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汉学与反思

海外汉学与反思| 就得读费正清!

微思客首发。如需转载,请注明: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微思客(ID:WeThinker2014),作者:杨松林”。图片来源:http://imgsrc.baidu.com/baike/pic/item/7acb0a46f21fbe09333f1bed6b600c338644ade2.jpg 。

作者按
现代化建设,与资本在中国社会的不断渗透,影响无处不在。浮躁的阅读习惯和给学者贴标签的行为,不仅体现在一般读者中,某些学者和媒体人也受此影响,写出了不少粗糙而短视的文字。大象公会推出的“不必读经典”系列,就是最为突出的例子。这种浮躁感随着段宇宏先生的《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到费正清学派》,达到了巅峰。本文旨在对段先生于费正清先生及同代海外汉学学者的不公正评价予以反驳,以重现发掘经典作品在当代所具有的真正价值,文中若有不当之处,还望多加指出。

不必读的“费正清”?

杨松林

谁才是制造“阴谋论”快感和浮躁阅读习惯的毒草?
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 陈寅恪

大象公会的“不必读经典”系列,自推出以来争议不断。解构霸权话语的立意虽有创新,但出于某些作者浮躁的阅读习惯和哗众取宠的需求,系列文章呈现出来的效果不尽如人意。缺乏证据的推论,对经典作品和作者的标签化认识,不仅使这些作品的深度大打折扣,甚至对读者造成极大的阅读困扰。

尤其到今年3月,《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到费正清学派》 一文推出后,对其表述的不满达到了顶点。作者段宇宏从马克思韦伯、托克维尔谈起,到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最后更把攻击目标对准了所谓的“费正清学派”。其阅读覆盖面之广,倒让人敬佩不已。粗略扫去,笔者颇震慑于段先生强大的跨学科阅读能力,毕竟从社会学、政治学到历史学与比较文学的学科跨度,笔者相信,即使强调不拘泥于学科限制的西方学术从业者,也不敢对不熟知领域的经典,大加点评吧?(比如段先生在文中极力推崇的科大卫先生(Prof.David Faure),似乎也不会从“华南学派”的田野调查里跑到媒体上,批评宇野宏藏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吧?)
对其他领域经典作品的批评,因才疏学浅,笔者这里不予置评(复旦大学的郁喆隽老师在其文《马克思韦伯不必读?心浮气躁是批不倒大师的》已经做过回应):但对于其攻击言辞最为激烈的费正清学派(段先生甚至用上“前述经典,我觉得精力充沛尚可一读,但这个系列我主张完全放弃”的话语),笔者以为,其理据不成立之余,常识性错误更是不断;该文对费正清学派研究的认识,不仅达不到准确,甚至还造成一种对学术研究的“诬陷”;用句不恰当的评论,窃以为段先生这篇文章,“才是一位无知媒体人,根据二手材料的毒草‘研究’”
一  谁才是毒草:缺乏理据的阴谋论与旁观者的指鹿为马

暂且不提段先生写作的粗糙及常识性错误(比如将科大卫先生翻译成“付大伟”,却又将罗友枝女士直接音译为“托马斯罗斯基”;更不用说将撰写《论美国的民主》的托克维尔先生通篇写成“托克维克”这种低级错误),这篇对费正清学派的批评文,不仅体现了作者缺乏对汉学研究学术范式传统、研究材料更替的系统化认识,更展示其无法理解西方学术界与政治间复杂的互动关联及学术独立性在此中具有的基础性地位。动辄以阴谋论标签化学者的政治意图,以及“指鹿为马”地看待汉学研究范式的创新,成了这篇文章最大的漏洞和缺陷。

1  主观的学术谄媚和客观的学术倾向:学术到底是不是独立的?
谈“学术的独立性和学者政治利益诉求”是一个很宽泛的话题,若不谨慎处理,很容易走向极端。比如段先生,在其文中大谈费正清学派与“太平洋学会”的关联,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阴谋论”例子:缺乏一手证据,却热衷捕风捉影。
文中用了较大篇幅来描述太平洋学会建立和运行的政治意图,从协会建立的财团背景(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卡耐基基金会)与政治背景(苏联政府所谓的“统战”策略),以企图证明费正清本人建立东亚中心的政治目的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可惜的是,即使交代了如此详细的政治背景,段先生也无法从最为直接的证据层面,证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建立的两个重要因素:1、和政治利益诉求的关系;2、和自身学术训练诉求的关系。也因此,这篇文章最终沦为一篇缺乏理据和深度的“阴谋论”,成为了对读者阅读造成极大困扰的“毒草”。
东亚研究中心的建立和政治诉求有多少关联?不可否认的是,大学东亚系在美国的建立,在客观上与美国政府的战略需求相关(芝加哥大学日本研究权威Prof.Haratunian就曾经提及东亚系建立本身在政府的考虑中有军事的意图);但这并不代表这些学者之所以加入甚至参与创建东亚系,必然来自于他们的学术谄媚;认同美国政府对东亚的政治理念,不意味着这些学者,在学术研究中会放弃学术独立性的基本诉求。换句话说,即使费正清主导创立了东亚研究中心,也并不代表他希望通过这个基地使自身成为美国进行对华战略研究的政治智囊,获取政治资源。因此,学者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并不能因为与所谓国家战略意图一致,就可以被忽视。

主观的学术谄媚和自身的学术倾向,本就有着明确的界限:对于一位在文革里,为获得政治利益而违背自身学术信仰,大肆赞扬共产主义的学者,和另一位出于自己谨慎和独立思考后,依然相信马克思研究全面性的学者而言:也许我们都可以为其贴上“左派”的标签,但二者本质上的差异,依然需要每一个读者的细分。否则,这种类似“阴谋论”文章的传播,造成的不仅是读者对学术研究独立性的误读,同时也会对年轻学者深入学术研究与创作时,造成不必要的困扰,危害不浅。

2 指鹿为马的旁观者心态:“东方学”真的只是出于西方自身学术诉求?
段先生文章对费正清先生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评价,我在这里摘录如下:
“1949年后,欧美研究中国现当代史的作品,费正清学派著作,在略作删改后,几乎享有独特的出版优势(最疯狂的年代除外)。1990年后,费正清学派的学者普遍对之前的观点进行了修正,但都不再引进出版,费正清本人就撰写了人生最后一本书《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未能引进出版)。客观地讲,即便是修正了,也非常糟糕,费正清无非以前认为“虎”是“羊”,后来修正为“虎”是“狼”。知识体系的陈旧单薄,见识上的愚蠢无法更改,这一点在费正清学派中年纪偏大的那些学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费正清学派的范式,最为突出的便是“冲击-回应”。这种范式似乎在中国当代早已被认为是“西方中心论”的典型代表,“带有西方意识形态影子,不能得出中国实情”。其后柯文“中国中心论”的盛行,再之后受福柯影响,“去中心”理念开始流行,原有的“冲击-回应”,由此变成了众矢之的。这种对费氏范式“过时”的概括,似乎有其道理。

在讨论其理论是否过时前,笔者首先想谈论一下学术观点的修正现象。稍微了解学术发展史的读者,都会明白,学术范式本身,会随着时代的更新不断变化;可这并不意味着旧有研究者就是“知识体系陈旧单薄,见识愚蠢”。相反,旧有学者面对新范式,以宽宏之心接受并自我修正,这才是真正大家所为;思想巨人如马克思、海德格尔,乃至牟宗三、梁启超,其学术结构都在随时代变化而更新;其早晚期的学术成果,有的时候甚至是自相矛盾;但这并不代表他们过去的研究“愚蠢与陈旧”。对费正清学术更新的现象,进行如段文般的攻击,本来就很不公平。


罗友枝与何炳棣关于“新清史”的探讨,集中点就在于西方“去汉人中心”的做法是否反应清朝状况。

回到内容中。段先生以“虎”、“羊”与“狼”作比,无非出于西方理论的中国适用性考虑。事实上,海外汉学研究是否真正反映中国实情,最初的质疑并非来自中国学术界内部。早在20世纪50年代,以萨特对法农的同情为代表,西方学术界就开始了对自身理论存在“霸权和不适用”的担忧;到了萨义德《东方学》出版,这种担忧到达了顶峰。萨义德使用拉康的镜像理论,率先批判了西方的所谓“东方学”研究,不过是“对自身缺陷的他者诠释”;随后,霍米巴巴、斯皮瓦克等众多后殖民学者纷纷著书立说,强调从事“庶民研究”和相对客观的汉学研究思维。但即使经过如此努力,海外汉学研究也无法完全脱离自身西学学术传统,来达到所谓“准确表达”中国历史实情的标准。只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学术研究就能做到“更准确表达”;比如有的学者不谈理论,纯做史料学;这种兰克式的“学究法”,难道就更加接近历史真相?历史之所以为人文学科,在于其直接或间接的现实诉求,面对历史的大框架,所谓完全还原历史细节、理论完全适合的标准,既是对西方学者他者身份的过度苛刻,也是对中国学者闭门造车的过度宽容,这才是真正的不公平。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如上文所言,要求我们准确还原和表达过去中国历史,海外汉学做不到,中国的历史研究也做不到;这就好比盲人摸象,西方学者摸到的是象腿,不见得中国学者摸到的就不是象鼻。因此,对学术范式进行真正思考,对其创新性和借鉴意义进行相互探讨,乃至更为深入地研究这种学术范式形成的社会根源与思想根源(比如二元论和现代性批判),都显然远比该文指鹿为马般谈“虎”是“羊”还是“狼”来得重要。

即使在西方学术界内部,对于西方学术范式的适当与否也有过讨论,比如著名的“何伟亚事件”,何伟亚教授的这本《怀柔远人》,就曾经被加州圣迭戈分校的周锡瑞教授以极为强烈的语气批评过。倒是为其辩护的学者,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罗志田先生。详情可参考李伯重:《“何伟亚事件”和“亚伯拉罕事件”》。

除了用“西方范式和观点能否表达中国本质”的陈词滥调来诋毁费正清学派外,段先生也以这些学者缺乏一手材料为由进行攻击;而这,显然是更为明显的“贴标签”行为。不得不承认,施拉姆、特里尔、迪克•威尔逊等人的著作在客观上,确实缺乏足够的一手材料;但首先,他们做的是现当代中国与党史研究,缺乏一手材料是客观造成的事实,而不因他们主观上忽略对其论断不力的证据所致;对于历史学者而言,只要做到在自己的著作中涵盖自己所可接触与涵盖的所有材料,并在论述时做到史料和史观的有效结合,在逻辑上经得起推敲和考验,这便是一篇高水平的作品。至于研究领域本身存在的先天性不足,对西方学者如此,对中国学者亦如此。否则,以这种标准来衡量50年代做党史研究的许多国内历史学者,不也一样“不值一提”?如杨奎松先生、沈志华先生等做相关方向的大家,对这些学界前辈的研究,无论中西,一样敬佩有加,为何到段先生这里,就变成“不靠谱”?

哈佛燕京图书馆,以其所藏中国书籍的广泛性闻名世界。

其次,如果段先生以“使用二手材料”来标签化费正清学派的学者,那么是否意味着,费正清本人以及汉学研究其他领域的同时期学者,也依靠过多的二手材料?且不论其他领域,《剑桥中华民国史》对于民国官方档案引用的权威性和全面性,如果这也叫做“二手”,请问段先生的“一手”,是指什么?更为重要的是,《民国史》引用材料的广泛性,十分值得大书特书。无论民间的田野调查资料,还是官方的统计数据,其书中都得到了较多的引用,并没有太多的政治偏袒。如若段文所言,“若某一本中可能有10%的价值,但去受另外90%的毒害,实在不划算。”《剑桥史》鸿篇巨制,花费多少学者的精力和心血,却被段先生您概括以“10%的价值,和90%的毒害”,这种攻击对学者、对读者而言,不都是毒害吗?
二  再读费正清学派,我们该学到什么?

对段先生文章解构了一番后,我们还是要回归主题:既然不认可段文,那笔者就需要回答,费正清学派的这些著作,真正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对普通读者和学术研究者而言,阅读费正清学派的价值取向,是不同层面的(至于科普历史的基础性任务,大家都知道,在这里我就不必谈了)。我这里主要就读者和学者两个层面认真谈谈系统化海外汉学内部,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代学者在当代阅读的价值。

1  于读者:设身处地的理解和独立思考的态度
本科时在办公室值班,笔者经常偷阅一些畅销书。有一次幸运阅读到杨奎松先生《忍不住的“关怀”》后,里面的一段话曾让我拍案叫绝,当场吓坏了几位在浏览淘宝页面的学校工作人员。这段话是这样的:
陈师(陈寅恪)有言:“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所谓真了解者,必须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今日再读这段话,确实是对段先生文章的极佳讽刺。不过,“必须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的要求,于追求学问者而言,尚属艰难,更何况是普通读者呢?那么,在阅读费正清学派的著作时,普通读者应该从中获得什么?笔者以为有两点:
首先,设身处地的理解精神。于读者,若能做到对学术人当时所处环境的把握,并认识到他们在这种环境中如何通过不断挣扎,和反复思想斗争,以实现自己的学术追求,这已经十分难得了。比如说,在费正清著作中,多有表现出其如何逃脱旧有“西方中心论”的挣扎的现象,相信真正对其文进行仔细阅读者,皆能感受不少;而读者若能秉承换位思考的态度,对学者研究设身处地的理解,不仅对自身读书学习大有裨益,在处事待人上同样受益匪浅。这一点笔者深有体会。
其次,独立思考的学术态度。正如上文所言,在阅读费正清的著作中,笔者并没有看到一个所谓“政治谄媚”的学术投机者形象,相反,其在论述中多有赞叹中国文化之辞;甚至在意识到可能的“西方中心”范式书写后,费氏尝试多加描述中国自身传统以削弱可能偏向“西方阅读习惯”。建立在西方自身的学术传统下,他自然无法从本质上逃脱“西方中心论”;但能看出他的挣扎和面对主流意识形态下的不屈从精神,对读者理解学术自主和独立思考精神的重要性,显然也颇有益处。若读者对这种重要性多加考虑,在参与目前公共话题的讨论中,不被舆论和媒体牵引,持有多加批判的意识与独立思考的态度,定会减少无谓的谩骂与情绪宣泄,使公共空间更为健康与理性化。
2 于学者:除了批判现代性,还要学Monograph

其实,对于费正清学派研究是否还有“学术价值”的话题,学界内部的焦虑情绪更为严重。去年在多伦多大学的一个学术会议上,与Prof. Brandt(也就是段文的布兰特教授)谈起费正清和柯文,他直接以“Old school’s platitude”予以否定;而另外几位东亚系与历史系的学者,则称“费正清学派还有很多价值未被挖掘”。众说纷纭下,我个人倾向于他们仍具有较大学术价值,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现代性批判的研究价值。了解“后现代”学术传统的读者,都大致明白所谓“现代性批判”,是受该轮西方学术思潮影响下,人文社科研究的核心。简单的说,对现代性所构建的,在话语层面的“中心论”、“二元思维”进行解构和霸权性分析,是这些学者的主要研究目的。姑且不论后现代思潮对中国研究的价值如何,在解构费正清学派的理念和背后的思想逻辑,完成现代性批判这一层面,费正清研究依然存在极大价值。比如说“冲击-回应”体现的传统“东方学”思维,是一种遵从正向的构建式理论,还是类似汪晖先生评价人文学科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就十分值得深入探讨,也存在较大的讨论空间。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在今日汉学研究依然起到重要作用。

二是结论推理过程严谨性的研究价值。我们应该认识到,学者对学术前辈的专著,评价点不应拘泥于结论与范式的批评;而对其得出结论过程的思考与理解,同样十分重要。笔者导师在指导笔者阅读前人著作时,经常强调“不要过分看结论,因为对现在学术范式而言,过去结论作用不大;而出于学术训练的目的,对这些专著得出结论的过程分析,显然更为重要。相比于具体结果,我们要更多专注于monograph和expression”,指的也就是这个涵义。因此,读前辈们的专著,观点通常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其推出这种观点的逻辑、材料引用、与理论结合的方式等等具体的“专业性”内容。尤其作为业界所推崇的大家作品,其学术价值更应该从这种经过不断学术训练后培养的“专业性”中得到。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对于建筑而言,普通人看的是外貌与视觉冲击力,艺术爱好者也许看它所表现的艺术追求;但对同行来说,除了具体的这种艺术价值与展现效果外,对建筑师作品展示内部搭建的力学原理、焊接技术运用等专业化知识的评价,才具有真正的“学术性价值”。

总的来说,对于段先生文章的浮躁阅读和贴标签行为,笔者颇有不忿。当然,对于其文表达出的,费正清学派在研究中存在的客观缺陷,无论学者还是普通读者,也需要认真反思;只是这种反思不应以“不必读”的态度来全盘否定:毕竟如段先生此文般“毒草”,经过细细的阅读,倒也有另一番韵味,不见得是件坏事。

作者,编辑:杨松林,多伦多大学东亚系研究助理,硕士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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