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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大选之际看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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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遗产、地缘政治及与中国的相关性

——大选之际看土耳其

盘古智库课题组

课题组组长昝涛(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副教授、历史系副主任)

导读

近年来,土耳其这个国家似乎受到了格外的关注,这一点不光是在一般意义上的中东研究领域,也包括一些关注中国现实发展状况的人,他们因为对土耳其与中国之间一些特殊且敏感问题的兴趣,从而产生了对土耳其的某种特殊的知识性需求。
土耳其是地处于欧亚大陆之间的中东大国,作为穆斯林国家却是北约成员;十几年来土耳其经济持续保持较高速度增长,是非西方国家中较早跻身中等发达国家序列的,现为世界第16大经济体;近年来,中东地区出现复杂的剧变和动荡,土耳其在地区事务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15年6月7日,土耳其即将举行议会大选,势必会对当下和未来土内政与外交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今年11月,G20峰会也将在土耳其举行。在上述背景下,我们来看一看土耳其这个国家,尤其是从人们更为关注的历史遗产和地缘政治格局的角度,考察一下土耳其的多重角色、变迁与定位,并揭示其与中国的特殊相关性,或许有助于当前国人对土耳其的认识和了解,对于制定有关土耳其的战略对策提供一点知识背景。

概况
土耳其是中东地区的大国,面积78万多平方公里,现有人口7500万,其中99%都是穆斯林。土耳其是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的穆斯林国家。中东地区还有三个在国土面积和人口方面都堪称大国的穆斯林国家是:伊朗、埃及与沙特。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土耳其地处欧亚大陆结合部,北临俄罗斯,向东是高加索、中亚地区,向西为欧洲,其南与东南是北非、中东,尤其是扼守黑海通往地中海的海峡,拥有独特的地缘优势,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近年来,土耳其在亚欧大陆“悄然崛起”,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新的明星。自上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土耳其经济实现了较快发展,尤其是近几年来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已经成为继“金砖四国”之后的新秀,和越南、印度尼西亚、南非和阿根廷一起被称为“展望五国(VISTA)”。国际学界还提出过“灵猫六国”和“金钻十一国”的概念,这其中都有土耳其。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土耳其2013年的GDP为8221亿美元,居世界第17位,[2]人均国民收入为10971美元,[3]土耳其已成为经济实力最强的伊斯兰国家。不过,目前土耳其经济正面临陷入停滞的危险,这也影响到在位的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票仓变化。
历史演变
当代土耳其的前身是奥斯曼帝国,该帝国绵延六百余年(1299-1922),疆域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1923年,在凯末尔(MustafaKemalAtatürk)将军的领导下,经过四年浴血奋战,土耳其人终于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共和国。
历史并不是死去的一些年份、人物或事件,它是流动不居的,是活在当下的。塑造当下土耳其的历史存在中,至少有三股重要的“势力”——一是帝国遗产。这里强调的不是奥斯曼帝国的各项遗产之复合,而主要是帝国记忆。单纯就帝国本身之存在来说,一个学习自身古代史的土耳其人,他或她要学习的基本上就是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关于帝国的兴起、强盛与衰落,从领土范围来说,除了今天的土耳其领土,肥沃新月地带(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阿拉伯半岛、北非、巴尔干等地区,都曾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这些地方的20世纪之前的历史,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作为奥斯曼帝国的地方史而存在的,土耳其人的历史意识与当地其他民族的历史意识是不一样的,毕竟,土耳其人自视为这个帝国的主人(统治民族),这样说起来,土耳其人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中带有某种深刻的帝国意识,其眼界和心志也会是不一样的。
二是伊斯兰教。当然,这对所有穆斯林来说都很重要;但土耳其的伊斯兰教有其特色,也可以总结为“土耳其版本的伊斯兰”。尽管在土耳其的民族叙事中,突厥是一个很重要的古老认同,甚至之前的鲜卑、匈奴,也一并被他们认同了,但作为一股与奥斯曼帝国的兴起直接相关的突厥力量,他们是在11世纪的时候才登上近东历史舞台的;尤其是在1258年蒙古人攻破巴格达并残杀了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之后,阿拉伯的伊斯兰帝国就彻底完蛋了,这个时候奥斯曼-突厥人是作为伊斯兰帝国的继承者和复兴者出现的,因此,对土耳其人来说,他们不是什么被伊斯兰帝国征服的对象,而是恰恰相反,他们成为了伊斯兰的拯救者。今天土耳其人绝大部分是信奉伊斯兰教的正统派——逊尼派。由于皈依伊斯兰较晚,一路上还不断吸收古波斯、拜占庭、古希腊-罗马等多方面的历史-文明遗产,而且主要通过苏菲主义的修行方式皈依,土耳其的伊斯兰教呈现出相当不同的特色,简单来说就是更强调神秘主义的内敛传统,较少教条化的理解;亦积极通过伊斯兰教发挥与扩大自身的影响力。
三是凯末尔主义。凯末尔主义是当代土耳其的最重要传统。当然,它不是僵化的,而是发展的。“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在凯末尔·阿塔图克的主导下,土耳其的政治与文化精英联手缔造了共和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即凯末尔主义;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凯末尔主义在土耳其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达至顶点。它规约了土耳其共和国现代化进程的方向,并在政治、思想与文化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这也正是凯末尔革命与改革对当代土耳其的意义:它历经风雨,却始终挥之不去,它是仍然‘在场’的历史。对这个课题的研究、回顾与体验,在历史学家身上或在公众之中每每牵动某种在时间流逝中顽强延续下来的政治或文化的认同,可以说,凯末尔革命不仅创造了使‘当代’土耳其能在其中被识读的政治文化,还给这个土耳其留下了各种合法性之争和围绕一种几乎不明确的可塑性的一摊子政治论争。”
向东OR向西:土耳其的对外战略
2014年中,中东地区陷入“伊斯兰国(ISIS)”所引发的乱局。在打击ISIS的问题上,土耳其表态“很暧昧”,让一些人琢磨不透:土耳其到底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毕竟它是北约(NATO)成员国,按理似乎应该紧密配合西方的表态与行动。有西方评论家说,土耳其不是“合格的”北约成员,而是个“兼职盟友”,甚至有人提出,是不是该把土耳其踢出北约了。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土耳其是紧紧追随欧美的。但是,正发党上台后,“西方正在失去土耳其”,或者说土耳其正改变其亲西方的国家定位,开始“面向东方、背对西方”。2002年上台并连续执政至今的正义与发展党,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表面上亲西方、实则反西方的伊斯兰主义政党。在正发党执政期间,土耳其已经成为中东地区最具反美情绪的国家——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土耳其拒绝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2009年,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达沃斯论坛上对亲美的以色列总理佩雷斯“发飙”。土耳其近年来还积极发展与叙利亚、伊朗的关系,尤其积极地介入伊核问题,甚至同情哈马斯等。对于加入欧盟,2005年启动入盟谈判后,正发党政府似乎已经失去了真正的热情。
种种迹象表明,土耳其似乎已经改变了其传统上“一边倒”地亲西方的对外战略定位,日益显示出一个地区性“中枢国家”的形象,亦不掩饰其谋求成为一个全球性角色(globalactor)的企图。
“向西”(欧化或西化)与“向东”(地区化)是土耳其对外战略选择的两条主线。土耳其处于东、西方之间的特定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先天具有“向东”或“向西”进行选择的命运与可能。这种选择受到内外两种因素的影响:在国内是国家统治精英的战略选择;在外是国际形势的影响。在近代历史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是欧洲人眼中的“东方问题”,在此情势下,奥斯曼帝国晚期自保和自卫的战略选择——无论是泛伊斯兰主义还是泛突厥主义,都只能是“向东”的选择,这种选择主要是反抗西方的殖民主义野心。直到共和国建立,土耳其才具有了在东、西方之间进行选择的相对自主性。
凯末尔党人是一批具有坚定西化倾向的现代主义精英。他们认为,当时的世界上只有一种高级(现代)文明,那就是欧洲文明,土耳其人要想生存和实现进步,就必须全面地学习西方与改革自我,采纳欧洲文明,建成一个世俗国家;同时要否定并切断土耳其人与中东-伊斯兰世界在制度和精神方面的联系。
冷战之前的土耳其执行的基本上是孤立主义和中立主义的外交策略。新成立的土耳其面临来自西方的质疑和猜忌,尤其是苏俄曾大力支持土耳其的民族独立,土耳其在当时只能采取孤立主义策略。凯末尔意识到,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对于新土耳其是多么重要。他提出了著名的“国内稳定、国际和平”的政策原则,实际上,至今土耳其也未背离这一原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奉行中立政策,直到大战快结束,才审时度势加入到同盟国阵营。在冷战格局下,土耳其成为美国遏制苏联军事力量南下的前哨。土全面接受了“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获得了美国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执行的是亲美、亲西方的外交路线。
冷战期间,直到1980年代以前,主导土耳其外交的是军方和外交部,这两个部门主要由传统的凯末尔主义精英所控制。这些精英认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独立的唯一选择就是与西方结盟。推动凯末尔党人与西方结盟的重要因素是:传统的西方主义定位和持续的内外威胁。内部威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库尔德民族主义、政治伊斯兰和社会主义运动。
凯末尔主义统治精英主导下的土耳其对外战略,似乎非常简单:“自从凯末尔将土耳其领入现代世界,这个国家就偏向了西方。他赶跑了苏丹,采用拉丁字母,废除了穆斯林哈里发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在1952年加入了北约,支持西方对抗苏联的政策,渴望融入欧洲事务之中。像美国一样,土耳其也一贯支持以色列。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土耳其忽视了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其中大多数曾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比如,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土耳其与中东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呈现如下特征:
(一)避免介入阿拉伯国家之间、阿以之间的纠纷,以及两伊战争这样的地区冲突
(二)历届政府较为成功地保持着与阿拉伯国家、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友好但并不亲近的关系(唯一的例外是,土耳其与叙利亚之间因为边境省份哈塔伊的归属问题而不睦)
(三)除了在1955年加入《巴格达条约》,土耳其对阿拉伯世界基本上持不积极的、低调的姿态;
(四)是当时唯一一个承认以色列的穆斯林国家。
由世俗-民族主义的政、商、军、官、学精英集团所主导的土耳其国家战略定位,只是到了图尔古特·厄扎尔时代(TurgutÖzal,1983-89年任土耳其总理,1989-93年任总统)才正式地受到挑战。[1]厄扎尔的时代,既是土内政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也是其对外战略调整的过渡时期,尤其在厄扎尔担任总统期间,正赶上冷战的结束,国际局势的剧变也为土耳其对外战略的调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从内政的角度来说,厄扎尔是土耳其第一个平民出身的国家元首,他的上台代表的是加入到全球化进程的土耳其已经在国内的社会阶层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出口导向型战略为主导的厄扎尔时代的土耳其已经进入到一个平民崛起的时代,新的中产阶层由于参与到全球化的世界分工体系,而在土耳其得到成长,正是他们借助于已经比较成熟的土耳其政治民主机制,将厄扎尔推上了领导地位。也可以说,厄扎尔所代表的正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土耳其备受压抑的、边缘化的社会阶层的崛起。
在外交方面,厄扎尔改变原有的政策,谨慎地探索,寻找新的可替代性选择,加强多边合作。厄扎尔寻求的是土耳其能从对西方的依附转变为与西方建立起相互依赖的合作机制的可能性,并密切土耳其与中东国家包括伊朗的关系,强调土耳其在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作用。厄扎尔采取的是多元化的多边外交战略,执行的是东、西方并重的对外政策。
厄扎尔特别重视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关系。他推行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强调传统价值观,使其更加重视中东-伊斯兰世界。厄扎尔的目标是要把土耳其变成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在这一时期,土耳其积极地调停巴以冲突;在两伊战争中,土耳其持“积极中立”的态度,从两方面大量获益。土耳其还积极参加伊斯兰组织,并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和支持,厄扎尔鼓励土耳其境内的伊斯兰宗教团体在东欧、巴尔干和中亚地区加强宗教活动。在海湾战争时,厄扎尔批评了北约对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立场,并强调自己独特的价值观。
在与西方的关系上,厄扎尔更加强调土耳其的自主性和主体性。为了提高土耳其在与西方讨价还价中的地位,厄扎尔谋求改变和提升土耳其在西方联盟中的角色,他强调土耳其应同时与美国和欧盟加强关系,避免过于依赖其中的一方。在加入欧盟的问题上,厄扎尔并未将完全成员国地位作为最终目标,这是其与传统凯末尔主义精英的不同。厄扎尔主要地是将欧盟视为土耳其的一个经济利益/机遇。他其实很清楚,欧盟对土耳其有宗教和历史的偏见。厄扎尔也改变了与美国关系中过于强调军事方面的倾向,力图使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实现多元化,更加强调经济、自由贸易和科技合作等方面。
以这么多笔墨写厄扎尔时代的战略转型,并非是厚古薄今,主要是基于一个判断,即过去十余年来执行埃尔多安主义的正义与发展党并没有多少东西是全新的,正发党只是最为忠实地继承和执行了厄扎尔设计的战略。不了解厄扎尔时代,空谈正发党的新外交政策,不免流于浅薄。
走向“新奥斯曼主义”的土耳其
著名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将20世纪定义为“短暂的世纪”,即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延迟开始,以1991年苏联的解体而提前结束。按照这一逻辑,21世纪的开端也就是“后冷战”时代的开始。从土耳其的角度看,“后冷战”时代有如下几个特点:(一)从东-西方的冲突转变为南-北问题;(二)民族与宗教问题成为新世纪冲突的核心因素;(三)世俗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的冲突也具有特殊地位;(四)两极世界转变为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在单极格局下,中等力量将获得更大的活动空间和自主性,对土耳其来说,就是要真正地开始从“消极中立”转变为一个积极的地区性角色。
1993年厄扎尔去世,厄扎尔时代开辟的内外战略新导向一度停止,凯末尔主义者重获权力,他们放弃了在中东地区的“平衡外交政策”,从伊斯兰世界退缩,并与以色列建立起战略的、政治-经济的合作关系,重新回归到在地区事务中过去的那种亲西方路线。也就是说,后厄扎尔时代的土耳其短暂地回归到了传统凯末尔主义时代的在地区层面上的孤立状态。
然而,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回归。厄扎尔时代留下的重要遗产被正发党政府所继承与发扬,并被更为系统地表述为当代土耳其的对外战略主张。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了解一个人,他就是土耳其的“基辛格式的外交家”、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前外交部长、现任总理达乌特奥卢(AhmetDavutoğlu)。达乌特奥卢说过,他非常赞赏厄扎尔及其时代,认为扎尔是一个有见解、有长远目光的人;他强调,土耳其在地缘政治中应该注意总结厄扎尔时代的经验与教训,重新发挥调停者的作用。
达乌特奥卢是正发党政府外交政策的总设计师。他在2001年出版了一本著作——《战略的纵深》(StratejikDerinlik)[5],该书力图为土耳其的外交战略规划一个新的路线图。达乌特奥卢认为,土耳其共和国长期以来否定了奥斯曼帝国的过去/遗产,以及土与邻国之间的文化联系;因此,安卡拉将自身与其周边世界孤立起来了;但仍然有一个在那里的世界等待着土耳其去发现和接触,而要这么做之前,土耳其首先必须转变思维。这一战略思维的转变,伴随着正发党在2002年上台而开始。塔石珀纳尔(ÖmerTaşpınar)称这一转变是从“凯末尔主义”到“新奥斯曼主义”(neo-Ottomanism)。“新奥斯曼主义,就是把土耳其界定为一个与其自身的穆斯林身份能够和平相处的、‘拥有伟大感和自信’的国家。”
“战略的纵深”意味着要加强土耳其与穆斯林国家的关系,达乌特奥卢说:“土耳其与西方传统上的紧密关系,代表的是一种疏离过程”;“自奥斯曼帝国末期以来,穆斯林一直在遭受不公平的待遇,正发党就是要纠正这一切。”
达乌特奥卢是一个典型的反西方中心主义的学者。根据达乌特奥卢的看法,西方人以自我为中心的视角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学术,而且还影响了他们的政治;或许,这在一段时期内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西方确实曾经是历史的主要发动机,“但是,在一个中国已经逐渐崛起的时代,你再也不能用全然西方式的范式来考虑世界了。”达乌特奥卢主张,我们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可分享的全球政治秩序”(aparticipatoryglobalpoliticalorder)。
亨廷顿曾把土耳其看成是一个无所适从的、身份撕裂的国家(atorncountry),而达乌特奥卢认为,这恰恰是土耳其的优势,因为,它可以“讲两种文明的语言”,可以与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德黑兰和华盛顿同时对话,由此,土耳其就是中东、高加索和巴尔干地区的一个有效的仲裁者与和平的缔造者。
达乌特奥卢为土耳其新的对外战略设定了五个基本原则:
(一)强调民主制度与国家安全是相互促进的,民主制是土耳其拥有的软实力;
(二)与邻国的“零问题政策”(zeroproblempolicy);
(三)不仅与临近地区发展关系,还要与更远的地区发展关系
(四)坚持多维度的外交政策,强调互补性而非竞争;
(五)实践有节奏的外交(rhythmicdiplomacy),即强调对重要国际组织及其活动的参与,并在其中建立和强化土耳其的影响力。比如:对非洲联盟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参与;介入伊核问题、阿以问题等。
关于土耳其对中东的政策,达乌特奥卢强调了四个基本原则:安全第一;强调对话;经济共荣;文化并存与多样性。
达乌特奥卢认为,当前世界正处于流动性日益增强的时代,人力资源和金融的流动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但同时,流动性的增强也使得文化的边界日益明显,各种边界在土耳其这里交汇。在此情况下,土耳其必须找到自己的空间定位。达乌特奥卢提出的定位是,土耳其必须成为一个“积极的角色”(activeactor):一方面是自保,另一方面是要把上述空间条件充分考虑到。达乌特奥卢强调,地缘政治既与内政密切相关,也与一些不可或缺的价值(indispensablevalues)有关。土耳其的潜力在于用多元文明的软实力沟通欧盟与中东,这种实力是土耳其独有的,且必须使用这种实力促成未来合作之可能。当然,土耳其在这其中也面临很多问题,包括长期和短期的。总之,21世纪是土耳其对外战略重新定位的时期。
地缘优势与土耳其的周边外交
尽管我们强调正发党时代与厄扎尔时代的延续性,但也不能否认,正发党时代也有其创新之处,这主要还不是体现为所谓的“新奥斯曼主义”,实际上这个词在厄扎尔时代就已经出现了,更为重要的是,土耳其开始突破过去的边疆国家和厄扎尔时代的桥梁国家的定位,欲成为一个要汇聚多方资源和优势的中枢国家。
达乌特奥卢强调说,21世纪的土耳其已经成为一个地区性的中枢国家(centralcountry)。达乌特奥卢指出,冷战之前与之后土耳其的地缘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冷战期间的全球关系网地图上,土耳其被看成是一个边疆国家(frontiercountry),作为北约成员国,它是西方阵营遏制苏联阵营的南大门;冷战结束后,土耳其主要被看成是一个沟通东西方的“桥梁国家”(bridgecountry)。进入新世纪以来,土耳其追求新的国家定位,逐渐成为一个“中枢国家”,因为土耳其的地理位置使其具有多区域的身份,是一个不能从某个单一区域的角度来界定的国家,它既是欧洲又是亚洲国家,同时又通过东地中海接近非洲,具有可在几个区域同时运作的能力,故可以被界定为一个中枢国家,而不能将仅仅被视为一个沟通两端的桥梁国家或者边疆国家。另外,达乌特奥卢指出,奥斯曼帝国的文化和历史遗产也使土耳其成为一个中枢国家。
达乌特奥卢总结说,作为一个中东、巴尔干、高加索、中亚、里海、地中海、海湾以及黑海国家,土耳其应该抛弃其作为边缘国家的自我定位,并最求一个新的地位——不仅为自己,还要为临近(周边)地区提供安全与稳定。也就是说,土耳其应该确保自身的安全与稳定,并通过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建设性的角色,来为其所处地区提供秩序、稳定与安全。达氏说,自2002年以来,土耳其就已经开始在这样的一个新视野的基础上建构其对外战略,在他看来,土耳其的国家利益就在于能否恰当地运用其独特的地缘优势。
下面,让我们来简要看看土耳其与周边不同势力之间的关系。
(1)与俄罗斯的关系。土-俄关系随着去年普京访问土耳其而凸显出特殊的重要性。尽管双方在叙利亚问题、伊核问题上立场并不一致,但普京和埃尔多安形成了所谓“绅士协定”,即不要因为这些问题影响两国关系的根基。近年来出现的乌克兰问题使俄罗斯经贸和外交日益陷入困局;作为俄罗斯邻国的土耳其就显得日益重要。尤其是过去这些年土耳其的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迅速提升,它对俄罗斯能源的需求是普京所看重的;另外,土耳其与西方关系的调整也让俄罗斯稍感“放心”。
(2)与叙利亚的关系。在叙利亚内乱的局势下,土耳其的中东政策已经有所变化,突出的表现就是坚定地要求推翻阿萨德政权。这不只是土耳其协调与西方关系的要求,同时也是土耳其不能逆转的外交利益要求。自叙利亚内乱以来,土耳其政府日益发现自己单方面不能应对这个局面,必须回到与西方协调一致的老路上来,由此土耳其只能支持反对派,并改变其“零政策”的战略;但阿萨德挺过最为艰难的局面之后,目前的叙利亚局势极不明朗,并且已经给叙利亚及其邻国(当然包括土耳其)带来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和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当然可以暂时袖手旁观,但作为重要的利益攸关方,土耳其越来越焦虑。
(3)与伊拉克的关系。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库尔德问题。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依赖美国的支持和保护就建立起高度自治的地方政权(KRG)。在萨达姆倒台后,伊拉克陷入教派冲突,目前又被ISIS问题搞得一塌糊涂,库尔德人还成了抗击ISIS的重要力量,并得到美国的切实支持。土耳其长期面临境内的库尔德分离主义挑战。作为有着3000万人口并地跨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四国的跨境民族,它在土耳其的人口超过1500万。无疑,伊拉克已经并正在发生的变化,对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族有着直接的影响。实际上,自1960年代以来,左翼的库尔德工人党(PKK)领导的武装斗争给土耳其历届政府造成了严重的困扰、损失和挑战,尤其是1999年PKK领导人奥贾兰被捕后,PKK日益走向恐怖主义化。在KRG实际上已经坐大为一方重要的力量后,土耳其利用KRG在地缘上相对孤立的局面,积极开展与KRG的外交,从而与KRG达成了多项谅解,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在理解土耳其与伊拉克、叙利亚之间的关系方面,须牢记土耳其人最为关心的还是库尔德问题,这个向度是理解它在地区层面的很多动作的前提。
(4)与沙特的关系。在叙利亚问题、伊核问题、ISIS问题上,沙特的外交具有非常典型的教派色彩,主要是在多方面与伊朗长期相互拉锯。土耳其长期奉行一种超脱的“超越教派视野的地区外交策略”,故而在这些问题上明显地奉行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既与沙特保持关系,也不疏远伊朗。近年来地区形势的变化,使得土耳其对其南部形成的所谓“什叶新月地带”(ShiiteCrescent)保持警惕,不得不关心地区层面的教派问题,比如,近来土耳其与沙特之间的关系正在走近,尤其是也门问题上,土耳其至少是在姿态上支持了沙特,但这也不能说土耳其奉行的超脱的“超越教派视野的地区外交策略”发生了实质性改变。在地区的教派争斗方面,土耳其仍然在走平衡。
(5)与欧盟的关系。加入欧盟仍然是土长期奉行的一项战略,尽管欧盟曾经开出过“特殊成员国”的选项,但土耳其人并没有认领它。对土耳其内政来说,(加入)欧盟是一项强势的外部规定性,在这个问题上,土耳其不可能说什么独立自主/主权完整,它必须按照欧盟的各项标准和要求行事,同时也要接受欧盟的监督与评估。不过,对于土耳其内政来说,欧盟这个外部规定性成了新兴保守主义力量遏制传统的凯末尔主义精英的有效手段:土耳其选举精英擅用欧盟标准对军队、国家官僚进行管控和调整。长期看,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机会很渺茫,但是,土耳其不愿意失去欧盟带给它的各种经济和政治上的利好,最近在TTIP问题上,土耳其也积极提醒欧盟不要把自己给落下。在加入欧盟的问题上,欧洲的故意刁难、偏见、不愿意接受土耳其为完全成员国,都极大地刺激了土耳其人的民族主义情绪。2004年,欧盟接纳了塞浦路斯,激怒了正发党以及土民众。这也是土耳其决心加强其与中东伊斯兰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6)与美国的关系。这是土耳其最重要的对外关系,尽管美国不是土耳其严格意义上的周边国家。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极其重视与美国的关系,在伊拉克问题、伊核问题、叙利亚问题、ISIS问题等方面,土耳其的立场受到美国的重要影响。近年来,土美关系处于调整时期,尤其是土耳其日益强调外交的多边性,引起美国方面的焦虑和不安。
从厄扎尔到埃尔多安时代,土耳其在二十年间基本上完成和确定了国家的重新定位以及对外战略的再调整。这个转型中,还蕴含着土耳其的一个“大国梦”,用达乌特奥卢的话来说,就是土耳其首先要成为一个同时具备软硬两方面实力的地区性大国,进而再谋求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力量。
中国与土耳其的特殊关系
近年来,中国与土耳其的关系日显微妙。从有关土耳其的知识供给和需求的角度来说,自2008年奥运会以来,国内有关土耳其的知识生产是远远跟不上中国知识界、文化界、思想界和媒体界对有关土耳其的知识的需求的。尤其是自2009年乌鲁木齐的“七·五事件”以来,土耳其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迅速恶化了。土与中国关系在经贸领域的主要问题是,土长期处于严重的逆差状态,土对中国经济依赖度高,而中国对土经济依赖度极低。在思想上,土耳其“骨子里”是一个支持、同情甚至主张“泛突厥主义”的国家——即使不是政治上的,也是文化上的。两国之间在“东突”问题上存在难解之结。关于这些问题,我们还没有比较常识性的认知架构。
亨廷顿还曾说过,土耳其是被布鲁塞尔所拒绝,它又拒绝了麦加,它的命运落脚点或许应该是在塔什干。如果不以成为欧盟的完全成员国作为标准来看,土耳其与西方的关系,是非常密切和成功的;所以,被布鲁塞尔拒绝或者拒绝麦加是一个文明意义上的判断,但话又说回来,一个那么亲西方的世俗的土耳其,也是“麦加”所拒绝的;至于说命运是在塔什干,也无非是注意到土耳其与中亚之间的那种种族、历史和文化的密切关系,亨廷顿做这个判断时应该正是土耳其在冷战结束之初出现泛突厥主义复兴之际,厄扎尔本人就是一个积极支持泛突厥主义的领导人。但不能只看意识形态,土耳其尽管像中国一样已经成为一个世界体系中的生产性民族,也就是说两个国家具有相似的经济结构,也极大地受益于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但土的生产力还不足以支撑起中亚重新进入世界分工体系,这一点目前也只有中国能够做到,毕竟中亚诸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要远远高于对土耳其的依赖,所以说,土耳其的“塔什干命运”只能是文化或文明的,而不是硬实力的。这是它的致命缺陷。亨廷顿的论说,符合土耳其自身的三重身份这个特点:迫切想融入的西方、魂牵梦绕的故乡—中亚以及历史征程中逐渐转变成为穆斯林世界(中东)的一部分。但仔细看就会发现,土耳其的这三重身份之间是存在巨大的内在张力的。
近年来,中国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这是中国的新型对外开放思路,随之就提出了中国与中央欧亚大陆上的国家进行新型合作的时代课题。土耳其正是欧亚大陆上地理位置极重要的区域性大国。“在很多方面,土耳其已经符合一个地区性大国的标准。”
相比于中国,土耳其的影响力主要是在软实力方面。如E.FuatKeyman教授所言,尽管土耳其没有能力在中东地区推行政权更迭,但是,“土耳其是一个有相当能力通过软实力达到在地区和全球层面实现变革的国家,其贡献将包括对善治和民主政府的建立,对经济发展以及对公民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9]根据一项土耳其智库所做的研究,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和印度尼西亚——不同,土耳其“从软实力视角看起来尤为重要和有效”。“这一能力体现在三个明显的方面:(a)国家建设领域;(b)民族建构领域;(c)建立经济发展和动力机制领域。”
土耳其在中亚的广泛影响力正是通过其软实力实现的。在这个方面,种族、语言、文化和宗教等方面的历史联系被广泛地运用。其中,最具潜在影响力的是,土耳其作为一个对广大中亚穆斯林具有吸引力的模式,影响到了大中亚地区诸讲突厥语的不同民族。土耳其也有意无意地将它们视为自己的“小兄弟”。尽管正发党时代的土耳其官方宣称放弃了泛突厥主义或者“突厥语世界的统一”这样的政治诉求,但它在中亚的文化影响力和吸引力仍然是很大的。
最近,中国与土耳其之间建立了在伊斯兰教育方面的较为密切合作,在土耳其学者看来,这本身也是土耳其在中亚穆斯林中具有软实力的表现和证明:“中国对这一地区好战的教义影响主流穆斯林的现象感到不安——不管这样的思想是来自邻近的巴基斯坦、阿富汗还是沙特的激进的瓦哈比主义。他们视土耳其版本的、专注于精神的、内省的与平和的伊斯兰教义为对抗极端主义的屏障。”尽管这一点可能是土耳其人自己的过度解读,但不可否认,相对来说,土耳其在自己的境内确实较好地克服了极端主义的影响,这个经验是值得总结和研究的。
从实践的角度来说,根据笔者个人的了解,上面这个宗教教育方面的合作议题尚没有得到具体的开展。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如何利用土耳其较为温和的伊斯兰教服务于国内的和平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还是一个非常新颖且未被充分重视的课题。但有识之士大都认为,在新疆的维吾尔穆斯林所受的宗教影响,主要地还不是来自土耳其的,土耳其的那种更为世俗化、温和的伊斯兰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小。中国的穆斯林对于所谓伊斯兰正统知识的接纳,主要还是来自于沙特、埃及和巴基斯坦,尤其是沙特麦地那大学,在中国的穆斯林心目中具有更为正统的地位,这一点是土耳其的伊斯兰教育所不能比的。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更为认可来自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的伊斯兰学者。也就是说,无论我们多么认可土耳其的伊斯兰教育,目前推进这方面的合作还面临多方面的认识上的困难,此外,包括土耳其语这样的客观性障碍也是我们需要重视的,毕竟穆斯林更认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教育。
从软实力的角度来说,中土两国在中亚和非洲都有竞争性。以笔者这几年的观察来说,中国在非洲和中亚的投入最多,但收获的影响力却不如土耳其、美国或日本,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很少投入较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去做当地的精细化的研究,而是习惯于以国家的巨大力量迅猛投入,最终的结果可能不容易收获人心,这是软实力方面投入和收益的巨大不均衡。吉尔吉斯斯坦铁路借助于中国的低息贷款建成后,吉国设立数个收费站,并宣称是为了还中国政府的债务,这一点在当地人民之中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不利于中国的负面形象。相反,日本人以极小的投入在当地做的清洁用水等工程,反而大获当地人民的拥戴。在非洲,土耳其的企业及相关的NGO,在做大量的好事(iyilik),为当地人民服务(hizmet),这些都最终为土耳其国家和政府加分了。反观中国做的大量事情,主观意愿良好,却往往被指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或许,加大民间组织和民营经济的份额,并加以合理的引导,是未来更为重要的发展方向,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中国需要在这方面吸收土耳其的经验。
当然,土耳其在中亚的影响毕竟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土耳其在这里尽管以泛突厥主义的文化和土耳其模式作为软实力来谋求更多更大的利益,甚至曾经表现出明显地要取代苏联当一个新的“老大哥”的姿态,但中亚国家也清醒地意识到,土耳其的抱负远远超出了它的实力,与周边的俄、中两个大国相比,土耳其所能提供的实际援助和支持,远远无法满足中亚诸国的需求。
从当前泛突厥主义在文化方面的实践和影响来看,中国有很多方面有改进的可能性。这其中,比如说,土耳其与中亚突厥语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论坛,属于国家间关系的正常环节,在过去,他们也曾不断针对中国的新疆问题发出异样的声音;但我们是否可以考虑能够以对话和参与的姿态加入其中,而不是仅仅将其作为一个与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相对立的存在,这对中国的外交也是一个机遇和考验。不管怎么说,这些机制是可以通过中国的参与,而合理地施加中国的影响的,通过加入这样的政治议程来伸张自己的意志和意愿,是更为合理、积极和进取的招数。相反,如果只是自外于其进程,并加以不断的口诛笔伐,不但不会收到良好的效果,还可能树立更多的敌对面。宗旨,中国应该通过一个积极的、参与的姿态,来讲好我们自己的故事!在中土关系中,可以将这个问题纳入谈判或协商的内容之中。
此外,在土中关系方面,如何探索一些新的、其他的议题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从这方面的经验来看,一是在国际上既有的组织和架构方面,中土都认识到加强合作以提高在一些既有架构中的权重的重要性,但目前来看,还很难获得实质性的突破(比如土耳其谋其在联合国中地位的提高,以及在IMF等机构中土的合作)。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中土作为新兴经济体以及地区性大国,两国都面临21世纪全人类所共同面对的极端主义的挑战,如何切实地在这个领域中设置议题、加强相互的合作,并且将两国关系中的许多问题置于国际发展和全球治理的框架下加以认知,突破传统的民族国家间关系的认知框架,可能是两国关系获得突破的重要切入点。尤其是考虑到土耳其在突厥语世界所具有的软实力,以及中国在其中所具有的相对更强的硬实力,中土两国也确实有加强新型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这是两国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打造新型双边关系的突破口。G20在今年底将在土耳其召开,这可能是中国能够也应该在这个过程中所着力打造或设置的新议题。
结论
土耳其建国九十多年以来,国内政治的总体发展趋势,概括来讲,就是从凯末尔主义时代向后凯末尔主义时代的转型,这个转型的过渡时期就是1980-1990年代的厄扎尔时代,并随着2002年正发党的上台而基本完成。这一转变的最明显之处是国家统治集团的改变,也就是,政权逐渐地从国家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凯末尔党人手中,转移到强调自由主义、多元主义以及民粹主义的温和伊斯兰政党手中。土耳其内政上的这一重要转变,影响到了其对外战略的选择。具体表现就是:从强调拥抱西方文明、进行世俗化和西方化,到更加强调伊斯兰认同、强调土耳其民族的政治和文化主体性、强调发展同中东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紧密关系,并谋求在中东地区事务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从外部形势的变化来看,对当代土耳其对外战略选择影响最大的是冷战的结束,以及西方对土耳其态度的转变。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土耳其对于欧洲的防卫作用下降,不再是西方阵营的边疆国家,这时,一个还没有真正进入欧洲俱乐部的土耳其,必然面临重建自身主体性和身份的问题。
但是,土耳其对外战略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它抛弃了传统上亲西方的定位。亲西方是土耳其对外战略的基本底色,这个底色目前并未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加入欧盟、与美国建立紧密且多元的双边关系,符合土耳其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仍是土耳其外交的主线。厄扎尔调整了土耳其向西的策略,但并没有忽视加强与欧洲和美国的关系,他强调土耳其的“桥梁作用”,其目的是要土耳其能够与西方竞争,并争得西方的支持与合作,同时借助于这种合作来平衡土耳其国内的凯末尔主义反对派。多元化其实就是在亲西方的这个倾向之外,再加上伊斯兰倾向、地区倾向和东方倾向。这一点对当前的正发党政府来说也是一样的。
也有一种对达乌特奥卢的批评,即他认为可能过早地把土耳其看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力量,比如,土耳其过于积极地介入阿以冲突、哈马斯问题、伊核问题等国际性的重要议程,并不一定符合土耳其的实际利益。这种批评是非常有道理的。土耳其的现实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只能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地区性大国。
纵观土耳其共和国九十多年的历史,它对外战略大体上经历了从与西方结盟、相对忽视东方到更加重视东方、东西并重的调整和转型。现在有些西方学者担忧的所谓土耳其正在脱离西方阵营、回归到东方伊斯兰世界,这个判断是片面的。他们不能接受一个东西方并重的土耳其,对他们来说,一个现代的土耳其只能是亲西方的。这种观点显然过于简单、也过于西方中心主义了。作为一个地区性的大国,土耳其在新的历史时期和现实形势下寻求一种新的国家认同和对外战略,是无可厚非的。对我们来说,关键是如何认识和理解土耳其的这种对外战略调整,尤其是对当前正发党政府的外交战略。现在看起来,它更多地植根于对土耳其现实利益的考虑,而不是单纯受到意识形态的驱动。
2014年8月,土耳其前总理、前正义与发展党主席埃尔多安在该国首次总统直选中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以52%的得票率获胜,当选为土耳其第12任总统。原埃尔多安内阁的外交部长、忠于埃尔多安的达乌特奥卢顺势接任了总理职务。土耳其将在2015年6月7日举行议会大选。在这期间,达乌特奥卢面临一系列艰巨的政治任务。据《华盛顿时报》称,“作为正义与发展党领袖,达乌特奥卢的任务首先是在2015年6月议会选举中获胜,以便埃尔多安修宪;但作为代总理,他必须首先挽救土耳其的泡沫经济,并凝聚因埃尔多安政策而日益分裂的土耳其社会。”达乌特奥卢接任埃尔多安,并肩负起将在2015年带领正义与发展党赢得议会大选的重任,这意味着正发党主宰土耳其内政外交十余年的政策将得以继续。
随着埃尔多安当选为土耳其总统,并在理论上脱离正发党,正发党在未来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它是否还能够作为第一大党赢得议会选举,并继续执政?甚至是否能够获得足够的力量帮助埃尔多安实现土耳其向总统制的转型?不久,这些问题很快都将见分晓。但从我们的分析,从土耳其的长期历史发展来看,“一边倒”式地亲西方的对外战略已经根本性地得到了纠正,土耳其当然还会是西方的盟友,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维系其作为西方特殊盟友的地位和关系,但土耳其再也不是那个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的小伙伴了。无论是哪一个政党上台,土耳其的这样一个发展趋势都不会被根本性地逆转,我们可以断言,今天的土耳其已经真正地走向了多边主义。
不过,今年6月的这次大选对土耳其内政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很多人或许并不太清楚,埃尔多安是一个野心颇大的人,他之前就力图赋予总统更大的权力,现在他已经成功当选为土耳其总统,但仍然不满足——他想使土耳其变成总统制国家,从而为自己谋取更大的、不受约束的权力。
有土耳其评论家说,埃尔多安想要的不是总统制,而是独裁,或者成为一个经过合法选举上台的“苏丹”。当他嘲笑奥巴马经常因为受到国会掣肘而无法做出决断的时候,我们也就大致能够判断埃尔多安想要的是什么。在当代土耳其,根据宪法规定,总统不隶属于任何党派,而理应保持中立角色,但是,2014年8月埃尔多安当选总统以来,已多次通过群众集会呼吁人们支持正义与发展党,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凑足议会席位,从而为他能够顺利将土耳其改为总统制铺平道路。以埃尔多安当前的身份来做这种事情,显然是极不正常的。
从选举技术的操作角度来说,土耳其的大国民议会一共有550个席位,一个政党要想单独组阁,就必须达到简单多数,也就是276个席位,这一点AKP基本上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要想达到能够推动修宪,就必须至少达到至少是3/5的议会选票支持,也就是拿到330个席位,在这种情况下,也无非就是能够将议会的修宪提案提交全民公投;如果想要在议会中单方面做出修宪的改革,那正发党至少需要2/3的席位来支撑,也就是367个席位。目前来说,对正发党(AKP)最大的挑战来自库尔德的人民民主党(HDP),它的最新民调显示能够得到大概13%的选票,这对AKP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因为土耳其议会的10%门槛是一个重要的制度限制,过去的库尔德政党都不敢以政党名义参选,因为不自信能够过10%这个门槛,但现在的HDP是自信能够过门槛儿的,这样就能够保证AKP没有指望会吃掉它的席位,从而对AKP造成最为直接的威胁。
埃尔多安这一派的正发党实力集团,之所以能够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执掌土耳其国家,主要是借助于受教育较少、更具民粹色彩的民众的支持,HDP是代表库尔德人集团的崛起,它预示着未来土耳其的民族政治议题,将更为重要,库尔德人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了土耳其的选举政治的历史舞台,并且将日益扩大其政治影响力,这一点或许比变成总统制对土耳其未来政治进程的影响更为巨大。
也因此,当前土耳其的大选也不见得如很多观察家所说的那么具有决定性,不管怎么说,人都是要老去的,埃尔多安自然也不例外,在今年2月,笔者已经在布尔萨通过参加埃尔多安的清真寺聚会,感受到了这一点;另外,选举政治所特有的审美疲劳症也不可避免地会对埃尔多安具有负面的影响。如果AKP能够以目前民调的41%进入议会,也基本上会获得单独组阁的机会;同样地,无论是否能够推动土耳其改成总统制,埃尔多安都是土耳其的总统,他并没有什么损失。
埃尔多安的独裁和集权的倾向以及强推保守主义的取向,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成长型国家(如金砖国家)似乎都有集权倾向,都有日趋保守化的趋势,都有渴慕新的权威领导人的倾向,在当下的土耳其,埃尔多安的起伏兴衰的命运,应该会对我们理解当下的“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领导层的变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这也是理解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共性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这是土耳其或埃尔多安给我们的另外一个启示。
埃尔多安已经在土耳其上演了俄罗斯的普京模式,他在总统位置上可以谋求连任,那么,埃尔多安将统治土耳其直到2024年。以这样的预计来看,关注土耳其的人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过去几年里埃尔多安那么喜欢提建国一百周年(2023年)的时候如何如何。这样的一个埃尔多安,其权势已经直逼土耳其国父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其统治时间也很可能要比凯末尔长。土耳其的民主化已经走过半多世纪了,但是,政治文化的变迁是缓慢的,埃尔多安就是这样一个奇葩时代的奇葩。
埃尔多安如果变成了一个“苏丹”式的总统,就只能成为一半土耳其人的总统,那一半不支持他的人会更加感到绝望。正发党的保守主义政治议程将更深地改变土耳其,土耳其将成为一个更加保守的国家。土耳其的城市世俗主义者、自由主义者都将感到更加压抑,土耳其近些年来长期聚集的政治压抑和裂痕也会加深,政治不稳定的可能性将加大。这是埃尔多安当选之后尤其是变土耳其为总统制之后的前景。
 
(盘古智库 (微信号:pangoalzhiku),编辑:孙金昱,校对:宋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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