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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法| 政体结构与丐帮兴衰

★本文经作者授权,由微思客首发。微思客团队感谢王理万老师的大力支持!如需转载,请与微思客联系。封面图片为罗马共和国时期元老院会议。

政体结构与丐帮兴衰

王理万

在《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与《神雕侠侣》一脉所建构的宋代“江湖体系”中,丐帮的崛起、中兴与衰落成为制度变迁的典型案例。从乔峰(第六代帮主)到洪七公(第十八代帮主)间丐帮在与国家机器的遥相呼应中,逐步成长为具有江湖主导地位的帮派;及至黄蓉(第十九代帮主)时期的丐帮更是实现与官府的亲密合作,成为官方认可的抵抗组织,获得了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然而现有研究指出,黄蓉恰恰作为丐帮由兴而衰的转折,其后丐帮迅速衰落为二流帮派,成为帮派转型的失败例证。需要指出的,此处的成败评价标准,不仅包括了帮派在“江湖体系”中的支配控制能力,也包括了帮派自身的组织凝聚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以及领导层的超脱性。

对于上述评价标准不同侧面的关注,构成了解释丐帮衰落的多元理论。现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学派的研究认为,丐帮内部人员阶级构成的复杂性所导致了帮派长期分裂,这应视为丐帮衰落的制度原因。即作为代表没落城市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的“净衣派”与代表失地农民和城市小手工业者的“污衣派”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一旦领导层无法保持对于内部派系的中立性和超脱性,则会引发帮派分裂的公开化。

(2)行政组织学派的研究指出,之所以会出现“少林千年不倒、丐帮昙花一现”的原因在于丐帮森严的科层体制,以及与该体制相匹配的对于知识和福利的垄断。相比少林所建立的均等化的知识传授体系(“藏经阁”对低等弟子开放)和专业武术家研究团队(心禅堂)而言,丐帮的降龙十八掌和打狗棒法却长期被帮主等特权阶级垄断,从而使得其发展不具有可持续性。

(3)心理分析学派倾向认为,黄蓉自身的女权主义倾向、以及早年在 “桃花岛”的生活经历,使得黄蓉倾向将作为民营企业性质的丐帮异化为类似于“桃花岛”的家族企业,从而在帮派领导层中任人唯亲、甚至隔代指定继承,造成了丐帮内部组织涣散和人心背离。

(4)历史学派基于“大历史观”提出,丐帮的兴起无疑是借助了边疆民族危机所引发的民间抵抗情绪,在获得意识形态上的正统性的同时,可以避免与国家政权、其他门派之间的正面冲突。但是随着统一趋势的加快,抵抗主义逐步式微,主要矛盾由民族矛盾转化为阶级矛盾,从而引起了国家政权和帮派竞争者的双重打压。

毫无疑问,上述解释模式对于理解丐帮的兴衰历史具有启发意义,但是也遮蔽了一些重要的问题——这源于对丐帮组织本身的理解过于单一,仅是将其视为帮派组织或是准军事化社团,而忽视了其他一些重要的制度面向。

(1)在指导思想层面上,丐帮区别于明教、甚至不同于少林,其是完全世俗化的组织体,并且也缺乏抽象哲学层面的政治纲领,民族主义是其唯一依赖的旗帜。

(2)在合法性层面上,丐帮不仅需要有帮主的卡利玛斯型统治(Christmas),事实上也具有法理型的统治、传统型的统治,甚至是需要具有绩效合法性。

(3)在功能界定方面,丐帮不仅是作为半军事化的民族抵抗组织,也是作为科层严密的底层公共服务组织,甚至也可以视为职业武术家的合伙企业。基于上述丐帮的复杂制度面向,本文提出一种新的解释:丐帮的政体结构失衡,是导致其兴衰的制度根源。按照亚里士多德对于政体的定义与分类,所谓政体就是关于城邦“分官设职”的安排组织,根据是否为了公共利益,可以将政体区分为优良政体与变态政体两种基本类型。而依据掌权者人数多寡可以做进一步分类,即将优良政体分为君主制、贵族制和共和制,将变态政体分为僭主制、寡头制与平民制。下文将以政体理论为分析框架,旨在说明不同的政体结构与权力配置模式,对于政治组织体发展的基础作用。

(一)乔峰时期的贵族制

乔峰时期丐帮的政体符合贵族制的基本要素,即帮主具有对帮派事务的决断权力,但是帮主权力同时受到严格的制约,事实上形成了帮主、副帮主、长老及地方实力派共治的局面。《天龙八部》中也言明了丐帮的权力构造:帮主、副帮主以下,有传功、执法长老,四大护法长老,以及各舵香主、八袋弟子、七袋弟子以至不负布袋的弟子。从表面上看来,科层化的权力构造有利于形成帮主集权,但是事实上作为乔峰并未获得专断性权力。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副帮主的宪制构造。虽然在“江湖体系”中副帮主一职并非绝无仅有,比如在《碧血剑》中龙游帮、金龙帮都曾设副帮主的职位,但是对于成熟的主流帮派而言,副帮主则是较为罕见的。最为直接的原因是,帮派无论作为民族抵抗组织或是黑社会化社团,都需要权力高度集中,以便决策中枢可以迅速调动资源,所以很难想象在帮主之外存在其他权力中心。就丐帮而言,马大元副帮主由前任帮主提前任命,在资历和年龄方面都超越了现任帮主——资历颇深意味着副帮主具有独当一面的能力,年龄颇长意味着副帮主很难期待帮主自然死亡后继位。这两方面因素下,事实上将副帮主置于非常尴尬的位置上,而后来发生的“杏子林宪政危机”,也可视为是由这个不合理的宪制构造所引发。

其次是丐帮各位长老虽然从形式上承担议事咨询功能,但其内部人员构成显然颇为复杂。传功、执法长老分别负责教育和司法,这是帮派得以维持和发展至关重要的两项职能;而其余四位护法长老则更多是荣誉性职位,但是具有较强的政治影响力。而诸位长老无论是否具有实权,都是凭借战功和资历获得的职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军功集团”,也是顽固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乔峰在“杏子林宪政危机”凭借帮主的特赦权,免除对护法长老的刑事处罚,既是仁义之举,也是无奈之举。需要注意的是,长老所具有的权力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现实,在法理上却是孱弱的:帮主的权力来自于禅让,而非长老的民主推举;长老无权弹劾帮主,所以才需要密谋造反,而非经由法定程序罢免帮主;此外,长老也无权统辖地方势力,只能依赖全冠清等少壮派才可能发动叛乱。概而言之,长老及其所代表的军功利益阶层具有强大的势力,但是却缺乏宪制性的授权,只能对帮主形成事实上的权力制衡。

再次是帮主与各个地方势力的关系也是非常微妙的。从理论上,帮主可以直接统辖与调度各个分舵,甚至有权直接指挥各个级别的丐帮弟子。但是随着帮派科层体系的建立,帮主与舵主之间必然形成类似于“政务官与公务员”之间的矛盾,舵主及其代表的地方势力有自身利益,帮主命令在地方实施会大打折扣。若帮主缺乏对于地方势力的控制,则容易形成“央地关系”的失衡。就丐帮而言,其下设大仁、大义、大礼、大智、大信、大勇五个分舵,这种类似于“大区制”的超级地方建制,更容易形成尾大不调的局面,加大了对于地方控制的难度。在五个分舵中,唯有大义分舵的舵主忠诚于帮主,而其他各舵均参与了叛乱。可以想见,帮主强化中枢权力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利用任命权,将舵主职务逐步交由自己的心腹;二是将缩小各舵的管辖范围,使得其难以与中枢抗衡。但是似乎乔峰并没有开展上述政治体制改革,也缺乏制度性思维,仅是希望依赖个人魅力和情感维系帮派团结,这在政治利益面前显然是脆弱的。

最后是“老人政治”(Gerontocracy)在丐帮中发挥的作用。在“杏子林宪政危机”中,徐长老作为已经退隐的领导层,在“倒乔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丐帮长老并非实行终身制,退隐长老理论上并不享有任何政治特权。在《天龙八部》中也已经明确说明,“别说徐长老只不过是一位退隐前辈,便是前代的历位帮主复生,那也是位居帮主之下”。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无权无势”的退隐长老,却可以限制帮主的军事指挥权,并在最为关键的问题上给帮主以致命一击。这说明除了成文的帮派规则外,来自“退而不休”的政治老人凭借其隐形权力也可以形成对现有政制的冲击。

综上,乔峰时期的丐帮虽然具有“帮主专制”的表象,其实质却是具有贵族制的色彩,形成了类似于罗马贵族制的政体结构。帮主、长老、地方势力三位一位,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权力制衡结构。但是诚如上文所指出的,由于丐帮将自身定位在民族抵抗的军事化组织,所以对于帮主权力的制约,也影响了丐帮的军事决断能力,这可以作为乔峰卸任后丐帮势力迅速下滑的注脚。理想中的贵族制度,应该赋予帮主更大的权力,形成罗马在非常时期的“独裁官”制度,至少应具有组阁的权力,由其组建核心领导层,这样才能形成高效的治理。

(二)洪七公时期的君主制

在洪七公时期的丐帮,其政治任务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抗金仍然是丐帮日常工作的主轴,同时对于江湖主导权的争夺也成为帮派的重要使命——这体现为通过“华山论剑”的武术公开比赛,划定了各帮派的势力范围,并确定了象征武林支配权的“九阴真经”的归属权。通过华山论剑,丐帮虽然在名义和会众人数上仍保持“天下第一大帮”的荣誉,但是伴随着人海战术已经达到边际效应,职业武术家更加倾向于通过精深武术技能的研发,以单兵作战的方式体现帮派的实力。再者,在江湖信息高度依赖口口相传的时代,丐帮在人数和分布范围的优势可以迅速转化为信息优势,但是随着裘千丈等职业信息贩子的产生,这种信息优势也在逐步衰减。这些挑战均意味着,丐帮需要通过强化权力集中,以提高帮派抵御内外风险的能力。

在洪七公治下,丐帮的集权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其向黄蓉交接帮主之时,洪七公也曾重申帮主的至高地位:长老虽受帮主崇敬,但于帮中事务,须奉帮主号令处分,这是历代祖师爷传下的规矩,万万违背不得。在该阶段中,丐帮取消了副帮主、传功长老、执法长老的职位设置,这意味着帮主权力得到了空前集中,特别是帮主同时将教育和司法功能也收归己有。司法权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而教育权在对于职业武术家的传承更具决定意义——在师徒相传的武林派系中,事实上依据入门次序、武功高低形成了严格的帮派内部结构,比如丐帮八袋弟子黎生正式凭借洪七公亲传的一招“神龙摆尾”而获得了远高于其职位的政治待遇(甚至有研究指出,洪七公曾有传位黎生的设想)。

帮主集权的君主制也面临着宪制性危机,即如何完成制度化的接班人培养和遴选。由于理论上和事实上均不可能通过世袭完成交班,所以只能寄寓通过发掘政治人才的方式,寻找可以交付事业的接班人。由于贵族制的失落,参知政事的核心领导层缩减,帮主在集中权力的同时也失去了培养接班人的重要方式。而帮主在遴选接班人时无非有两层标准,意识形态忠诚度与帮派未来发展:在意识形态忠诚度方面,“污衣派”显然更胜一筹,其坚守的原教旨意义上的乞讨生活更符合革命传统,在下层帮众中也获得了很高的支持度;而在帮派未来发展方面,“净衣派”事实上更符合帮派长远利益,丐帮的发展必须摆脱粗放型的人数扩张,而转型为以城市中产为主体的职业武术家团体,并形成帮派的固定资产和核心业务运作。若从帮派内部产生接班人,则无疑会加深派系之间的分裂,所以从帮外人士中选择新任帮主几乎是必然选择。除了不可抗力的偶然因素,黄蓉获得接班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无知女”的特殊身份(无派系背景、知识渊博、女性),以及其作为新任帮主可能直接促成丐帮与“桃花岛”的政治联盟。

由此,派系斗争的形成,可以视作洪七公时期丐帮政治的重要特点——而洪七公的专断地位之所以可以维持和巩固,也是由于其可以平衡派系间的利益关系。在《射雕英雄传》中也对前任帮主钱鹤星进行了评价,“当年第十七代钱帮主昏暗懦弱,武功虽高,但处事不当,净衣派与污衣派纷争不休,丐帮声势大衰”。而洪七公则在这个问题上显示了恰当的“政治人格分裂”,其从理念上认同“污衣派”的革命传统,而在生活方式上却倾向“净衣派”的现实享乐——这种“口嫌体直”(嘴上说不要,身体却是诚实的)的表现,是典型的“后革命年代”政治领袖的作风。就派系分布而言,在丐帮的权力中枢中,只有作为西路长老鲁有脚是“污衣派”的代表,而其余的简、彭、梁三长老均属“净衣派”,而在基层会众中“污衣派”更具政治影响力。这种倒挂型的政治分布,说明丐帮长期坚持的民族抵抗主义在高层受到了自我怀疑,而仅是作为团结下层帮众的舆论宣传。

概而言之,洪七公时期的丐帮政体结构较之于乔峰时期的集权程度有了较大增强,更加符合君主制的特点。然而由于缺乏先进的政治理念,洪七公并未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威推动帮派政治转型。在其余主流帮派(全真教、少林寺、桃花岛、甚至是白驼山)通过购置土地、发展产业、参与商贸等方式,将帮派发展与财富增殖联系在一起时;丐帮仍然囿于自身的意识形态框架,坚持流动式、基层化与草根性的发展方向,为其后的衰落埋下了伏笔。而该时期的接班人困境和内部派系斗争,也是君主制下的政治通病,洪七公仅是凭借自身的政治权威延缓了病症发作,然而在制度建设上却乏善可陈。

(三)黄蓉时期的寡头制

黄蓉时期被普遍认为是丐帮由兴而衰的转折点,概因在其后的《倚天屠龙记》中丐帮已然成为“江湖体系”的配角,失去了在武林中的主导权、甚至是话语权。就该时期的政体结构而言,更加倾向于寡头制:虽然其与贵族制类似,都是由少数精英阶层共治,但是其决策并非出于公共利益,而是出于家族或是个人的私利。在寡头政治下,统治者热衷于培养和扶持自身后代成为接任者,这虽然解决了帮派面临的接班人困境,但同时将帮派变成了家族私器,也使得接班人的政治素质和专业技能趋于低下,从而丧失在帮派竞争中的主动地位。在冷兵器时代的江湖体系中,帮主不仅作为帮派的行政管理者,同时也是帮派的科研带头人、武术传承导师、以及精神领袖,构成了帮主、导师和教主的“三位一体”结构。而由于寡头制下进行小圈子内的遴选,难有机会产生“德艺双馨”的候选人,只能维持寡头集团的私利。

黄蓉在继任帮主之后,果断重用了“污衣派”长老鲁有脚,这使得本就已经尖锐的派系斗争更加复杂。作为具有“桃花岛”背景的新任帮主,黄蓉的治帮思维显然受到其父亲黄药师的影响——黄药师当年曾将门下弟子悉数致残并逐出师门——其无法容忍帮派内部的异议分子,急于打造在思想、制度和行动上高度统一的丐帮。但是黄蓉高估了自己所能调用的政治资源,在洪七公时代尚且对派系斗争进行安抚与平衡,而黄蓉上位之初就处罚了“净衣派”的长老。虽然“净衣派”在帮主人选之争的“岳州君山丐帮扩大会议”上的路线错误导致黄蓉对于“净衣派”颇为忌恨,但是就丐帮的长远发展而言,“净衣派”所代表的右倾政策更具现实操作性。无论是丐帮所进行的民族抵抗运动、或是帮派间的激烈竞争,都要求丐帮应适时转型为职业武术家为核心、具有稳定经济来源的现代帮派——这是洪七公时期就应该进行的政治改革,但是耽于洪七公的出身、立场和政治权威,这场改革被一再延后。而黄蓉的成长环境与知识阅历,本应成为推动改革的契机,但是由于黄蓉与“净衣派”之间的政治裂痕,导致这场改革再次被延误,事实上是永远错失了改革的机遇。这也说明寡头制天然具有政治保守倾向,无法因应历史趋势做出政策调整,寡头制初期的魅力型领导人诞生以及政治统一局面,不过是帮派衰落的前兆而已。

在黄蓉接任之初,曾举行了颇有声势的“西征运动”,即率领丐帮会众协助蒙古抗击金国,这既是黄蓉在青春期的爱情冒险,也是黄蓉在执政早期的军事尝试。然而这场军事行动,也是黄蓉在丐帮内部形势失衡之时,采取的转移内部矛盾的策略,这被此前的研究者称为“攘外以安内”的方针。事实上西征运动可以视为丐帮内部斗争在境外的重演,在西征中提高了鲁有脚的政治地位,但也消耗了鲁有脚的军事实力(鲁有脚的西路军团是西征的主体),这使得“污衣派”更加依赖与帮主的政治同盟才可以获得与“净衣派”相抗衡的实力,而“净衣派”为了保持自身地位也必然主动负责西征的财政开支。西征巩固了黄蓉在丐帮内的政治地位,也提前暴露了丐帮的军事实力,使得在后期与蒙古的对抗中处于劣势。

在选用接班人过程中,由于寡头制下统治者往往将家族和个人私利置于帮派整体与长远利益之上,所以倾向在政治小圈子内产生继任者。黄蓉在其继位二十年后,将帮主传位于鲁有脚,而鲁有脚的年龄远高于黄蓉本人,并且显然缺少帮主的韬略,所以黄蓉此举只不过是过渡性安排,为其子女接替帮主铺路——此时鲁有脚类似于“两蒋”之间的严家淦的角色。然而鲁有脚的遇害打破了原定交班安排,此时黄蓉的子女由于年龄和资历的原因,尚不具有接替帮主的资格。情急之下,黄蓉只能将帮主之位委于其女婿耶律齐,全然不顾及丐帮作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原”的民族抵抗组织与耶律齐作为金朝遗少身份的内在矛盾。

事实上,黄蓉任期内的丐帮面临着政治命运的转折点,这不仅是指上文已经论证过的丐帮政治转型问题,也包括了此时丐帮所处的“国际政治形势”。当时正值南宋岌岌可危之际,丐帮本应可以借助再次高涨的民族情绪,重新恢复丐帮的“天下第一大帮”的政治地位。即使在南宋国破后,丐帮亦可凭借自身的资历和势力,成为流亡政府和抵抗运动的中坚力量,然而由于丐帮的政体和人事原因,主动放弃了领导这场运动的资格。在《倚天屠龙记》中,反而是异域舶来的“明教”以宗教为外壳,组织了有效的武装斗争和恐怖袭击,最终实现了丐帮孜孜以求的政治目标。

结语:制度决定论?

本文无意重复“制度决定论”的论调,但是应该正视包括政体结构在内的基础制度对于政治共同体发展的重要影响。不同的制度目标,无疑影响了政体结构的选择:如果丐帮以建立高效的军事制度为目标,则可以实行集权性的君主制,此时帮派具有较高的战斗力;如果旨在打造具有竞争力的现代帮派,则可能比较适合贵族制,形成适度的内部权力制约。当然我们事实上无法设定普适性的政体结构,正如不能期待丐帮可以通过选举来解决接班人问题。

丐帮兴衰与制度转型可以说明,政治共同体应该根据具体的内外形势,采取合宜的政体结构。领导层应该具有政治德性,将共同体的利益置于私利之上,做出有利于共同体发展的长远政治决策。尤为重要的是,领导层应该对异见分子具有包容性,并逐步引导建立对抗性政治和利益代表机制,这不仅无损于共同体的稳定,反而可以促进现代政治的建立。现代混合政体的实践也已经表明,行政机关的君主制政体模式、立法机关的民主制模式、司法机关的贵族制模式的混合,可以发挥各种政体的优势,将行政效率、立法民主和司法中立结合起来。由此反观丐帮的制度史,也可以在理念中构思一个帮主、元老院和执法院混合的优良政体,或许可以续写蕴含政治文明的现代江湖。

2014年10月1日

于布鲁克林 威洛比街

本文作者王理万,山东郓城人,中国人民大学宪法学博士研究生,纽约大学亚美法研究所访问学者。

编辑/杨林毅 校对/宋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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