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投稿| 谁有资格向罪人扔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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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有资格向罪人扔石头?

廖斯婧

近来,关于拐卖儿童该如何量刑的话题在微博上被多次讨论,点开首页,从亲朋好友到名人明星,无论是缘于情感抒发的激烈言辞,还是从法律角度出发的理性分析,主张死刑的声音总是很响亮。也有人发问,为何大众有这样一种极刑情绪。当我看到下面这则回答时,心里咯噔一下:也许是因为极刑,是最简单的答案。任何事情,对极端的想象,都最省力,而对权衡的把握,都最费脑。(来自微博网友@哲学与路)

我意识到,最令我胆寒的,不是对死刑的主张,而是这背后可能隐藏着几分我们不自知的惰性与戾气。

我曾经在课堂上和几位外国同学讨论过死刑这一话题。当时我和另外一位中国姑娘都主张,在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应当判处死刑。老师希望我们举几个例子,我说例如屠杀犹太人的纳粹分子、夺去数条生命的连环杀人犯或者贪污受贿的无良官员。

一个来自西班牙的姑娘问我:“那如果连环杀人犯所杀的人里包括了那名贪污受贿的无良官员,他是否可以免除死刑呢?因为他为民除害了,不是吗?”

我用磕磕巴巴的法语反驳道:“你这是诡辩。即便是贪污受贿的无良官员,杀人犯也无权剥夺他的生命。”

“那么那些执行死刑或支持死刑的人同样没有这个权利。”

我愣了愣,问她:“你认为法律也不具备这个权利?”

“是。因为法律的背后还是人。生命一旦被剥夺,那么一切的可能,一切的发展就都结束了。”

“可是有人会觉得,他犯了这么大的罪,他的一切就应当被终止啊,这是他必须付出的代价。”

她有些惊恐地摇了摇头:“我可不敢下这样的判断。我认为没有人能够决定他人的生命是否该被终止。再说,承担罪责的方式有很多种,死刑是最不应该存在的一种。”

尽管我不认同她对于法律与人的关系的看法,但我模模糊糊感觉到她的回答中有某种东西触动了我,也许是她话语中对于生命的那份敬重。因为敬重,所以她不敢,也不能妄下判断。

躺在床上,我习惯性地翻着《看见》,读到柴静写药家鑫和他的父母。药家鑫的父亲药庆卫对他极为严格,药家鑫也鲜少和他交流。初中时被同学按着头往墙上撞,药家鑫害怕父母说他,回家后只字不提。之后孩子沉迷网络,父亲将他锁在居民楼的地下室里,没有窗,除了上课,吃住都在里头。药家鑫从小学琴,药庆卫不愿意让孩子考音乐学院,于是背地里找了钢琴老师,让老师多打击孩子。药家鑫一直不知情:“我上一次课,被打击一次,越上我越没有信心。”药庆卫说自己从来没有鼓励过孩子:“他非常热衷干的事我都会打击他,我就是不让你过热,我就想浇点凉水,不要那么过激。”药家鑫从大一开始打工挣钱,往返于城郊之间,母亲作主,给孩子买了辆车。

出事那晚,药家鑫开着车,觉得撞上什么东西于是下车查看。被撞倒的张妙躺在地上,唉唉叫着,脸冲着车牌。药家鑫以为对方在记自己的车牌号,于是从随身带着的包里拿出了刀,捅了张妙,然后开车离去。三天后,药庆卫陪着孩子去警察局自首,直到那时他都以为孩子是开车撞死了人。在被问到为何要拿刀捅张妙时,药家鑫说:“农村人难缠,我害怕她没完没了地缠着我父母。”

2011年6月7日,药家鑫被执行死刑。

章末,柴静引述了她的同事王开岭的一段话:“把一个人送回到他的生活位置和肇事起点,才能了解和理解,只有不把这个人孤立和开除出去,才能看清这个事件对时代生活的意义。”

柴静在节目和写作中都力求呈现事实,尝试追溯因果,将药家鑫送回他的成长环境与生活位置中。当然,这样的追溯与呈现无法抹去他所犯下的过错,更不该成为讨论此案是否应当判处死刑的立足点。但它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复杂以及生活本身的矛盾密布。药家鑫对我而言不再只是新闻画面中那个一闪而过的低着头的年轻人,不再只是判决词中“动机极其卑劣,手段特别残忍”的罪犯。我不知道自己为何想尝试着从一个死刑犯的角度去看待整件事,理解整件事,而不是在评论框里输入“支持死刑”“罪有应得”“大快人心”之类的话语,点击发送接着继续去干自己的事。如果说我的西班牙同学对于死刑的看法让我感受到了她对生命的敬重,那么柴静报导药家鑫案的方式则让我看到了她对人性的尊重。人性是如此复杂,将我们包裹其间,而这份尊重是如此地具有分量。在知晓了这样的事实之后,作为一个法律体系之外的旁观者,你要如何轻而易举地说出“应当判处死刑”?你又如何去替另一个深陷矛盾中的个体,替他的生命,下一份一片漆黑的判决?

我始终记得史航在他节目里说过的一句话:“不假思索多让人快乐呀,但它是个魔鬼。”是啊,不假思索地将人标签化,不假思索地预设立场,不假思索地站上道德制高点对某人进行批判,三言两语间就对某人“处以极刑”,这省力,而且过瘾。既不用费力地同既有观点相博弈,也不用强迫自己衡量事情的多个面向,只需依赖自己的本能与有限的认知,接着振臂一呼,或涕泪交加,便得到回应。但它背后所隐藏着的思维上的惰性与戾气却令人胆寒。那种震颤,是我在看着药庆卫微博评论里那一连串紧跟着“药狗”“药渣”“不得好死”的惊叹号时所能感受到的。空气中弥漫着越来越浓重的戾气,将我们对于生命的敬重,对于人性的尊重也渐渐掩埋。个体不再是个体,人性被无视,被剥离,只剩下一个罪恶的符号。

不知为何,这总让我想起古装剧里,街边那些朝身戴镣铐、即将上刑场的罪犯扔石子儿的民众。他们总是大声叫喊着,用力将手中的东西向那个步伐迟缓的罪人砸去。他们大概不知道,也不在乎面前的这个人发生过什么。民国法学家吴经熊曾在他的自传中写道:“唯有完人才有资格向罪人扔石头,但是,完人是没有的。”我想吴先生的意思是,我们都是患者,这些罪人身上所携带的病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多多少少,因此,作为个体,没有任何人有资格朝罪人扔石头,更不用说替他下一份死刑判决书。

面对“某某某应不应该被判死刑?”或“你支持死刑吗?”这样的问题,我大概依旧只能模棱两可,支支吾吾。作为一个局外人,我不敢轻易下判断。我所能做的,只有抵抗住不假思索的诱惑,与根植于自身的惰性与无知交战,时刻提醒自己,生命是多么可贵,而人性又是多么复杂。

(注:药家鑫案部分内容取材自《看见》第十八章《采访是病友间的相互探问》,P356 – P361)

作者:廖斯静

编辑:玉照,微思客林中路版块编辑

校对编辑:宋韬,法学硕士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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