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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谈|贝淡宁:我如何在中国大学教授西方价值观

★本文原刊于资讯新媒体观察者网(微信id:guanchacn),经其授权,得以转载,以飨读者。如需转载,请联系观察者网或微思客团队。封面图片来源:http://www.gmw.cn/01wzb/2006-06/15/content_434183.htm

导读

本文4月16日载于纽约时报中文网,陈亦亭、许欣翻译。贝淡宁教授在文章中国年主要讨论了中国高校的开放气氛与价值观导向之间的有趣关系,尤其在面对传统西方/东方二元观念中,他所面对的矛盾和冲击,经过他的描述,读起来显得很有意思。

我如何在中国大学教授西方价值观

贝淡宁

没人会对中国政府限制“西方式”的公民和政治自由感到惊讶。但政府最近要求大学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并下令禁止“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对一些人来说可能就是新闻了。从表面上看,这种规定实属荒谬。它意味着不仅要禁止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和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思想,还要禁止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及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等思想家的思想。
排斥西方价值观影响的声明,有悖于中国高等教育真实发生的情况。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反对外国干涉的运动反复出现,但有一种趋势始终没变:与西方大学之间的国际交流越来越多;在选拔和提升教授时,更加重视才能,政治意识形态考量减少;在文科教育中尝试运用不同的模式。
当然,政府可以扭转这些趋势,但中国领导人清楚地知道,现代教育制度需要尽可能多地向外国学习。
以我为例,我在中国的顶尖高校之一清华大学教授政治学理论已经有十多年了,但教室里的自由度依然会让我感到惊喜。
我会经常性地讨论政治上敏感的话题。如果严格执行官方的警告,我教的很多东西都属于“违禁”类别。这学期,我们在读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著作,一开始就是他1989年的那篇名作。那篇文章宣称,有关政治意识形态的讨论,已经以自由民主的胜利而告终。学生们像在西方任何一所大学里一样,说出了自己心里的想法。
我会尽可能以最正面的阐述,来讲解伟大政治理论家的思想,并让学生互相讨论其优缺点。如果课堂上讲的是密尔的《论自由》(On Liberty),我会尽可能为言论自由做出最好的辩护。如果课上介绍的是孔子的《论语》,我也会为和谐的价值观做出同样的努力。我会邀请中国和西方的知名思想家发表客座演讲,不论他们持何种政治主张。好消息是,我的课堂几乎从未受到过政治干预。
唯一的一次例外发生在我2004年到北京后不久。当时,我想教授一门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课程,但却被告知这个想法不可取,因为我的解读可能与官方意识形态不同。人权和民主都可以,但马克思主义不行。后来,我学会了绕开限制的办法,就是在教授相关内容时,不要在课程名字中出现“马克思主义”的字眼。
研究工作受到的挑战则更大。我可以不受任何干涉地用英语发表著作和文章。但当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后,审查机构就会履行它们的职责。
较早前一本有关政治儒学崛起的书,原定于2008年出版,但我被告知由于北京将要举行奥运会,这本书不能出版:全世界都在注视中国的时候,任何对中国当代政治稍加批评的内容都无法发表。2009年是现代中国成立60周年,因此这一年成为又一个“敏感”年。在2010年初,即将在上海举行的世博会又为延期出版提供了借口。令我惊讶的是,这本书的确在2010年秋天,政治上“不那么敏感”的短暂时期内得以出版。
近来,审查力度加强了。这次主要是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开展的反腐行动,该行动树立了真正的敌人,他们很想削弱当前领导层的权威。因此,目前对政治出版物的限制比平时更严苛,无论是多么学术的内容。
我通过亚马逊(Amazon)订购的书籍在边境遭到没收。长期以来,我一直要通过虚拟专用网络(VPN)才能打开《纽约时报》及谷歌学术(Google Scholar)网站,但审查机构一直干扰VPN的使用。我那些精通科技的学生帮我绕过限制,但这是一个猫捉老鼠的游戏,而且猫变得越来越聪明。我的情绪几乎直接随着网络状况的好坏而变化,最近我经常感到非常低落。
我为了查找资料撰写新书,经历了非常艰难的过程,讽刺的是,这本书基本上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原则做出了正面的描述。我不得不离开中国几个月,搜集阐明观点所需的网络资料和被禁的中英文书籍。
有人会问我,为什么继续留在这个受到诸多限制的学术环境中工作,这是一个好问题。我的家人有一半是中国人,我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此外,我在中国有很多非常棒的学生和同事。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文,确切地指出了另一个关键原因:无人争论政治理想的世界可能是和平的,但却是乏味的。中国并不乏味。
中国式的民主贤能政治,是自由民主体制之外,唯一可行的替代度。我能亲身体验中国的试验,对一个政治理论家来说,夫复何求?
 
即便如此,我还是支持大学保障言论自由。中国学术界普遍同意我的观点:无论在公开场合说些什么,我没有遇到一个在私底下也赞成审查学术作品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是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还是儒家学者。审查制度只会疏远知识分子。
我自己的学生常说,政治改革应该在现有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开展。但他们越被禁止讨论这些观点,越是会不再抱幻想,从长期来看,这会带来问题。我认为,开放只会让中国的政治体制受益。
我有信心,限制最终会放松。然而我要承认,十年前的我甚至更有信心。
贝淡宁:Daniel A. Bell,加拿大人,现为清华大学伦理学、政治哲学教授。
编辑:杨松林,微思客“海外汉学与反思”栏目编辑,多伦多大学硕士在读
校对:宋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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