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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看中国| 赵月枝:传播学术的主体性——历史与世界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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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术的主体性——历史与世界视野

赵月枝

编者按:作为传播学海外华人领军学者,赵月枝从东方到西方在跨文化角度试图书写历史和西方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她被批评“向官方意识形态投怀送抱“,她认为传播学和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在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中的碰撞而产生的新的文化形式紧密相关。她在国内接受的一套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又任职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在这个过程里她经历了怎样的学术文化碰撞?

题目:传播学术的主体性:历史与世界视野

主讲人:赵月枝

时间:2013年8月10日

地点:北京大学中关新园观湖厅

我的题目是“传播学术的主体性:历史与世界视野”。听起来很大,但其实是及其个人化的。

第一点,问题的提出。为什么这个问题对我如此重要?首先,我自己的问题是,我是西方人的本土信息提供者吗?我的学术根基、我发工资的地方还是在西方,我作为一个华人,是在向西方提供本土信息吗?是用他们的框架,来提供我们的资源吗?我对这个角色是不高兴的。另外,我的研究基本被标签为政治经济学,我是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全球化/本土化的中介吗?

而且,我已经被我们传播政治经济学界的一位“大师”给了极高的评价。莫斯可(Vincent Mosco)在2008年的新书里说:“已经为中国媒体和电信体系的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的赵月枝,从该国到了美国,然后从那里到加拿大,为三个大陆的学者建立了重要的联系”。这个评价很高,可是我不领情。因为按照他的思路,我无非是“他们”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到中国普及和传播的中介,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了本土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但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本来就有国际面向,是在民族国家基础上有抗争文化帝国主义内容的。更重要的是,这么一说,把我去北美前在中国的学术基础变得虚无了。好像我在去北美前是一张白纸。那我在国内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呢?没有啦。所以我认为这样的东西不能被割裂,不能满足于西方理论的本土化。东方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史,也就是我们本土的,但是又是西方的,和第三世界的反帝反殖,正是西方政治经济学能够发展的重要资源。这些在莫斯可的叙述中是没有的。

传播政治经济学中,东西方的学术交流是一个重要的资源。斯麦兹(Dallas.W.Smythe)在1972年就到中国来研究中国的实践,这个经历对他以后的学术研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证明传播政治经济学一开始就有国际性和跨文化性,而且预示着它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有不解之缘。

我拿到的通讯里面,朱力老师讲到施拉姆来到中国如何如何,“开创了中国传播学的第一个篇章”,似乎这是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历史唯一实践。事实上,我的大学同事斯麦兹早于他就来了,而且来了北大。但那好像是传播学的史前史。我认为中国和西方传播历史的交流应该重写。因为这涉及到谁的传播学,什么是传播学。为什么是斯麦兹来的时候就不被写成是传播学的历史?

另外一个评价来自李金銓老师,说我是响应西方批判学者的号召,好像我是盲目的、不合时宜的把西方左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搬到中国。这样一来,是不是有向官方意识形态投怀送抱、甚至领取功名利禄的意思。这次我在传媒大学成立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我们自己的一个同事就有这样的言下之意。这里值得询问的是,官方意识形态究竟是什么?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倾向的、使用了“阶级”字样的文章现在出版不了?这里有一个学术政治的问题。什么叫主体性?一个很不理论的说法是,我不希望自己做学术的时候是被别人卖了还为别人数钱。我希望我的学术是和我自己的个人志向,和我个人所认为的国家、社会的前途命运紧密相关。

另有一个说法是,尽管赵老师在国外,但是一直在研究中国问题,而且比中国人还中国。事实上我在西方的所谓学术权威,我有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的职位,我是那里的所谓副院长,但一旦我的学术研究和别人发生冲突时,他们马上会忘记我的学术,马上会把我当成中国人,中国人就是和中国的权威主义相关的,因此我的存在马上就会影响到西方的学术自由。这个是我的血泪史,我不想说,因为说起来就是活该,谁让你到国外去。

反过来,一方面我们在海外的学者总是差点把自己当做白人,居高临下地回来说,我们有理论,你们没有,以至于国内很多有学术主体性的老师不愿意和我们接触。

但是国内的学者怎么看我们?这种黄皮肤、黑眼睛、有海外有背景的。我经常认为自己是被当做国内学者和“真正的”西方学者接轨的渠道。在这里,有一种我们内在化了的学术自我殖民和学术种族主义。我有一个台湾学生,必须引用两个死去的白种男性学者。我说你为什么不引用我,他说我真的没想过,我真丢脸。我说你会得到报应的,因为你也是黄皮肤的学者,你的学生以后也不引用你。他说我更发现了自己的可怕的,我读你的东西不是读你的观点,而是去看你引用了哪个白人学者,然后去看他的文章。这还是我认为最好的学生。

为什么言必引西方学者,所谓的“西方理论,东方例子”。正是因为这个问题,我自己一直致力于构建一个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框架。我希望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上面加一个“跨文化”的前缀,但是这个跨文化又和“crossculture communication”不一样,因为后者有一个文化本质主义的倾向,比如中国是内向的,美国是外向的,两种人之间如何交流。我的是“trans-culture”,重点是“文化”,“trans”是“transformation”,是“转型”的意思,是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在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中的碰撞而产生的新的文化形式。

1997年,我被UC圣地亚哥雇佣,第二年他们又雇了一个印度人,而且我们两个有色的女性学者,分别被分给了白人男性学者。有一天我就对她(Chakravarty)说,咱们两个不能重复生产这个互相对立的权力关系,所以我们俩就开始讨论如何构建一个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传播理论问题,开始编一本书叫GlobalCommunications。在那本书里,我们希望吸取传播政治经济学、后殖民和人类学的研究资源,发展出一个所谓的trans-culture。后来,我在自己的书里都提到了这个框架。

在我自己学术主题性的成长过程中,北大有着很重要的意义。有一次我来这里讲课,被逼着写了一篇关于中国传播研究的走向的问题,里面讲到重新定义中国的媒介研究,其中提到了五个重新。第一个就是要根植于历史,后来北大的王维佳说很有同感,我说你把它搞成中文吧。我的思路在一篇叫作TheChallenge of China:Contributionto a Transcltural P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for the Twenty-firstCentury中有一些新的阐述。更有意思的是,这篇文章也是被逼出来的,因为西方学者要写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但他们意识到没有一篇中国文章,这本书是讲不过去的。但是中国做批判的传播学的不多,所以就揪着我写。

莫斯可在讲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五个趋势的时候,说从历史的角度来书写十分重要,但问题是我们有必要解释传播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基本历史观,尤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偏颇。莫斯可讲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是想到历史和社会的转型,而且意识到政治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立在一种元叙事之上,这种叙事往往牢牢根植于西方白种男性智力活动的典型模式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时间的原点放在资本主义的崛起,地理上肯定是西方的,所以对时间的选择也就变成了对地里的选择。但是很多知识潮流挑战了这个框架。

第一个挑战来自于北美原住民理论家对原住民历史的书写和对北美垦殖主义(settler-colonialism)的批判。这是我对我自己所在学校的反叛。今年我们学院40周年院庆,我邀请的主题演讲者不再是西方白种男性学者,而是原住民学者。我的言下之意是,如果你们让我滚回中国,你们也滚回英国。我的意思是,你们自己要反思北美的殖民主义,以及你们学术的历史局限性和殖民主义的根源。

 

第二个挑战来自世界体系理论家,比如弗兰克的《白银时代》、阿瑞吉的《亚当斯密在北京》等等。这些学者要么分析在西欧资本主义兴起以前的世界经济,并把东西方的中心——边缘关系颠倒过来,要么详述被殖民前中国的国家与市场的政治经济情势,阐述东亚的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共同致力于去本质化地认识资本主义。紧要之处在于,他们力求避免把全球化等同于资本主义扩张,因为他们坚持,有可能实现非资本主义全球化。

 

第三个挑战是后殖民主义的批判。比如查克里巴蒂就把《行省化欧洲》当作一项书写历史和知识去殖民化和去冷战化的工程;而曼德尼也阐述,假若没有“知识范式”的转变,或者“知识去殖民化”的过程——即从殖民地时期与前殖民地时期的历史深度来重新审视现在,政治去殖民化的任务将无法彻底实现。他说:“激进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不幸趋势在于,它易于把可用的过去简化为殖民时期。我们应该认识到,正是后殖民世界里的不同形式的本土主义——从种族化的黑人民族主义到种族化的民族主义再到宗教穆斯林和印度教民族主义,也即今天我们倾向于把它们叫做‘宗教原教旨主义’的东西——首先提出这个问题。他们指责那些自我标榜的现代主义知识分子是殖民统治者的苍白翻版。他们强调了连接起各自社会历史的必要性。但他们唯一的问题是,他们把殖民地时期当作人为强加和对真实历史的背离而排除在外……这样,他们便忽视了殖民主义的制度和知识遗产在当下是如何被复制的而无法充分理解当下”。

 

第四个批判来自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美国社会学家、汉学家赵文词(RichardMadsen)说:“虽然一个完全建立在实用契约和个人利益关系基础上的市民社会概念必然是不稳定的,但是,“现代西方社会理论却从未能解析现代市场那些不知何故使其得以运转的前现代道德传统是如何调和的这个问题”。比如公共领域理论,是一个理性主义和公共认知基础上的理论,但我们中国是讲情与理的,为什么非得抱着公共领域理论没完?

 

重新认识历史的目的不是回到过去,而是把资本主义去自然化,从而为想象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未来提供可能。用詹明信的话说,如今想象地球的毁灭比想象资本主义的毁灭更难。他要挑战西方中心主义的范畴和历史假设,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尤其是其中对亚细亚方式的批判。另外,发掘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文化资源和知识体系,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考虑做的。

 

从跨文化角度书写历史和西方的关系,重新思考我们的世界观,这不是接轨,而是转轨;不是融入世界文明,而是作为主体去创造新的人类文明。

 

不好意思,没有掌握好时间,前面讲个人的东西太多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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