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思客书评 | 失去的知识分子——爱德华.萨义德《从奥斯陆到伊拉克及路线图》

★本文为作者重木(笔名)来稿。如需转载,请联系作者。封面图片源自http://img3.douban.com/lpic/s3987433.jpg

失去的知识分子——爱德华.萨义德《从奥斯陆到伊拉克及路线图》

重木

到今年(2014年)的9月24日,爱德华.萨义德已经逝世11年了。或许是因为我看他书时间晚的缘故,很多时候我总会觉得他依旧还活在遥远的美国,奋笔疾书地指责美国失败的中东政策,不厌其烦地书写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民族半个世纪的占领与迫害。但这样的想象也在一瞬间就消失不见了。爱德华.萨义德和折磨着他的白血病进行了十年的斗争,最终在2003年9月24日与世长辞。在我看来,他的逝世是巴勒斯坦民族的重大损失,尽管他的文章中充满了对自己民族与国家领导人毫不留情的批评与责备,但就像托尼.朱特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爱德华.萨义德“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在美国引发了一场关于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对话”,而无论是他的那些崇拜者还是憎恶他的人,都不可否认的是,爱德华.萨义德已经成为巴勒斯坦甚至是整个阿拉伯世界在西方最为雄辩而学识渊博的代言人,尽管很多时候他所代言的人们对他并不友好。

《从奥斯陆到伊拉克及路线图》是爱德华.萨义德的最后一本政论随笔集,收入其中的文章大都发表在开罗的一家阿拉伯语报纸《金字塔报》,这些文章是萨义德对阿拉伯世界人民最后的苦口婆心。在阅读这些文章时,我们会发现其中相同的主题和内容几乎反复而不停止地出现,而萨义德也就如此一遍遍地向阿拉伯世界直言不讳地指出那些他所看到的问题。所以本书能够概括出三个主要主题:不厌其烦而迫切地告诉世人,以色列在这半个世纪里对巴勒斯坦的所作所为;提醒巴勒斯坦及阿拉伯世界的人民,对于以色列的接受和正视,并寻求与以色列人、尤其是反对派的合作;公开地讨论阿拉伯世界领导层的问题与过失,指出他们的无能与对于人民与国家的不负责任。这是萨义德在最后日子里所反复提及的三个重要主题。所以在本书中,这些主题几乎融合进每一篇文章,让我们感觉到这些问题的紧迫感与当务之急。

而在这里,我主要讨论其实并非这三个主要问题,我所想讨论的是爱德华.萨义德在此书和之前其他的许多书以及他一生所身体力行所综合形成的那一种知识分子问题。托尼.朱特把他归类为“一个现在快要灭绝的物种”——纽约知识分子。在朱特的一本重要作品《重估价值》一书中,他通过一篇《羔羊的沉默:论自由美国的奇怪死亡》论述了曾经那个由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所组成的自由团体正渐渐地死亡。而随着戈尔.维达尔,苏珊.桑塔格的逝去,诺姆.乔姆斯基的老去,那些著名的并且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独立批判精神的人们都被时间淹没。在我看来,我们失去的远远不是一把尺子的问题,而是失去了这整个领域。所以,当今年夏天巴以冲突再起的时候,我不由的想到如果爱德华.萨义德还在的话,他会对此怎么说?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再看他所留下的那些关于巴勒斯坦与阿拉伯世界的文章的时候,他把自己所有的看法和解决方法都留在了那里,希望人们能看到,能听到。

在本书中,萨义德虽然主要是在讨论上面我所说的那三个主题,但在这其中他同样提到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这样摩擦冲突不断的中东问题上的职责。在《国家公敌》这一篇文章中,萨义德毫不留情地批评阿拉伯世界的各国政府对于本国知识分子的压制与迫害。他指出“当阿拉伯世界进入更无条理与令人蒙羞的状态时,需要依靠我们每个人站出来大声反对这些严重的权利滥用”,就如胡适所说的“一个国家的开明进步,并非一群奴才造成的,是由那些具有独立个性与自由思考的人造成的”。萨义德指出,当知识分子批评政府或某些其他行为的时候,需要具有一个“普适性”,需要有“完全相同的标准”,而“这一标准对于美国、阿拉伯和以色列的知识分子来说都同样正确。他们必须站在普适性的角度批评践踏人权,而不是当践踏人权行为发生在官方指定的敌人身上时才加以批评。”萨义德批评以色列知识分子“只关注自身的悲剧,而从不考虑一个没有国家、没有陆军或空军、没有得到正确领导的被驱逐的民族——即巴勒斯坦人民——在以色列魔爪之下遭受的、分分秒秒都在继续的原为强烈的苦难。”(《对于美国的思考》)正是因为以色列知识分子“这种道德上的盲目,这种在评判、衡量犯罪者与受害者的相对证据方面的无能”,使他们最终落入圈套,为本国政府的犯罪行为进行了辩护。

当萨义德在2002年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他肯定无法想象的是在十几年之后,情况依旧如此。无论是当下美国的众多知识分子还是以色列的(甚至是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他们依旧高举着自身的这样缺点,毫不羞愧地宣传以色列对于巴勒斯坦侵略与伤害的正当性。在2005年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根据真实事件拍摄的电影《慕尼黑惨案》中,巴解组织成员质问以色列人,为什么美国人和以色列人看不到巴勒斯坦民族所遭受的苦难?为什么世界对他们半个世纪的流离失所与遭受驱逐和侮辱没有抗议?世界各个自诩为民主、注重人权的国家在此时都转过头,而那些知识分子则依旧在电视与报纸上对政府大加维护,始终忽略巴勒斯坦人民所遭受的切切实实的伤害。“仅限于温和地指出所有的人类痛苦都是相同的,然后主要只是继续悲叹自己的不幸,这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去看看最强大的一方在做什么,然后对它提出质疑,而非为它辩护。”

从本书中经历了三年的三百多篇文章里,我们能清晰地看到萨义德一直始终遵循着自己做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公正性。他并未因自己是巴勒斯坦人而一味地为自己民族与国家说话,他在多篇文章中毫不留情地指出巴勒斯坦领导层的问题,其政府过去是、现在任然是“一种野蛮、专制、无法想象的腐败的代名词”(《缓慢死亡:细致入微的惩罚》),并指出巴勒斯坦人民应该公然追究领导人的问题。也因为他自始至终对于自己民族如此不留情面的批评,一些巴勒斯坦人对他憎恨至极。而同样的,对于一直以来侵害巴勒斯坦民族的以色列,他同样直言不讳地指出他们的问题,指出其领导人沙龙的残酷和他对巴勒斯坦人所犯下的战争罪,是反人类行为。“对于充满了受难象征的美国犹太社会而言,他挑衅性地成为以色列本身所造成的受难者的毫不含糊的体型者。而仅仅通过他在纽约这个地方的存在,爱德华.萨义德就成了一个讽刺性的、世界主义的、来自阿拉伯的提示者,提示他的批评者之狭隘。”(《前言》)萨义德在《以色列、伊拉克与美国》中说“我无法忍受这样的立场,即认为‘我们’应该仅仅或主要地对属于‘我们’的东西给予关切。”而托尼.朱特在《羔羊的沉默》这篇文章中对其进行了解释,“我们都熟悉那种知识分子,他们只代表自己的国家、阶级、宗教‘种族’、‘性别’或‘性取向’来说话,他们根据自己与生俱来的喜好和偏爱的兴趣来形成自己的观点。”但萨义德从来就不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一直所做的就是寻找普适性,为了真理和普遍的利益在不断地重复自己的话与提出建议:像“一国方案”,像对于阿拉伯世界知识分子无知的批评与对于以色列知识分子对自己政府犯罪行为的沉默批评。他一辈子都不是为了“我们的”或“他们的”而战,他始终都不是传统意义上代表了冲突某一方。

在我看来这是知识分子所需要面对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他们必须放弃自己的偏见,不服务于任何特定的群体与一方,始终站在事实与真理的一边,为普适性而战。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困境,他们必须做出选择,是与新生的政府一道还是依旧坚持自己的独立与“局外人”的立场,质疑和批评政府不当的行为。像梁漱溟,马寅初和张东荪这一大批知识分子都这么做了,但在之后的“反右”与接连而来的十年浩劫中,他们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我们不能说这样的打击没有让之后的知识分子心有所悸,而现实同样表明了那场灾难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打击,直接导致传统与精神的断裂,而使得知识分子无论是在名声(臭老九)还是在自身学识修养与独立人格上都每况愈下。而直到如今,中国作家在提笔开始写作之前,也已经习惯性地对自己进行了“自我审查”,而就像苏珊.桑塔格所说的那样“自我审查——最重要和最成功的审查形式——无孔不入。”[1] 在我看来,这同样是那场灾难所导致的“后遗症”之一。

在苏珊.桑塔格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的受奖演说《文字的良心》中,她说“作家的首要职责不是发表意见,而是讲出真相……以及拒绝成为谎言和假话的同谋。作家的职责是描绘各种现实……有时候——讲出真相并不会促进正义。再如——有时候——促进正义可能意味着压制颇大部分的真相。” [2]但萨义德从未压制任何真相,他认为“我们必须考虑,我们自己对逐渐支配‘我们的’社会的贫穷、无知、文盲及压迫等现象负有责任,也对那些我们容许滋生的邪恶负有责任。”他批评阿拉伯世界日益猖獗的宗教极端势力与人肉炸弹的恐怖袭击,他也指责以色列始终把“反犹分子”的标签四处且随心随遇地粘贴到批评他们的人的身上。

“比如说,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曾公开的、真诚地维护过‘世俗’政治,并且向我们抨击以色列和西方对犹太教与基督教进行操纵那样,直率而真挚地谴责伊斯兰世界里对于宗教的挪用?我们有多少人曾谴责过所有自杀性行动计划的不道德与错误?”(《反弹与回撤》)苏珊.桑塔格说“我自己的观点是,如果我必须在真相与正义之间做出选择——当然,我不想选择——我会选择真相。”萨义德通过自己所写的十多本告诉世人,告诉一直以来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美国政府和其人民,巴勒斯坦这个民族过去和现在甚至是将来都在遭受的驱逐、占领、隔离与迫害。

然而批评是存在风险的,“被惩罚的风险。被孤立的风险。被打伤或杀死的危险。被轻蔑的危险。”[3] 萨义德的敌人把他称作“恐怖教授”,而从本书中我们能清晰地意识到萨义德从未提倡任何暴力,他始终拒绝任何政治暴力形式。而他本人却遭受了现实暴力的威胁:他的大学办公室曾遭到破坏与洗劫;他和家人都受到死亡恐吓。他的对手不遗余力地想要抹黑他(《弗洛伊德、犹太复国主义与维也纳》)。也同样在这篇文章中,萨义德讲述自己所经历的荒唐事情,维也纳弗洛伊德协会因为美国犹太捐赠者的压力而取消了原本约定萨义德的演讲。正如苏珊桑塔格所说的“我们不要低估那些敢于被大多数人的恐惧合理化了的残暴和压制提出异议的人可能遭到的报复。”[4] 在中国“文革”中那些遭受迫害与羞辱的知识分子正是如此。

2009年,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在他那篇名为《永远站在鸡蛋一边》的演讲稿中,他说“在写小说时,我总是在心里牢记:‘在一座高大坚实的墙和与之相撞的鸡蛋之间,我永远都站在鸡蛋的一边。’”在此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几乎是不容置疑地应该站到“鸡蛋”一边,并且“无论墙是多么正确,鸡蛋是多么错误”。在今年7月30日,以色列著名作家阿摩丝.奥兹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的时候所说的话,不禁让人产生反感且厌恶。他自始至终考虑的就是以色列人民的伤亡,而完全不顾巴勒斯坦平民的死伤。就联合国最新发布的调查显示,在这一次近一个半月的加沙冲突中,有203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475名儿童和246名妇女;以色列方面则有64名士兵与3名平民死亡。而在8月18日的最后一次人道停火被破坏之后,以色列加强了对加沙地带的空中打击,仅在三天内就导致了50多名巴勒斯坦人的死亡。我不知道奥兹先生是否看过这些统计数据,还是在他看来巴勒斯坦的两千多名平民的死亡和以色列相比依旧不足轻重?

(在当下这几年的巴以冲突中,对于它的评论越来越出现这样的局面,即评论者只关注此次冲突,把它脱离于巴以近半个世纪冲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持久的迫害和屠杀历史背景之中,从而比较两方得失。就好像人们批评那些自杀式暴力恐怖袭击,但始终没人去考虑之所以产生这样恐怖行为的原因,它并非无缘无故的冒出来,而是“多年的虐待、无力感与绝望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是“一个受到极端压迫的绝望民族做出的反映”(《缓慢死亡:细致入微的惩罚》)。)

阿摩丝.奥兹的行为正反映了萨义德所说的知识分子对于“普适性”的忽视。“知识分子的声音是站在强权的对立面并对其进行批判的声音,它始终需要一个发挥约束、澄清作用的良知和一种纵横比较的视角,这样,受害者就不会像通常发生的那样反而受到谴责,而真正的强权就不会受到鼓励去为所欲为了。”(《关于美国的思考》)萨义德指出,除了那寥寥几个以色列知识分子站出来批评政府“对巴勒斯坦民族发动的徒劳无益的罪恶战役”(《巴勒斯坦正在出现的其他选择》)之外,再无他人,且始终都没有像纳迪娜.戈迪默、安德烈.布林克、阿索尔.富加德这些白人作家那样,“毫不含糊地坚决反对南非种族歧视的罪恶”。(《缓慢死亡:细致入微的惩罚》)那以色列的知识分子都在干什么呢?“喋喋不休地谈论策略性撤退,也许在谈论是否将定居点合并起来,或是否建造巨大的隔离墙(在现代世界里有谁想过比这更疯狂的念头,即你可以把数百万人关在一个笼子里,然后宣称他们不存在?)。他们谈论的方式更适合一位将军或政客,而不像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具有独立判断能力和特定道德标准的风格。”这又是多么可悲的事情?

对于这本书,在我看来是对于巴以冲突的入门书籍。萨义德在文章中穿插回忆着从1948年犹太人在联合国的授权下在巴勒斯坦这片土地上建立起以色列,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巴勒斯坦民族便开始了没有尽头的流离和无家可归,而随着以色列的壮大他一次次地侵吞巴勒斯坦的土地,最终在双方反复的摩擦与报复中,形成了如今半个世纪也没有解决的中东问题。另一方面,在这本书里,萨义德充分展现了自己学识的渊博与雄辩能力,他通过每一个事实来告诉世人,发生在巴勒斯坦的苦难与以色列毫无悔改的侵略。他始终坚持的,也就是对于事实与普适性的坚信,并通过自己独立而清新的认识与见解为这场深陷泥泞的冲突找到解决的方法。

在我看来,爱德华.萨义德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真正知识分子,无论他的勇气还是毫不妥协与对于真理的坚持,在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上都少之又少。当下,中国所失去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同样失去的还有其继承人,即使有继承衣钵的也寥寥无几。而在当下处于转型中的中国来说,知识分子无论如何都不应该缺席。就像托尼.朱特在《前言》的最后所说的那样,萨义德“冒着巨大的个人危险从事了一项不可估量的公益事业。他的死给美国公众生活留下一片茫然空白。他是无人可以替代的。”而我们同样希望,在中国会存在如此的值得我们骄傲而庆幸的知识分子。

2014 8. 23 午夜

2014 9. 27 晚修改

参考文献:

[1] 苏珊.桑塔格《同时:随笔与演讲》:《数周后》,P120。上海译文出版社。

[2] 苏珊.桑塔格《同时:随笔与演说》:《文字的良心》,P155。上海译文出版社。

[3] 苏珊.桑塔格《同时:随笔与演说》:《论勇气与抵抗》,P186。上海文艺出版社。

[4] 同上

作者:重木(笔名),青年作者,诗人,新浪微博:@CM重木

编辑:童志超,微思客书评版块编辑

校对:宋韬, 法学专业在读研究生,微思客校对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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