祛魅| 第二居所: 飞来的异质空间

★本文为微思客特约稿件,于微思客首发。如需转载,请联系微思客版权编辑或作者本人获得授权(版权编辑:wethinker2014@163.com)。图片为昆明郊外被可以建造出的第二居所。

第二居所: 飞来的异质空间

杨凯涵

前言

2000年前,罗马帝国。有两种人住在郊区,一种是极其贫穷的农民们,世代被禁锢在农田之中;另一种是富有的贵族,他们间歇性的去往郊区的大宅度假——为了逃避恶臭的、浑浊的、拥挤的罗马城。于是两个不同的阶层冲突在同一个空间内,形成了特有的郊区景观。有趣的是,同期,中国,汉。彼时的中国版图已经有了今天的轮廓,长达20个世纪的时间内,我们奇迹般的(有时候是异常痛苦的)将我们的版图维持在同一个形状;而古罗马,早已分崩离析又好聚好散数次,今天在那片土地上的数十个国家结成欧盟。

那么我们彼时的郊区和古罗马有何异同呢?和今天的郊区又有何区别和联系?先说区别。简单粗暴地说,主观上,古代中国只有特定的社会阶层有权利“去别处住一住”;一个村落被下山猛虎赶跑是另一回事。虽说也是精英阶层,但通常是显赫的政客与重要的学者,不是有钱就行的。“别墅”一词,也就有了两层含义,一是“别”——另外的意思——除却本宫外的其他住所;二是“墅”——野土——修建于野外的、土豪度假住宅。总的来说,比起西方,“生活在别处”这个概念在中国更加的局限在某一个特定群体中;对比今天,古代的“别墅”更着重于郊区性、田野性。再说共同。流动性和个人主义(mobility and individualism),两个紧密相连的特质,从某种意义上说,成了现代生活的标签。段义孚认为,大部分的人类史,其实就是移民史(the history of migration)。甚至,往大了说,整部动物史,就是一部迁徙史。但是,动物迁徙往往是被动的,他们会因为气候变化、饥饿、危险而背弃自己的“家”;而人类不同,除了战乱、疾病、贫穷、灾害等人为或自然因素的推动以外,还有一部分主观愿望在驱使我们迁徙和移民。比如,英文里有句谚语叫 “the grass is always greener on the otherside”;与之对应的,中文里有个词叫 “隔锅香”,说的也是同样一个道理。但是人类又很怂,我们的天然属性(嘘,如果我老师看到我用Human Nature这个词估计会揉死我)决定了,我们对安全感的追求战胜了探索欲(security over adventure)。

我到底要说什么。我们今天有了一个词汇叫“旅游”,而旅游作为一种人类行为,本质上就是一种“迁徙”。我们还有了一个词,叫“旅游房地产”,囊括了所有“暂时性的生活在别处”的物理空间。西方诞生了一个词,叫“第二居所”(Second Homes), 用以描述这种旅游迁徙和临时住所的混搭。这个词,强调的是“第二性”(secondary),即附属的,非主要的居所;更强调了“家”(home)的概念。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既具体又抽象、既物理又情感的所在。但是这种所在经常不受待见。1975年,在威尔士北部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在本地居民和“第二居所”拥有者之间。一年之后,英国在伯明翰召开紧急会议,“为了解决第二居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这个会议的成果,就是一本叫做《Second homes: curse or blessing》的调研报告合集,主要思想就如书名所示:第二居所是某些人的灾难(诅咒/curse)也是另一些人的福利 (恩典/blessing)。巧合的是,在英国,一套房子都没有的人口恰巧约等于第二居所拥有者数量,于是很多政客和学者开始思考:那么为什么有的人可以拥有两套房子而有的却无家可归?第二居所,就好像外星人入侵一样,从此被贴上了“非法占有美丽的郊野”的邪恶标签,被绑上了不公平性的审判台。

这不扯淡么。我敢打赌,假设今天,你让所有第二居所拥有者放弃他们的二房,一碗水端平发配给无家可归的人,几个月以后,立马就会再次出现新的第二居所和新的无家可归。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房地产问题,更不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对应关系;第二居所是一种从古至今的社会现象,一种急需被理解的地方和空间。需要问的本质问题是:究竟什么是第二居所?

这个问题离我们越来越近。在过去数十年,第二居所是发达国家(global north)特有的现象。英国人退休后集体到全世界温暖的海边建房,形成一道独特的景观:“退休的日不落帝国”;北欧人更是自从二战之后就纷纷往城市周围去建“度假屋”(Holiday Cottages);美国人就更是极端了,本来就爱搬家的他们在战后迅速形成一种易居文化。但是今天,我们越来越多的看到这个现象在中国发生:比如北方人到三亚、云南买房,在寒冷的冬日和污浊的雾霾天可以飞过去避一避。这种“避一避”,就形成了一种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景象。一方面是急速的城市化和各地涌现的闲置“鬼城”;另一方面是旅游的急速爆发和旅游胜地的人满为患。因为“第二居所”横在城市化与旅游之间,也就成了一种需要被解释的所在。

我就饶个大弯,从历史扯到哲学,哲学扯到地理,再从地理扯回哲学,为的只是寻求一种新的理解,一种可能性。

(一)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法国进入中国。1885年,法国用大炮敲开了西南门户,从英国手中夺得云南铁路修筑权。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以东方汇理银行(Banque de l’lndochine)牵头,法国耗时7年修建了一条全中国最长的窄轨火车铁道,连接昆明和越南边境。以今天的标准看来,这条铁路是个不小的奇迹。比如,南北高差1800多米,“每三公里一个隧道,一公里一座桥”。再如,滇段全长仅468公里跨越了三大水系和三种气候带。此外,沿途穿越了12个少数民族居住区。因此这样一条米轨,在给云南第一次带来“现代性”的背后,修筑的过程是血腥而残忍的。据说有八万人死于修建铁路,这个数字有待考证,而且这篇文章也不是声讨帝国主义侵略历史的;我想说的是,大量死亡,意味着修筑铁轨的同时,需要修筑大量的墓地。

我出生在滇越铁路沿途的一个小城市,作为滇越铁路上唯一的2级车站,地位仅次于昆明。人口30万人,一半城市户口、一半农村户口。早年这个城市非常发达,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经济中心;建国之后成为重要的煤矿城市,带来各种工业;再之后遭遇发展瓶颈,得过且过。听起来再熟悉不过的故事,而且是世界范围内的熟悉,比如迪斯尼动画片《汽车总动员》就讲述了这样的一个衰落小城。但是这个城市有一个地方非常特别,叫洋人坟。这座“公墓”被用来埋葬因为滇越铁路而献身的法国籍管理人员和越南籍员工。面积不大,约3000平米;南部为越南墓,北部为法国墓。公墓特别之处在于,带有许多西方公墓的典型特征:混凝土浇筑;中部有扇形墓志,用于记录亡灵;门口设置法式看守屋;甚至有一个穹窿石建筑用来安息灵魂。但是这座公墓又带有大量的地方特色和中国风水:头西脚东,南北向行排。遗憾的是,洋人坟早已不复当年形状:文革期间被大肆挖掘破坏,之后又被旁边的塑料厂用来堆放废物,在之后被承包给私人种植和开发,现在只能零星看到一点影子。但这一点影子,连同滇越铁路沿线那些突兀的法式火车站和时钟一起,构成了这个少数民族聚集的边陲小城的一道风景。这道风景与周遭的环境格格不入、却又相互依存。

试想,您是一个游客,云南欢迎您。您很酷,不屑于“随大流”,不愿意到丽江领略深夜文明,也不想到版纳举高压水枪过“水仗节”,您想到滇越铁路沿线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本《在路上》徜徉午后阳光。那么,您最想去的“景点”是洋人坟和法式车站呢,还是未经开发的、原始的哈尼族、彝族村落?究竟哪一个,对于您是“真实的”?您看到前者突兀地屹立在后者腹地的时候,会是怎样的体验?更极端地说,假设,当地有一个法国传教士,在少数民族村落里生活了一辈子,不会讲汉语,也不会讲法语;还有一群会讲汉语的越南后裔,您更愿意与谁攀谈?

你读到这里可能会问,这些问题和第二居所有什么关系?你这是写串了吧?别着急,我会绕回去的,至少我会努力绕回去的。这是第一个伏笔,我想提出关于“第二居所”需要的关键词:异质性;以及关于异质性的第一个解释:本真性。

(二)

从我出生开始,我几乎没能够在同一个城市连续住超过三年,这其中包括我称之为“家乡”的地方。年少时因为各种原因而频繁转学,搬到新的城市居住;18岁以后在新加坡、爱尔兰和英国常住,几乎每年都在搬家;几乎每年,都在不断旅行。我尝试去拥抱每一个崭新的城市,把它们称之为“家”,然而转念一想它们充其量是我的“第二故乡”。多年的游学和独居让我能够迅速融入环境,与和我一样的“外来人口”成为朋友、与“当地人”喝啤酒嬉笑。我早已习惯了充当“整个屋子,不,整座房子唯一一个中国人”的角色,甚至我的饮食都发生了改变。我的厨房油烟很少、我的红酒瓶子比调料瓶多得多。除却我的相貌本身,按理来说我与周遭环境的联系——确切说,应该是我建立这种联系的速度——已经稳定而平顺,那为什么我依旧不可避免的想要“回家”?我的成长环境带给我深深的“无根性”,我暂时还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去追溯,去依附;或许永远也不会有。那么我是不是文艺青年张口闭口提到的“生活在别处”?如果我现在常住的地方不是“家”,也不是“第二故乡”,它是我的“第二居所”——一个游离于“家”之外的,出于种种原因,我久居的地方。

Second home is home. 那么究竟什么是家?我会被怎样的空间羁绊(attachment)?这种羁绊可以持续多久?这是第二个伏笔,我设想的是关于“第二居所”的第二个关键词:人地关系。

(三)

福柯的“异托邦”(Heterotopia)。我斗胆解释一下这个很多人都’看不懂’的词汇。这一个极其隐晦的概念,福柯在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或许压根没想到它会在日后被人翻出来反复琢磨和研究。“我在写作的时候,心中只考虑1000-2000名读者,因为我自己估计,也就那么多人能看懂我的东西。我压根没想到我的书会被卖出几十万本。” 在一段采访中,福柯说。很多时候,我们太严肃,太较真,也太把福柯当“神”。长久以来我们所受的科学训练也都是建立在“怀疑一切,找出缝隙,使劲批判”的基础之上。却不想,哪怕福柯,也有开玩笑的权利。

福柯但凡谈到空间,就会惨遭大卫哈维痛批。而且用词之恶毒、批判之惨烈简直就像一场个人恩怨。这在哈维痛批《异托邦》一文的时候尤为明显,在这里我用俗大白话的方式本土化地翻译一下:

“福柯以为异地空间是多么不得了的一个概念,牛叉到可以游离于主流社会秩序之外… 乍一看这个理论还真的是牛叉,如此丰富又多样;稍微一想才发现,福柯就是在忽悠我们啊!乱七八糟地堆了一些虚幻的空间在一起,无非就是说:“任何不一样的事物都尼玛是异质空间”。这不说了等于白说嘛,整篇文章狗屁不通,无非就是把“逃避”这件事情换了个包装而已。”

真的是这样的么?不如看看福柯究竟说了什么。不,为了能够让人看懂,还是先八卦一下福柯这个人。

1967年,一堆建筑师围坐在福柯周围,聆听他的“关于另类空间”的演讲。结果这场演讲很受欢迎,出版商就要求福柯写成文章出版。结果福柯一拖就是将近20年,1984年才发表了一篇区区9页的文章,取名叫做《关于另类空间:乌托邦与异托邦》。看一下福柯编年史,就会发现他一生涉猎之广泛,思想之多变简直令人咋舌:从知识考古和谱系学,到话语时间和语境分析,再到权力与知识,横跨数个领域,反思一切关于“现代性”的东西。这样吧,我大胆做这样一个推断,假设福柯出生在2015年,一个同性恋越来越被接受的年代。那么,福柯很可能远远没有那么伟大。何出此言?他传奇的学术生涯的开始,也就是1940年代左右,福柯深受压迫。因为他是一个同性恋,那个时代的同性恋被当做一种癫狂(madness),于是他被排挤而孤立,哪怕同学们都承认他的学识和才华。于是1961年的《疯癫与文明》中福柯开始问一个贯穿他职业生涯的问题:“为什么自诩‘怀疑一切’的’卡尔没有怀疑疯狂?”疯狂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疯狂就是非理性,那么理性的边界究竟是什么?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福柯患上严重的抑郁症,并且曾经尝试自杀。想寻找“万物秘密之中的秘密”(the secrets of secrets),却藏住了关于自己的很多秘密。甚至关于死亡,也是一个秘密。“很少有人能用理想中的方式死去”,有人这样评价福柯。猝死于艾滋病,或许他一早就预料到了。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福柯想:与其去治疗,浪费时间不说,还被折磨得人不人鬼不鬼,不如省点时间多铺一些框架,留给后人去填写空白。至于一切误解,或者批判,也就暂时没有时间去搭理了。于是,在他的文字中、演说中、采访中,他总是狡黠地隐藏着一些观点,随着近些年这些资料的逐渐被挖掘,人们发现真正的福柯需要耐心思考才能理解。1976年,Herodote的编辑采访福柯的最后,他估计是跟地理学家们吵累了,说,就这样吧,我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关于地理学。

除却个人研究之外,福柯的教学任务极其繁重,从1970年开始,在之后的14年间,他几乎每年都开辟出一门崭新的课程,每周三全天上课。要知道那时候的福柯已经类似于学术界的摇滚明星,谁都要引用一下他,谁都要找他辩论一下。在这样的背景下,跟几个建筑师吹吹牛皮,本来是一件极其享受的事情,顺便看看他们怎样把自己的哲学理论用到建筑设计当中,何乐而不为。关于这场演讲之中,究竟听众里有谁?福柯究竟说了什么?都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见的是,福柯是怎样吐槽柯布西耶的“乌托邦”,并由此展开了关于相对于“乌托邦”而存在的某种具象的、物理性的空间的讨论。我的意思是说,或许对于福柯,他根本没有把异托邦当成一回事要深入研究下去;或许他没有时间这么做;又或许他只是想铺设好一个框架,让后来者填补而已。

在一封福柯给Daniel Defert (他后来的男朋友)的信中,福柯这样写道:“你还记得那封我们一起嘲笑的电报吗?就是某个建筑师宣称他发现了城市化的新理论的那封?我没把它放在书里,而是在一次收音机演讲中我在说乌托邦的时候就把它说出来了。但是他们现在要我再讲一次”。要理解福柯写的东西,可能需要这么来想这个人。如果我也像福柯这样天才,我一定会在字里行间嘲讽读者的智商,至于谁看得懂谁看不懂这种事情,我才懒得管呢。除此之外,还必须要理解他是一个疯子,一个同性恋,一个高大帅气浑身闷骚的法国男人,以及一个喜欢恶搞的杂种。所谓“精神病人思维广”嘛。当我们这样理解,他的东西就要好懂一些了。我希望,我们可以去尝试理解他表达的思想,而不是他在恶搞地举的那些具体例子。跟一个疯子纠结,只会不开心。

于是,异托邦本来是福柯在其深刻的哲学思想之中,休憩一般提出的一个好玩的想法。不幸的是,异托邦这个概念在被理解、被完善之前就被攻击了。到底异托邦是什么?已经有太多人尝试解释了。我现在有点累,不想用镜子啊、船啊、妓院啊、坟墓啊之类的东西来绕。于是我决定给一个或许不太恰当的解释。这么说吧,福柯自己就是异托邦。比如,关于他的那些故事,包括抑郁症、两度自杀未遂、读博士头发掉光、被同学孤立、同性恋、死于艾滋,都构成了与当时社会矛盾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体现在六个层次的分离(six degrees of seperation),我说其中四点。

  1. 福柯自己的用词是 “在危机之中的地方”(Places in Crisis)以及 “背离的地方” (places ofdeviation)。他给出的例子,前者包括:月经中的妇女,老人以及渡蜜月;后者包括:精神病院,监狱和敬老院。如果这不叫欺负读者智商,这不叫丧心病狂,那是什么?福柯想说的是这样一回事情:异托邦在任何文化之中都存在,只是表现形式不同。在一个社会中、或者在一个历史时期的“异托邦”,只是相对而言。福柯经常用监狱和精神病作为案例,是因为他在学习过程中意识到,原来在某个历史时期,同性恋是要被酷刑的,也是要被电击和药物治疗的。他于是从最关乎自身的角度思考:为什么?究竟什么是“异质”?是不是简单的“不同”就是异质?我说福柯是异质的,绝不仅仅是因为他“不同”。恰恰是因为这种“同而不同”,“不同却同”;这种“异样”与“背叛”,造就了福柯。

2. 可变的。福柯自己给的维度是墓地。在有神论的时期,人固有一死,但灵魂要么上天堂要么下地狱对吧,这样一来肉身就不太重要了。死了就死了。尸体既不神秘不令人敬畏,又不令人恐惧。那时候的市中心,都有教堂,教堂旁边就是公墓,公墓旁边就是市场。“现代性”伴随而来的“无神论”,让死亡的仪式更加重要了,这是因为尸体成了具象的存在。公墓于是就成了异质空间。它的异质来源于变化的社会处境。且不说尸体存放的位置,也发生了变化。

3. “在一个单一空间同时存在不同的空间元素”。真是有才华任性故弄玄虚。福柯给了个例子是电影院。你坐在那里看电影,荧幕本身是具象存在的,但荧幕里发生的内容却是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里的一切也是同时存在同时发生的,但它确实幻想出来的。如果福柯是在今天发表“异质空间”的演讲,他大概会用磁悬浮举例子的吧。

4. 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有进有出,有一定的进入和退出许可。怎么说呢?比如监狱,你要进入那个异质空间,必须要先犯罪/被污蔑犯罪,然后想要退出必须要刑满/表现优秀/被证明无罪。

我说了嘛,why so serious?我只是碰巧听到了一首歌叫《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于是就这么编了。碰巧福柯开玩笑一般地指出了关于异质空间的6个意向,而已。哈维尖酸刻薄地攻击福柯,说他搞出个“异质空间”,其实就是挖个地洞 “逃跑” (escape)。好玩的是,空间这个词,在法语里是 espace,表达的是一种“幻想”,也就是“乌托邦”;字母顺序不同而已。事实上,福柯在他后来的The Order of Things的第一段里面,连续用了20次emplacement这个词,他偏好这个词远远超过空间(space)或者地方(place),因为他所谓的“异质空间”强调的是一种两者之间状态:一种既是幻想之中的乌托邦,又具体以某种形式而存在的所在。福柯是一个异质空间,是因为他不但完全满足六个层次的分离,而且即是真实存在,又是人为幻想。

第二居所,本质上也是一种异质空间。这么说吧,因为第二居所,通常被当做“退休休憩住宅”而讨论;而退休之家在福柯眼里,就是一种再典型不过的异质空间。老龄化是社会的危机;而他们的住所是从社会中分离出来的,矛盾的所在。有如一叶扁舟,游离于大地之外又依托在水源之中,且不论前方是万重山峦还是巨浪滔天,这页扁舟既是最好的逃避又不能做永恒的归属。它出现的意义,远远超过于具体的房子的价格或者是某种阶级的生活方式;反之,由于它的异质属性,从空间上面理解它将有助于我们解释某种存在于人类社会数千年的生存形态,解释某种“恋地情节”,解释某种“归属与向往。”

于是我们需要“还地理学一份人情”。人与地的关系如何,人与“异地”的关系呢?

(四)

最后从老子扯到段义孚。因为我在思考,对于中国人,乌托邦和异托邦究竟是什么?

老子在《道德经》第80章是这么写的:“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甘美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短短三行,天真烂漫地阐述了他心目中的“理想国”。晋朝时陶渊明把这一段改装成了脍炙人口的《桃花源记》,这也便成了中国人的“乌托邦”。小学时候,第一次读到《桃花源记》,一点都不觉得美好,可能是因为我生在“青山绿水很原始”的云南边陲小城,还没有见过“不美好”——被污染的环境和利欲熏心的社会。我倒是被《资治通鉴》迷住了,那种刀光剑影和足智多谋的中原往事成了我最早的乌托邦。初中的时候,第一次听说了福柯的大名,却被“纳什均衡”吸引了眼球,到处搜罗各种博弈论去我的好基友面前炫耀智商。高中的时候,被迫认识到,在写任何答案的之前,必须要“辩证”,必须要“唯物”,一切关于个人情感的解释都是唯心都是错的。但是为什么是错的?乌托邦有没有错?桃花源是什么?陶渊明真的在那里安了家吗?究竟什么是“家”?什么又是第二个“家”?英语里叫second homes, 肯定不是中文“第二套房”这么简单粗暴的概念。除却那个物理的所在,我更关心的是情感意义上的“家”。

“家”,在法语里应该叫Chez.比如“我家”,就是chez moi, 你家就是chez toi 或者chez vous. “来我家吃饭啊” 直观翻译是“vienschez nous”也就是”come over to our place” 强调的是一种个人化的关系(personal relationship)。而“房子” 这个词,在法语里叫 “maison”, 它的拉丁语词根的意思是“留下,归属,居住”(toremain, to belong, to dwell)。作为世界上最准确优美的语言,法语在表达类似情感的时候总是精确而不失浪漫。学术书里面,最爱读的也是最读不懂的,一是福柯,二是段义孚。两人的演讲方式不同,福柯是狡猾的、忧郁的、孤独的老狐狸,肢体语言和眼神闪烁着他通晓古今的智慧,因此和福柯的所有辩论其实都没办法赢得,哪怕是Noam Chomsky。而段义孚,则是一个瘦小的,柔和的,诗意的,内心快乐的小老头。他用他特有的夹杂着各种诗意法语和拉丁语词汇的、浓重天津口音的英语娓娓道来,讲人地关系。福柯令人难以琢磨,他一边反对着人本主义,一边深刻地思索着关于人文的一切。段义孚的一切貌似都很唯心,很“人本”,却又冷静地看待自然环境和“现代性”。他们俩都是同性恋,但并不都“异质”。因为一个总是作为“反社会”的形象出现,他是那艘船;而另一个谨慎乐观地辨别着人居环境中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他是水里的鱼。

段义孚在他的人本观的最上层,区分了“地方”与“空间”。地方带给人安全感,是种具象的存在;空间使人自由,幻想。“隔锅香”存在的前提,是要有锅存在。第三者的出现,是要基于第二者。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你首先得有一碗不好吃但管饱的饭吧。于是,段义孚用“爱”与“恐惧”描绘人地情结,然后给出一把欲望的天梯,观察不同的人如何在这把天梯上上上下下。

举个例子,迪斯尼乐园。它本身就是一个桃花源,里面的城堡粉粉的,动物萌萌哒,整个公园内是充满欢乐滴。人们进入其中,自然而然会放下手中那本难念的经,忘掉自己名片上的CEO或者CMO,踹飞互联网思维和大数据,牵着所爱的人,从一个过山车狂奔到下一个游乐园。这就是给你“安全感”和“幻想”的地方和空间,也就是你的“爱”。但是,迪斯尼的所有娱乐项目,都有一定程度的“刺激”。比如恐怖之塔,你在排队的过程中会有工作人员乔装成卡通的“鬼”忽然跳出来吓你一跳;这个项目是一个急速的升降塔,带给你几分钟的失重和身心刺激。整个过程里,你知道那些“鬼”不是真实存在的,你被吓到、尖叫,但是脸上却是大大的笑容。这就是建立在安全感之上的“恐惧”,也就是一种“良性逃离”。这种既真实、又不真实,既存在、又虚无的空间,就成了一个制造快乐的地方。这种“真实”的情感体验,是被构建出来的,被放到舞台上了的;这种人地联系,就是旅游的意义。

在福柯的字典里,迪斯尼也是一种异质空间。事实上,早在他发表那场嘲笑建筑师的演讲之前6年,他就在《疯癫的历史》一本书里面阐述了“完美之家”(ideal houses of correction):这个空间要有可以完全封闭的要塞(idealfortresses),但是又要能展示“独立的小宇宙”(independent microcosms),然后还要翻转映射着整个社会(inverted mirror of society)。

于是我就想:假设,有一天,老子、陶渊明、福柯、段义孚四个人决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他们从民风淳朴、环境优美、街头有美国战机残骸的越南出发,乘坐法国人修筑的米轨,途径被文革摧毁的、埋葬过各国工人的洋人坟,经过因为经济发展而水土流失的云南矿产小镇,路过被非法征地而坐在地上哭的上访农民,穿越昆明周边的空无一人的崭新的“鬼城”,终于来到一个叫做杨林的地方。这里是昆明的后备水资源库,这里是千年形成的天然湿地,这里被建成一个这样的场景:

在一个数千亩的开阔空间里,这里仿佛一个“飞来”的小镇。这个小镇里有一座红色的城堡,围绕着城堡,有一座座的木头小屋。这些小屋三层高,有私密的后花园。购买这些屋子的人,每年只来居住60天;其余的时候,这些屋子被游客占据。这些小屋被低矮的围墙隔开,行成一个个的院落。每个院落都有窄窄的小路,路的两旁是小树。围墙之外,是开放的区域。有大片的农田,农田由四周的村落居民悉心照料,这些农民不用农药,产量不高,却衣食无忧,自得其所。因为他们将收成卖给住在那些三层小屋里面的人们。在农田边上,有两边巨大的高尔夫球场,据说是一个英国人设计的,他还得过世界冠军。在球场边有马术场,据说每匹马都是国外进口的。在马场边有几艘木船,可以划船进去,看湿地里的各种鸟类。湿地的旁边有大片的薰衣草,薰衣草是紫色的,映衬出中间突兀的纯白色教堂。教堂的顶上有个大大的十字架,从它的形状我们看不出它究竟是天主教堂,还是新教堂。教堂下面是一对带着佛珠的新郎新娘,五六个人正在他们周围忙碌着给他们拍婚纱照。摄影师的镜头里,虚化了背景里的风车,这座风车据说是某个知名的中国画家的创作室。再远处是几个建筑,据说是世界最大的物业集团管理的、能容纳几千人的会场、体育中心和酒店。新娘整理了一下厚厚的胸垫,让自己显得“大一些”;而新郎眯着眼睛看向不远处。那里,正在修建一个医疗中心,游乐园和一个学校。医疗中心的英国人建的,据说能够尽早检测出你是否有癌症;游乐园据说会和迪斯尼一样好玩;学校,据说是寄宿制的,全英语教学,孩子念完之后直接到西方国家衔接高中或大学。他仿佛在想什么,这时候他的夫人愤怒地尖叫一声,将手上的佛珠砸向教堂,大喊:“发什么呆呢!晒死了!你这个没用的东西,连表情都不会摆!我不拍了!”

四个人会想什么呢。

事实上,家和监狱并无不同。他们在不一样的空间,异质了。

作者:杨凯涵,英国德比大学旅游地理专业博士候选人,讲师

编辑:罗元婕,祛魅版块编辑

校对:宋韬, 法学专业在读研究生,微思客校对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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