,甚至作为回应,也有了新右派,nouvelle droite),别忘了,还有新料理(nouvelle cuisine)——尽管那个概念至少可以回溯到1742年梅农(Menon)的新论(Nouveau traité) (注:这是梅农在1742年出的一本书,即《料理新论》全名为Nouveau traité de la cuisine, avec de nouveaux desseins de tables et vingt-quatre menus,他们巴黎人真会玩)。在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他的结构主义概念可以说代表了二十世纪下半叶法国对西方思想做出的一个最有创造性 的贡献——看来,这种对创新的饥渴内在与知识的观念本身:“伟大的思辨结构做出来就是为了被打破的。它们中没有一个能够希望持续上几十年,或者说,往大里 算,持续一两个世纪。”

这种创造性也表现在法国人对宏大理论的偏爱,以及法国进步思想家的惊人抱负之中(就他们力图发现关于人类境况的源始 性的真理而言)。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通过把所有确定知识的来源定位于思想本身而实现了新的哲学上的突破,并提供了一种对独立于上帝的人类理解的描述。 卢梭的政治哲学,大多也是为通过共和德性的实现来革新人类(的鸿的)所驱动的。孔德大谈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数学,他致力于阐发一种将“宣布人 类智力的明理阶段”的原创的科学综合。确实,法国的宏大理论工作的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也就在于它为所有社会现象学寻找整全而普世之解释的热望:因此也就有 了年鉴学派历史学家提供一种对人类活动的整体(总体历史,histoire totale)的记述的抱负。类似地,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1960)的目标,也是确定“是否存在诸如关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的真理此类的东西”。西 蒙·德·波伏娃的《第二性》提供了一种极富影响力的,针对古典性别观即性别的差异植根于人性的替代性理论:“人生来就是人,但女人却是变成的。”对巴西- 美洲印第安人部落的零散观察使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得出所有社会思想都是基于特定的共享的象征模型或神话的结论,而米歇尔·福柯的庞杂的著作则声称要发 现内在与所有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的控制与支配的形式。这种独特的宏大理论工作之脉络下的一个最为新近的产物是共和国史家皮埃尔·诺拉的记忆场所(lieux de mémoire)概念,这个概念为思考法国与其自身过去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总体性的框架。

这些智识产物之所有具有如此广泛的影响不仅是因为它们有着迷人的文学品质,也因为它们在塑造法国的机体自我理解中起到的批判功能(再一次地,这与英国佬的自 我理解构成鲜明对比:用基卡·哈迪令人难忘的话来说,英国人“才不会去追泡泡呢”)。从最明显的例子来看,卢梭的政治哲学,就持续地为法国共和国关于过去 两个世纪的思考模型提供了基石——尤其是对更加合理地组织社会的可能性的信念;以及这样的想法,即,不但社会,连人性本身也可以通过集体的努力来进行革 新。孔德对死者的赞誉(死者在他看来代表了“人类中更好的那个部分”)也在法国进步人士中导致了一种对玄秘的痴迷。他的人性宗教——一个配合其制度、崇拜 和节庆的世俗的信仰体系——就是法国一直以来对天主教的一个更轻松、不那么反动的替代的追求的一个例子。萨特的存在主义及其战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地的涉 猎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统观念上加上了自己的名字,并证明了法国共产党的智识霸权(用他简洁的表达来说就是:“反共产主义者是狗[un anticommunist est un chien]”)。 德·波伏娃和福柯的作品则充满了关于四处可见的权力宣言(及其带来的腐化效果)的直觉,这样的宣言深刻地植根于卢梭以降的法国社会思想。诺拉的记忆概念改 变了法国人看待自己的方式,也为一种保守形式的新共和主义提供了基础,这种保守的新共和主义在二十世纪晚期在法国取得了在智识和文化上的支配地位。

4阿尔贝·加缪,1957年在巴黎。摄影:Loomis Dean

抽象的暗面

长时段(longue durée) 里,这些法国的进步的思想方式是极具生产力的,它有助于生成强有力的、介入的思想体系。法国思想家们在现代与公民权相关的概念的塑造上尤具影响力——特别 是大革命的公民爱国主义(基于对共同价值观而非所属族裔的附属),普遍利益的概念,和具体体现在雅各宾主义的整体论哲学中的,关于国家的能动与启蒙力量的 愿景。但这种对抽象的普遍性的爱好也有其黑暗面:(这些暗面包括)对国家可能扮演的侵扰与强制角色的不敏感;对不共享普世规范的社会群体的怀疑(在过去, 这些群体包括天主教徒、女性和殖民地臣民[注:现在当然突出表现为对穆斯林的态度]);一种总是回到陈词滥调、消极的幻想和阴谋论的倾向;和一种把政治领 域分成善与恶的对抗阵营的爱好。

确实,“他者”在法国文化中一直是一个持续难题性的概念:因此,也就有了法国民族主义思想中的,反犹主义的 长期传统。进步人士在这里也表现的畏首畏脚,这特别地表现在他们对妇女解放的根深蒂固的敌意之中(共和国的拥护者们一直把女性看作天主教的反动的代理人, 直到1944年女性才被允许投票)。进步人士们也纠结于协调他们关于美好生活的普世理念,和文化多元主义与族群多样性的概念。法国人之所以看低多元文化主 义,部分原因在于,多元文化主义被认为是外异的、盎格鲁-萨克逊的实践。这些缺陷的一个当代的例子,是关于来自马格里布地区的后殖民地少数族裔的整合问题 的讨论。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假设,即,法国文明有造福全人类的品质。这一愿景在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巩固了法国权力在欧洲的扩张。对其文 化之解放性质的信念,解释了为什么法国的进步人士会持续地主张在殖民地采取同化政策,并且——在这方面,共产党人是一个可敬的例外——对其帝国造成的种族 主义和社会不平等视而不见。这种对法国的文化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 这个化是动词)之无上性的,未加批判的信念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期间,弗朗索瓦·密特 朗为之背书的那个准则:“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L’Algérie, c’est la France)”。同样的思维方式也使得社会党的居依·摩勒对所有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宣言说不,认为他们是反动的和“蒙昧主义的”。

这一殖民遗产的阴影,依然笼罩在法国人心头,影响着他们感知和对待其少数族裔公民,特别是那些从马格里布地区过来的公民的方式。这些少数族裔在法国保守出版物和 极右翼那里被妖魔化了,而在英国,人们会发现这样的妖魔化是令人震惊的。而法国进步人士框定期关于少数族裔移民问题的讨论的典型的抽象方式,又使得这种对 少数族裔的中伤和诽谤更加容易。因此,laïcité(世俗主义)的原则没有被用来保护马格里布少数族裔的宗教自由(就像在对1905 年的政教分离法的一则严苛的阐释之后发生的那样),反倒被用来质疑他们的法国性(Frenchness)。那些反对头巾禁令(即禁止在学校戴头巾的法令) 的人,遭到了社群主义和伊斯兰主义——若对这些术语严加定义的话,那么,这样的指控就更加令人恐怖了——的指控,而这样的指控当然是虚假的。自2015年 1月对查理周刊的袭击以来,法国就广泛出现了要求马格里布裔公民“证明”其对法国之忠诚的要求。而事实证明,这样处理公民整合问题是适得其反的,尤其是因 为,这样的讨论转移了人们对这些人民所面临的真实问题的注意力:失业、种族歧视和教育方面的学业不良。

法国人的这种对抽象的嗜好,以最吊诡(和倒错)的形式,表现在这样一个事实当中:他们甚至没有关于他们的马格里布裔少数族裔的精确数据信息,因为在法国,收集关于种族和宗教的信息是非法的。 而且,这样一来,与针对特定的社会事实或潮流相反,关于少数族裔的整合问题的辩论,也就因此而陷入了简略的,意识形态的过度简化:世俗主义便等同于法国 性;这就暗示着,法国人(白种的、世俗的法国人)是“理性”的持有者,而那些践行伊斯兰信仰的人则是“反动的”(此前同样的论证也被用来反对任何胆敢质疑 法国的殖民统治的土著);同时,也就有了一个关于一个不可变异的、然而却吊诡地脆弱的法国的民族认同的本质主义的假设。这个法国之集体自我的统一的、明显 是阳性的含义——这是笛卡尔的哲学理性概念的不那么有益的遗产之一——今天在法国依然盛行。正如《解放报》的编辑,洛朗·若夫林(Laurent Joffrin)所说的那样,“只有一个抽象的人的概念可以让法国统一。

悲观主义转向

自二十世纪晚期起,法国思想已经失去了 构成其普世影响力的许多品质:这些品质包括其丰富的想象力,其高扬的目的(使命)感,以及,最重要的,它让每个人,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贝鲁特,都收听它, 感觉他们在参与一场关于超越的意义的对话的全部能力。相形之下,当代的法国思想已经变得越来越内向了(向内看)——这场危机表现在这个民族的知识精英中盛 行的那种幻灭感,和仇外的国民阵线的崛起上,后者已经成为当代法国最活跃的政治力量之一。诺拉在2010年就沮丧地总结道,法国已经变成一片“视域紧缩、 心智生活原子化、充斥着民族排外主义”的土地了。时代周刊,在2015年把玛丽娜·勒庞列为世界一百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在此名单上仅有的另一位法国人是 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畅销书《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作者)的时候,也证明了,他(诺拉)是正确的。

如何解释这一转变呢?最重要的因素之 一,是这样一种集体认识,即,法国不再是一个大国了。欧洲计划的复杂境况——这一计划在过去是为一系列法国人(从让·莫内到雅克·德洛尔)所塑造的——见 证了法国的衰落。这个民族集体心理的变化,也根源于一种对法国1940年在军事上的灾难性的失败,和另外两场没有完全内化的灾难——即法国失去印度支那, 撤出阿尔及利亚——的迟来的认识。对解放后的大多数辩论来说,这些事件是以这样一种安慰性的虚构,即,法国在战争期间表现英勇,以及,法国依然代表着世界 政治中的另一股力量(这要多亏它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地位,戴高乐那样的领导人对它的弥赛亚式的领导,和它独特的政治与文化价值观,就像戴高乐一度论及的那 样,“与降低真理相比,我更喜欢抬高谎言”。注:戴高乐也说过,有的谎言把人拔高,有的真理则把人贬低,这里可以结合这个来理解。)为缓冲的。这个神话在 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对法国在殖民地的文化使命之(同样是神话般的)理想的替代而发明出来的。然而,这种集体信心,却为抵抗神话的瓦解,和“维希综合症”(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里,这一病症详述了法国在战争期间的通敌程度)的出现所严重损害了。

5托马斯·皮凯蒂,摄影:Isopix/Rex Shutterstock

这种悲观情感为这样一种普遍的信念——即,法国文化本身也处在危机之中——所加剧了。法国作为一个枯竭的、异化了的国家——它为68年5月的平等至上主义所 腐化,为穆斯林移民所侵占,并且不能维持其自身的核心价值观——的表征,是法国保守作品中的一个常见主题。此类畅销书包括阿兰·芬基尔克洛(Alain Finkielkraut)的《不快乐的身份》(L’ identitémal heureuse, 2013,可以学习XX不高兴译成《法国[身份]不高兴》)和埃里克·泽穆尔(Éric Zemmour)的《法国的自杀》(Suicide Français, 2014)。这种病态的敏感(英国就没有这玩意,尽管英国近来也有经济上的麻烦)在当代法国文学中也很普遍,这方面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米歇尔·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的近作《地图与疆域》(La carte et le territoire, 2010),这部作品把法国呈现为全球旅游天堂,“除迷人的旅馆、香水和罐头肉外什么也没得卖”;他最近的小说《臣服》(Soumission, 2015)则是一个关于在启蒙价值全面崩坏的背景下,法国选出一个伊斯兰主义的总统的反乌托邦寓言。这里潜在的一个大的考虑,是对法语作为一门全球性语言 的衰落,及其(非常令人怨恨地)为英语所取代的感知。形形色色的社团群体也开始发起反对在法语中引进英语词汇的运动。语言学家克洛德·阿热日 (Claude Hagège)说英语的入侵是一场“战争”,声称英语的推广“服务于新自由主义的利益”。自2011年起,法兰西学院的网站就有了一个部分专门致力于从法 语中剔除英式用语。近来被拿出来谴责的表达包括conf call(注:法语说télé conférence, call是英语成分), off record(注:法语说en confidentialité),donner son go(authorise,注:法语说authoriser,这里go是英语成分),chambre single(注:法语用simple不用single, chambre simple, single room),news(注:法语说nouvelles)和faire du running(注:法语说courir或faire le course,running是英语成分)(尽管有这样的批斗,但2016年版的拉鲁斯词典还是收入了“自拍[selfie]”这个词)。

当前病患的一个更加深刻的原因与法国精英的招募与训练方式有关。在现代的大部分时期,这个国家的共和派和社会党领袖都扎根于一个典型地,由像巴黎高等师范学 院那样的机构提供的精英的、人道主义的文化:高师最著名的毕业生包括像让·饶勒斯和莱昂•勃鲁姆。然而,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法国的精英越来越多地来自 于像国家行政学院那样的技术性的“大学”(grande sécoles)。近来社会党的大多数领袖,包括总理法比尤斯、罗卡尔和若斯潘;和总统奥朗德,都是行政学院的校友(énarques)。他们的智识见解 反映了此类技术专家教育的长处,如努力工作和掌控复杂信念的能力。但它也说明了其特有的缺陷:那就是,不能创造性地思维,倾向于形式主义和照章办事,有一 种社交上排外的、自满的都会世界观,一种合作主义的(corporatist)、地堡心态(就像一个笑话说的那样,“西班牙有ETA,爱尔兰有IRA,法 国有ENA”。注:埃塔、爱尔兰共和军=法国的国家行政学院……)。最重要的是,它展现了一种压倒性的雄性的风格和气质。法国的女性甚至比在其他发达工业 社会中更难以在政治上取得领袖地位(比如说,关于parité[工资均等]的法律就遭到了所有政党的公开蔑视)——而在她们确实突破玻璃天花板的时候,女 性政治家们又面临着格外的敌意的阻拦;埃迪特·克勒松(Édith Cresson)是唯一一个出任首相的女人,而她的任期还不到一年。

这种技术专家价值观在法国进步精英中的盛行本身就反映了左派这边的一场更加广泛的智识危机。在现代大部分时期支配着这个民族的进步精英的观念模式的,关于世 界的那个单一的观念(这个观念是笛卡尔式的唯理主义、共和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混合)已经瓦解了。问题因法国后现代主义自我挫败的成功(注:它是成功了,但 它的成功反而把自己玩死了)而愈发严重:在欧洲进步人士都在想着用创新的框架来应对西方社会中民主权力和公民自由权面临的挑战(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 奈格里的帝国概念,和吉奥乔·阿甘本的例外状态概念)的时候,他们的高卢同行们却沉浸在德里达和鲍德里亚式的抽象的文字游戏之中。法国的进步思想家们不再 生产那种是全盛时期的左岸的典型产物的,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宏大理论。他们要么倡导一种过时的马克思主义(阿兰·巴丢),一种怀旧而反动的共和主义(雷吉 斯·德布雷),要么就是在提供一个轻浮自欺的永恒景观(贝尔纳·亨利·利维)。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在作出以下这个评论的时候就已经清晰地看到这个病症 了:“知识分子不在先锋的位置已经很久了。确实,先锋这个概念本身……也已经消失很久了。”但我们应该记住,在法国,总有突然逆转的潜能:再生本身就是法 国文化最核心的神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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