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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文学| 王敦:“爱情=玫瑰?”——聊聊符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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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符号学 

第一弹:“爱情=玫瑰?”

王敦(王熊daddy)

“文学解读讲义”,现在正式开讲了。

先别急。

“打开文学”的第一讲,需要先进行一番讨论,认清我们所说的“解读”事业,到底是要解读啥的问题。

这第一讲,我们暂且把具体的解读拳脚展示及演练放它一放,是因为磨刀不误砍柴工,要先在理论思考的层面上认清解读的对象,明白解读行为,是对人类语言符号运作的“解码”。

我们要解读的一切,都是“符号”。一言以蔽之:“老天创造了人,人创造了符号”。

这就像彼得·布洛克斯(Peter Brooks)所指出的,如果说人是会使用工具的动物,“homo faber”,这种动物也早就是使用象征符号的动物,“homo significans”。前面掉书袋的这些拉丁语单词,离我们太遥远。但我们都认识英文单词“sign”(符号、标记),和“significance”(意义)。

显然,从这两个英文词的拉丁文词源上看,“意义”来自于“符号”。

人是唯一能够辨识意义的地球动物,原因就在于人类能够创造符号、使用符号,与符号不离不弃,在符号中寻找意义。海德格尔有名言:“人——诗意地栖居。”如何“诗意”?怎样“栖居”?答案,都在“符号”里面。

所以说,“老天创造了人,人创造了符号。”

从此,人说:“我要与这个世界谈谈”。

文学如同相声,均是“语言艺术”,只不过前者,现在主要依靠读者,脱离文盲状态的读者,用眼睛去阅读,后者是不分文盲还是非文盲,都可以用耳朵去听。“语言艺术”离不开人类语言。语言,就是我们最基本的符号系统,成为编织“文化符号之网”的“珍珠衫”的大宗。

所以我觉得,学习如何“打开文学”,需要先对语言的符号性问题有所了解为好。

这本“文学解读讲义”的第一个 lecture,在此也明确地提出并随后回答一个重要的疑问:我们从事文学解读时,到底是要解读什么?

答案是“符号”——语言符号所编织出来的各种花样,包括“修辞”,包括“叙事”,包括“风格”,包括在“审美”和“意识形态”(“三观”)上面的,用语言符号所经营的,对“现实”和“想象”的摹仿(你可以理解为“模拟”、虚拟,或“表征”)。

下面就花一点时间,来说说符号问题吧——我写一写和您看一看,都是值得的。

符号是啥?往复杂了说,可以复杂得不得了。我们的语言,就是人类使用最频繁、精微,对大宗人群来说都须臾不可或缺的符号系统。里面又主要分为两大层:声音的和图像的。

语言的声音层,就是用嘴说和用耳朵听的话。这连文盲也会。

语言的图像层,则是手写、印刷、键盘敲出的,记录声音语言的书面语言字符,靠视觉来辨认。

我们从小学开始的“受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超越“文盲”阶段的日常口头表达,而逐步掌握更复杂的书面语言系统的“符号化”过程。这就是狭义的“识文断字”。广义的“识文断字”则是——一个人的话语符号运用与意义内化两者,是鸡生蛋、蛋生鸡的一体两面,识文断字也就意味着概念、意义、思想,也内化于心,于是就能在“语言艺术”和书面阅读中,以及自己的言说、写作中,在“文化的符号之网”这一团乱麻中,交替地输入和提取新的“意义”。

除了语言符号之外,音乐艺术,运用声音的音高、强弱、节奏、音色来“符号化”,传递“意义”。美术呢,则运用轮廓、线条、色彩、明暗、笔触、留白等来“符号化”,传递“意义”。而电影呢,自从默片时代结束后,就是把视觉呈现的意义和听觉符号意义,叠加到了一起,更不用说画面还是在时间中流动的,声音又分为场景音和画外音。这些事情,要多复杂有多复杂。

于是就有了各种版本和各个门类的“符号学”。

比如要对符号的“层次结构”进行分类阐述,就有了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的分层及其引申。若按符号的“类型和功能”来分,则有了皮尔斯的“icon”、“index”和“symbol”三分法。再比如说,对于语言之外的符号进行分析、研究、甄别,则有了音乐符号学、“图像学”、电影符号学、文化符号学等——它们与音乐学、艺术史、文化人类学、传播学等,生成了错综复杂的交叉。

所以说,若往复杂了去说,则这本书就不是仅仅一本书的容量,而要无限地扩容了。

还是就此打住,往简单扼要了说吧。

从何讲起?先从“爱情和玫瑰”的关系讲起,好不好?

这……貌似简单——爱情不就是玫瑰嘛!

实则不然。

然与不然之间,隐藏着符号问题的神秘的真谛。

但你会问:这……跟“符号”,跟“意义”的问题,会有关系?

有的。

爱情是什么?是人心里面一种复杂的情感,是无法直接言说的。——若直接言说出来,则成为“我爱你!”、“我太爱你了!”“我爱死你了!”……但说了半天,也说不出爱本身为何物,怎样爱。——总之,是“爱”这种“人心里面复杂的情感”的“缺席”。而“单纯”的陈述性语言,无法表达、描摹复杂的东西如“爱”。“单纯”的语言,可以传达“饿”、“渴”、“吃饭”、“喝水”、“睡觉”这样的讯息,却无法传达“爱”的状态为何物。

怎么办?诗人做到了。——把不可名状的“爱”的“意义”,符号化为外在的玫瑰。18世纪的苏格兰著名诗人,《友谊地久天长》的作者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在另一首迄今英语世界里无人不晓,并占据了当今无数明信片和网页的诗里说:“O, my Luve’s like a red, red rose, That’s newly sprung in June.”王佐良先生译为“呵,我的爱人像朵红红的玫瑰,六月里迎风初开。”

你看,“爱人”也好,“爱”也好,就和一种叫“玫瑰”的花草,划上了等号。——“爱情=玫瑰”。

预料你会说:对嘛!诗人发现了真谛——爱情,不就是玫瑰嘛!

但我说“No!”

——玫瑰,一种蔷薇科植物,与人类进入文明阶段后的“爱”这种内在的隐秘情感,之间会有一毛钱的联系么?

——玫瑰,不论是“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的玫瑰,还是“玫瑰玫瑰我爱你”的玫瑰,本身都不曾拥有你所赋予它的“意义”。其脉脉的情意、浓烈的情意,都是人类的“符号化”行为强加给它的。

如果玫瑰懂得人类语言,你跟它说“你代表爱情呀!”它会莫名其妙的:“别烦我!我对爱情丝毫没有兴趣,我如同任何人类以外的生物一样,只是以保存和传播自己的基因为己任,与仙人掌、老玉米、蜜蜂,或者苍蝇,没有任何不同。”

如果玫瑰懂得人类语言,你跟它说:“你在中文叫玫瑰,在英文叫rose,在印地语叫……”它也会莫名其妙的。有莎士比亚的诗句为证:“我们用别的名字称呼玫瑰,它也会芳香如故。”(来自《罗密欧与朱丽叶》)。

但是,从诗人到广告商,到情书写作者,都离不开“玫瑰”两个字及其符号化意指,而且也离不开其他的一些符号化勾连,将星光呀,月夜呀、巧克力呀、“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什么的,“强行”与人类心灵内分泌的“爱情”划上等号。

这么说吧。——离开了语言和其他符号体系的符号化运作,我们就无法把爱情这东西,“真切”地表述出来。

没有对玫瑰这样的东西的指涉,就“木有”爱情,或者说就无法让别人感受到,当你想要表达出来的时候。

而玫瑰“这货”,对此一无所知。

你的内心世界的全部表达,往往就需要依靠对玫瑰这样,与你一毛钱关系也没有的东西的符号化。

语言,就是这样运转的。语言表达的高精尖集大成者是文学。各种语言和非语言符号体系运作的总和,是文化。

一首情诗,一部电影或MV,绝不仅仅依靠“玫瑰”这一个符号而已,而是众多符号相互之间形成复杂的关系,而且实现不同符号体系的交叉。对符号问题的解释,就是对文学、文艺的魅力之所在的一种解释吧。

按照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符号学原理》(文学院或中文系的同学你懂的)的描述,作为“结构层面”的“能指”(比如“玫瑰”),和作为“意义层面”的“所指”(比如“爱人”或“爱情”),构成“第一级符号”。“第一级符号”又作为“第二级符号”的能指,与新的“所指”共同构成“第二级符号”。这样的“意指行为”(signification)还可以衍生出三级、四级乃至无限的符号系统,没有终极。……举例说吧。比如说在MV中,先给出一朵娇艳欲滴的玫瑰的特写镜头,这个“能指”意象,指向了与爱情和爱欲有关的“所指”意义,构成了一个“第一级符号”。它,也立刻成为新的“第二级符号”的能指,指向了新的所指——这时候的屏幕上紧跟着出现的一个女子娇艳欲滴(请原谅我的措辞~举例而已~)的特写镜头,成为了第二级符号的所指,即这个女子就是前面的二级能指的爱情和爱欲的指涉对象。这是一个“蒙太奇”,一个表达“爱情”的“蒙太奇”。蒙太奇是电影所发明出来之后,人类所调试出来的一种“视觉性修辞”。这个作为二级符号的蒙太奇,又会成为一个能指,指涉向新的所指,因为这个MV不会只有30秒呀。一部两个小时的故事片,其符号运作,想必就比5分钟的MV更加复杂了。

同理,从一首诗,一首MV,到一个手机段子,一部长篇小说,在某种意义上——在符号学的意义上说——都是通过摆弄符号(“修辞”的、“叙事”的、“风格”的、“审美”的……),来操纵我们的视听,潜入我们的心灵。

而实际的情形,比前面举例所进行的图解,还要复杂得多。

前面我说了,“地球人”都会将“爱情”与外在的某个符号能指划上等号。据一位海外的著名人类学家亲口对我讲,在菲律宾南部某盛行“猎头”习俗的土著部落,爱情=人头,而不是=玫瑰,因为,在那个部落,要求爱,得先去杀人,提着人头来,送给心上人,作为爱情的标志,就如同现代社会里我们用玫瑰来求爱。想象若那个部落的“诗人”口占一绝爱情诗(他们尚处于不设文字的阶段),或许是“我的爱,像鲜血淋淋的人头”……

要点在于,不论是爱情=玫瑰,还是爱情=人头,还是爱情=钻石,都只有我们人类才干得出来,因为我们就是前面说的“homo significans”物种——地球上唯一使用象征符号的动物。远古的人类,凭借于此,在改造外部世界的劳动过程中,以及协调劳作的沟通中,比其他动物要“高大上”许多。要不然我们的物种的学名,为什么会叫做“智人”(“wise man”,拉丁文“Homo Sapiens”)呢。我们的智人祖先需要对事物加以标记、指认、分析,“与世界谈谈”,由此创造了符号,从此就能够发现、描述和判断事物和内心的“意义”,从而为赤裸的自然界和赤裸的自己穿上了符号的珍珠衫。这件珍珠衫其实是一副越来越精密的意义之网,从此就再也脱不去了。食欲,性欲,繁衍,排泄,死亡,群居,取暖,地盘争斗这些原本遵从生物遗传规律的活动,变成了烹饪文化,性文化,厕所文化,伦常,社会,建筑,国家,……

人类的一切物质和精神创造,总称为文化(器物、工艺、技术、思想、生活方式)。对英国著名文化研究泰斗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来说,“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总之,凡是人类生活的创造,都是广义的文化——是其他动物所不具有的。(想想人为什么埋葬尸体,开追悼会,过生日,举办婚礼、洗礼、“金婚”,为什么要修建中山陵、醉翁亭、岳阳楼、毛主席纪念堂?想想中国人为何自古痴迷于玉石,要从遥远的昆仑山采来和田玉,数千年而不绝?)如此,草木山川、人头玫瑰、金声玉振,而皆有情,成为诗意的“能指”,从此“诗意地栖居”才有可能。人终日摆弄自己所创造出来的语言、文字、音乐等视觉听觉符号。文学、宗教、科学、艺术,都是符号系统里的一些子系统罢了——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虚拟的巨大的符号世界。

无论是18世纪的诗人罗伯特·彭斯所在的苏格兰,还是尚不知书写为何物的那个南菲律宾部落,因为都是人,都生活在文化“意义”中,和对文化意义的寻找、变更、再寻找中,所以都要为爱情的意义的赋予,进行表达——通过符号化的划等号,来表达,不管符号等式的另外一边是玫瑰,还是人头。

那么你可能又要问了:是“谁”在划定能指(玫瑰、钻石、人头等)与所指意义(如爱情)之等号关联的?为什么会是玫瑰、人头、或钻石?

回答这问题,连我都觉得“压力山大”,知道这是直戳文学文化理论的永恒深处和学科前沿了。我只能边回答边总结。符号化的意义表达,是一件复杂的事,因为文化之网是有多种因素构成的,包括文化、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

所以,何不就具体看看人头、玫瑰和钻石这三个能指,是如何指向爱情的意义的。

先说“人头”。

在泛太平洋诸多彪悍的岛屿部落中,杀人而猎取人头,久为最悠久的文化传统,或者可以叫做“猎头文化”吧。每一个部落,都处于其他部落的威胁之下,一般是捉到其他部落的人,大家分食之,然后将人头进行风干或药物的处理,收藏起来,作为艺术收藏品来把玩、炫耀。猎取外族头颅,就起到安定团结本族的精神作用。而拥有足够多的人头收藏品的男士,则如今天的“钻石王老五”一样,能得到所追求的女性及其家人的青睐吧。——这意味着地位和安全感——能够猎杀别人的头越多,意味着自己家越安全,离那种倒霉的被猎头的命运越远嘛。

再说“玫瑰”。

这显然来自西方文化,玫瑰是西方最复杂的符号象征系统之一。(想一想,中国古代诗歌,李白杜甫李商隐,以及宋词里面的爱情,有一首是咏玫瑰的么?玫瑰能进入中国人乃至亚洲人的文化想象和文化符号体系,靠的是一百多年来“西学东渐”的结果。)玫瑰和百合,是《圣经》中预表耶稣的花卉,象征神的圣洁、美好,如“沙仑的玫瑰”、“谷中的百合”。读过法国小说,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的读者都知道,法国王室的图案里面有百合花造型,这肯定也是因为其自诩为奉天承运的基督王国吧。在中世纪的骑士文学中,爱的对象不仅仅是耶稣基督了,而可以是寓意上和字面意义上的女性。于是,那份强烈的爱的所指意义,就转移到了男女之间的爱情和爱欲上面了吧,以至于在今天的东方乃至在西方自身,很多人已经完全不需要了解其来自基督教背景的意旨转移,就可以在通俗文化中看懂有关玫瑰的一切了。而在基督教文化之前,在古希腊罗马文化中,当然也有玫瑰这种原产地中海沿岸的植物的影子,但古希腊罗马人文化,作为大半截儿都处于基督教兴起之前的“异教徒”文化,对爱情、爱欲进行符号化的重镇,是苹果。《荷马史诗》中著名的特洛伊战争是怎么打起来的?就是苹果惹的祸。希腊英雄珀琉斯和爱琴海海神千金西蒂斯成婚,奥林匹斯诸神都被请到了,唯独漏了争执女神厄里斯。厄里斯在席上抛下一个金苹果,说它属于“最美的人”。天后赫拉、智慧之神雅典娜、爱与美神阿弗洛狄特相争不下,最后请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裁决。赫拉许以权力,雅典娜许以智慧,而阿弗洛狄特则以美色为诱惑。最终帕里斯选择了美色,抱得绝世美女海伦入春闱,而那场旷日持久、波澜壮阔的战争则是后话了。这个苹果,在基督教文明的符号体系中,也在《圣经》中担当了重要的反派角色——它成为了“诱惑”的能指,被夏娃和亚当吃进嘴里,导致人类的祖先最终被逐出伊甸园。人类不断繁衍、发展的历史就此开始。苹果由此成为性欲的象征,而人类的祖先及其后代,为了这红彤彤的欲望,不得不世代为它背负责任,忍受惩罚。这,就是原罪。显然,玫瑰和苹果本来都是“无辜”的,但在基督教的符号体系里面,前者指向了从神传递到凡人的爱,及其升华、扩展,后者则指向了来自人自身的欲,和罪。玫瑰和苹果的两种命运,真是“天人永隔”呀。当代意大利的著名符号学大师安伯托·艾柯也来凑热闹,居然写过一本以中世纪修道院为场景的畅销书小说,集惊悚、悬疑、侦探、煽情为一体,题目就叫《玫瑰的名字》!而最近在神州乃至英伦迅速窜红的那首“你是我的小苹果”,则更是一朵匪夷所思的符号意指“奇葩”了!

最后说“钻石”。

相比于玫瑰、百合,关于钻石的上古典故、文学轶事,要少到可怜的地步。这样一种碳元素同位素,何以成为价格高昂的美满婚姻必备佳品的?秦汉宋元诗文中,爱情千古佳话中,古希腊、罗马,中世纪骑士传奇罗曼斯,有哪一个是以钻石当爱情信物的?至少对我这个没有着意考证的一般人来说,所知甚少。只能说英国在19、20世纪之交,通过布尔战争赶走了荷兰人,占领了南非,为了经济增长点,为了占领庞大的世界市场,发明出来“钻石恒久远”这种,让有一点儿钱又跃跃欲试,需要掏钱来表达something的中产阶级,掏钱来证明自己“真心”的一种昂贵道具吧?(最硬的物质哇,不变心哇。——化学知识的演进,也是必要的。)

一个关于爱情之符号能指的小小话题,就可以有这样复杂。这是因为人是使用符号,借符号来表述意义,栖居于意义之中的动物。人能有多复杂,符号就有多复杂。反过来说也对:符号有多复杂,人就有多复杂。在符号的运作中,最主要的是靠语言符号的运作。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著名的“阐释学”大师伽达默尔说,“能够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 606.)

请记住“爱情=玫瑰”,以及关于玫瑰等上述的一切问题吧。

这,就是我对于符号问题进行解释的简单版讲法。——无法做到更简了。

人是唯一能够辨识意义的地球动物,原因就在于人类能够创造符号、使用符号,与符号不离不弃,在符号中寻找意义。海德格尔有名言:“人——诗意地栖居。”如何“诗意”?怎样“栖居”?答案,都在“符号”里面。从符号学的角度看,文学、文化就是符号产品。人,作为符号动物,从文学、文化活动中,创造并传承、变更意义。

前面这段话,重申了一下这一讲到目前为止的最主要论点。

下面最后再补充说明一下还没有涵盖的方面,以及解答你可能潜在的发问。

你可能会说:难道动物不会运用符号么?侦察蜜源的蜜蜂回来后,在蜂巢外面一丝不苟地跳“八字舞”,通过舞蹈飞行的速度、角度、方向等,传递花粉蜜源的方向、距离、品类,以及需要多少工蜂同去。这难道不是符号行为么?蚂蚁也能通过触角接触来传达食物信息,组织协同性的统一工作。很多群居或者说是“社会性”的动物,乃至非群居性的动物,相互之间很多都以各种方式来实现交流,甚至交流得相当地复杂。这些,难道不是符号行为么?这些,难道就没有传递某些“意义”在其中?这些,难道就没有达成哪怕最低限度的“文明”的萌芽?

我的回答依然是:No——它们真地没有。我有充分的理由来说出,动物的这些行为,为什么离符号行为还差得很远。

动物只能算是实现了“信号”的传递——而符号行为远比这要复杂。

固然,符号行为里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信息的有效传递,但符号行为远远不止于此。动物收发的,只是信号(signal),不是符号(sign)。动物的信号收发,辨识,只是生理活动,是由遗传基因所决定的,并在进化的自然选择之漫长路途中,逐渐固定下来,没有主动创造的成分。这就如同是被预先编码的程序,其“程序猿”是大自然本身。一旦固定下来,就很难更改。而每一次微小的更改导致并积累的修订,都在漫长的“地质时代”中展开,并再次在基因的遗传中传递下去,与每一个动物个体的主体性“头脑”的“思考”无关。换言之,蜜蜂在跳八字舞和辨识八字舞的行为中,无法发挥任何主体性的“聪明才智”,蜜蜂个体不得有,也不曾想到可以有丝毫更改——因为任何的更改,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导致同伴无法有效辨识信息。同样,当雄孔雀一丝不苟地履行它那繁琐的求偶表演时,也并不代表它有多么“浪漫”。这与人类“求偶表演”的“浪漫性”之区别在于,两者完全相反。人类的求偶行为需要求偶者用他的灵感来编织出“我爱你”、“我很棒”、“和我在一起会很幸福”的符号意指,需要想象力,和针对性。而同一个种群中任何孔雀的求偶表演,则彻底地一致,“千篇一律”,毫无“个性”——改变了一丝一毫,都会阻断信息的有效传递。

蜜蜂跳八字舞,孔雀的求偶表演,在百万年里,不易觉察出可曾有什么改变。掌握了语言运用的人类则不然。人类的小婴儿从他开始说话起,每一句话,都是发明创造。文学艺术的魅力,不就在于诗句和音符、形体,都要表达出新鲜的感受,不断赋予新的意义么?

当然,动物凭借其叫声、体态,也能传达出不少东西,特别是哺乳动物,尤其是高阶哺乳动物里面的灵长类。但是,不管一只狗多么善解人意,它也不可能在房子着火的时候,直接告诉其人类主人“着火了”。主人只能从狗的叫声、神态里面,推测为出了什么问题,最终还需要主人自己发现是着火了。这就如同语言阶段之前的婴儿,可以说仍然停留在动物界,而没有跨进文明界。婴儿与幼儿的区别,就如同动物与人的区别。婴儿通过各种哭声和叫嚷、欢笑,来表达各种欲望和不适。幼儿则能直接说出:“我要看动画片”,或“我肚子疼”。我们也不必拘泥于讨论高级灵长类物种如大猩猩、黑猩猩,以及海豚等的“通人性”了。一个硬性的指标是:在三岁以前,同龄的人类幼儿并没有比黑猩猩和大猩猩显现出优势。这个槛儿,就是人类语言的门槛。一旦掌握了语言,则人类个体就可以通过交谈而获得对不在场的事物的体验、思考。大猩猩的学习,只可能是“在场”的,它只能在看到豹子的情况下,来与同类交流如何躲避和对付豹子,而不可能像人类一样,通过谈话来说出昨天大家是怎样对付豹子,以及今后大家该如何来对付豹子。人类的幼童就是在三岁的时候跨过了语言的这道门槛,也可以说是凭借语言符号而延伸了人的存在——在语言表述中超越了现在,在时间上可以谈及“昨天的豹子”和“明天的豹子”,“冬天会很冷”,“夏天热,要开空调”,也超越了空间的在场限制,能够听懂并说出:“在遥远遥远的,人走不到的树林里,住着黑猩猩”,或住着“蓝精灵”,尽管他/她终其一生也不会见到黑猩猩或蓝精灵,或上帝,或哈里·波特。……黑猩猩不管如何嗞儿哇乱叫,表情深沉,也无法如同人类所幻想出来的“人猿猩球”里面的家伙们那样地复杂,获得如此的存在感和表述效果,其大脑发展的复杂性也就到此为止了。(当然,“读图时代”的影像应用,另当别论,因为黑猩猩也可以直观地看到电视里面的图像,不需要经由对语言符号进行想象来生成对不在场的事物的体验。)

这就是说,人类的婴儿一旦开始听懂人言,掌握一定数量的词汇,和基本的语法,并开始说话,则他/她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超越了蜜蜂的八字舞,是不折不扣的创造性行为。大人只是教了词汇,并且在不知不觉中示范了语法结构(这个也是婴儿自己在实践中习得的),而不可能教会每一句话。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语言行为,成为了人类符号行为的总代表,体现为每一次的符号行为都是一次创造性活动。比如说:“我要吃那个桌子上的红的苹果”,或“我不喝那个蓝色杯子里的水,太热。”这其实与诗人、哲人的语言创造,已经并无本质性不同了,不过是大家——不分年龄、性别、种族、语种——比着看谁更具创造性而已。与儿童相比,不过是大人的语言经验更多,在“字面义”之上还能说出并懂得用抽象的方法来接受比喻修辞义,比如说“五星红旗是由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比如说“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再比如说“O, my Luve’s like a red, red rose, That’s newly sprung in June”(“呵,我的爱人像朵红红的玫瑰, 六月里迎风初开”),或“人,诗意地栖居”,或“你是我的小苹果”……

尽管如此,儿童的语言符号表述能力也完全可以达到微妙的地步——这微妙,是属于人类所共有的符号能力,自然也包括人类里面的儿童。举个例子。我曾接触到了20世纪20年代,民国时期儿童刊物《小朋友》上面的一个幽默故事,名为“狡猾的回答”。故事里有一个自信的小男孩儿,名叫珊儿。珊儿和爸爸去动物园。爸爸为了考一考他,便让他分辨出笼子里哪只是狐狸,哪只是狼。珊儿轻而易举地避开了提问所预设的二元选择,答道:狐狸的旁边是狼,狼的旁边是狐狸。(《小朋友》第 130期(1924)封面,画的就是上面的“狡猾的回答”。)

三岁的儿童一旦学会了说话,就把动物亲戚们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在智识上开始突飞猛进。从此,就加入了人类这个喋喋不休的话匣子物种,并且通过音乐、美术等非语言的符号手段和电影等综合符号手段,来表述自己,寻求理解。

那你可能又会问:为什么会这么喋喋不休地不停地说下去?人类说了几千年,各种喜怒哀乐羡慕嫉妒恨都说了无数了,为什么还没有说够、说尽?这是为什么?

原因有二。一,意无限。二,言生言。

先说第一点:意无限且不断生成。这是因为,人类成为了“homo significans”,“符号动物”,之后,本身成为了文明界的主宰,不断地为自己的存在,赋予在自然界不曾有过的关于生存的“意义”。什么男人、女人、三纲五常、家国君父,都是动物界不曾有过的。这,难道不需要不断地对个体和群体的身份意义,予以界定么?这些,又随着社会形态的不断变化,也不断地转变,怎么会有个完呢?比如说,就连家庭、婚姻等为何物,都随着同性恋行为及其话语的浮出历史地表,而需要予以新的伦理、法律乃至社会管理层面上的界定。

再说第二点:言生言,永动中。这是由语言和其它表意符号活动本身的机制所决定的,非关表述能力的高下。因为,作为意象能指的“玫瑰”与作为意义所指的“爱情”之间的那个“等号”,不是真的等号,只是一个“好像”;每一个这样的“好像”,都不会让言者自己和听者的想象力觉得尽了兴,而是需要进一步往下说,进一步听下去。比如罗伯特·彭斯那首诗里,刚告诉我们“呵,我的爱人像朵红红的玫瑰,六月里迎风初开”,就又来一句:“呵,我的爱人像支甜甜的曲子,奏得合拍又和谐。”——“红红的玫瑰”,描绘了诗里面主人公的“爱人”的容颜之娇妍,“甜甜的曲子”,描绘了“爱人”的嗓音或性情之甜美。但其“爱人”到底是哪般呢?一朵“六月里迎风初开的玫瑰”+一支“奏得合拍又和谐”的“甜甜的曲子”,仍然无法穷尽对其“爱人”的欣赏和爱慕,所以还会一行行地接着吟唱下去,也让我们兴味无穷。虽说在今天的“读图时代”,人们爱说“无图无真相”,其实有图也仍然无真相。2D的图片,如何传达出“5D”甚至“6D”维度上才能显现出来的全部韵味?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一次符号活动所借用的意象性能指,都无法彻底通达意义的所指呈现,而是需要不断打开新的意向性能指。而且,前面也介绍了,按照20世纪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文化大师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里面的描述,作为“结构层面”的“能指”(比如“玫瑰”),和作为“意义层面”的“所指”(比如“爱人”或“爱情”),构成“第一级符号”。“第一级符号”又作为“第二级符号”的能指,与新的“所指”共同构成“第二级符号”。这样的“意指行为”(signification)还可以衍生出三级、四级乃至无限的符号衍生,没有终极——意义的所指,藏在言说的尽头,永远在“下一次”的符号指涉的边缘,诱惑着我们。

所以才会“言有尽而意无穷”,尽管我们这本文学解读讲义,负责帮你尽量地从“言”中,有效地解读出“意”来。

尽管我们在这里触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彼岸”,但我们为了“打开文学”,就必须还要稍微在这里停留片刻,体验一下,其界限到底在哪里。其界限——不可言说所盘踞之处——就是符号的意象性能指,无法穷尽的所指意义所在。

我们碰到了文学文化不断言说但无法真正抵达的两大主题:爱与死。

人生总被两件事所“逆袭”:爱与死。此二者,无法逃避。对死亡的理解与想象,对于爱欲(不管是同性还是异性)的渴望和追求加上对于亲情、友情的体验,谁也无法做到说透、说尽。一个是“爱”,一个是“死”,这两个强悍的东西,是无法受人控制的。爱是人所欲的极乐状态,牵涉到精神,也牵涉到身体感官。其他的很多欲望,是附着在它的上面的,或者呈现为如同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话语里面所说的“升华”。死亡,则是对于存在感的彻底否定——才华、生命、肉体和物质的享受、学问,都会随个体生命的终结而终结,主体性不复存在。年轻人饥渴于生活、文学、文化中的爱;年长者则忍不住要沉思于死。对于这两个东西的追问,贯穿了人类文明迄今为止的全过程,而且仍然会贯穿下去,贯穿于文学、文化、哲学、心理、宗教的各种语言探索中,不会有答案。

举一个“变态”一些的,关于“爱”的“重口味”例子。来自于法国十八世纪哲学、文学和思想“大神”卢梭,写在其《忏悔录》里面的,他16岁起对于华伦夫人,一位比他大12岁的贵妇“熟女”,的全方位的“爱之欲”。

很难用一句话准确说明华伦夫人对于卢梭意味着什么。在卢梭晚年写作的《忏悔录》中,华伦夫人是卢梭的“母亲”、姐姐、朋友、老师、保护人、情人……“我把自己看作是她的作品。”

我要是把自己这位亲爱的妈妈不在眼前时,由于思念她而做出来的种种傻事详细叙述起来,恐怕永远也说不完。当我想到她曾睡过我这张床的时候,我曾吻过我的床多少次啊!当我想起我的窗帘、我房里的所有家具都是她的东西,她都用美丽的手摸过时,我又吻过这些东西多少次啊!甚至当我想到她曾经在我屋内的地板上走过,我有多少次匍伏在它上面啊!有时,当着她的面我也曾情不自禁地作出一些唯有在最激烈的爱情驱使下才会作出的不可思议的举动。有一天吃饭的时候,她把一块肉刚送进嘴里,我便大喊一声说上面有一根头发,她把那块肉吐到她的盘子里,我立即如获至宝地把它抓起来吞了下去。……

卢梭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对华伦夫人的占有,无法与他对华伦夫人的爱之间,划出真正心满意足的等式。同样,上述段落里面卢梭通过语言符号对华伦夫人的占有,也仍然无法达成其爱欲的满足——因为爱欲的所指,是语言符号的能指所无法抵达的彼岸。

卢梭的妙笔,竭尽全力,也只能说是差不多地、“almost”,在将达未达之处——他的嘴所吻过的华伦夫人的床,所吻过的华伦夫人走过的地板,以及他通过言辞让华伦夫人吐出嘴并被卢梭再次吞入自己嘴中的食物。然而卢梭的言辞,无论多么努力,无法等同于卢梭对于华伦夫人的爱欲本身。

文学和文化的解读,就在符号的衍生和变化之中,流连忘返……

O, my Luve’s like a red, red rose……(呵,我的爱人像朵红红的玫瑰)

作者:王敦,70后,学术和文学二重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文艺理论教研室副教授(前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文艺学教研室副教授,教研室主任)。近年研究领域主要为听觉文化研究、中国现代早期叙事话语。北大中文系学士,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语言与文化系硕士、博士。

编辑:郭毅,微思客亚文学版块编辑

校对:宋韬,法学专业在读研究生,微思客校对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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