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思客书评

微思客书评| 评王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1930年代至1940年代》

★本文原载于“开花屯的声音”微信公号,作者励轩。微思客经作者授权推送,如需转载,请联系作者。图片源自“开花屯的声音”微信公号。

评王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1930年代至1940年代》

励轩‍

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1944-1949,即三区革命),是新疆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各种政治力量出于自己的利益需要,都在对这段历史作一个有利于自己的解读。概而言之:中共将三区革命视作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一部分;国民党政府主张这场运动是苏联试图分裂中国之阴谋;维吾尔民族主义者则将之看作是新疆突厥语穆斯林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民族主义运动。不过这些政治化解读显然还不能满足学者们对历史真相的好奇。王柯,专治中国思想文化史的日本神户大学华裔教授,充分利用了汉、维、日等一手资料来解读这段影响新疆半个多世纪的运动,于2013年在香港出版了中文学术著作《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1930年代至1940年代》。虽然标题容易使人误以为作者也会将第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1933-1934)作为重点,但实际上,该书只用一节四页简要涉及了第一次独立运动,剩下主要部分其实都在重构和分析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作者认为,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是一场由苏联支援的中国突厥语穆斯林民族为推翻中国统治而进行的圣战。

本书第一章,在简要回顾清代新疆历史时,作者提出清帝国统辖各民族采用分而治之的策略,阻绝了维吾尔人形成中国人和中国认同的意识,似乎在暗示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之产生,不可不归咎于清帝国隔绝维吾尔人与汉人的分治政策。

而在第二章,作者又试图从文化和制度层面来解释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产生的原因。他提出,发端于奥斯曼土耳其和俄国喀山鞑靼人社会的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思想根源。理由有两个,一是,南疆维吾尔商人穆萨巴约夫家族在十九世纪末出资派遣了诸多维吾尔留学生前往俄国喀山学习,而喀山被看作是泛突厥主义发源地。二是,穆萨巴约夫家族在二十世纪初出资邀请了数位奥斯曼土耳其人来南疆办学,这些人教育学生们奥斯曼苏丹才是穆斯林世界的领袖,教学生们唱土耳其国歌,向他们灌输“突厥人”意识。在制度方面,新疆地方政府只能任命县长及以上官员,县级以下均得依靠来自传统维吾尔乡绅势力的伯克(对应汉地乡长)、玉孜巴什(对应汉地村长)、阿克萨卡尔(村中长老),而这些乡绅势力又与伊斯兰势力关系紧密,在新疆形成与汉人官僚集团分立的二元权力结构,这种制度上的二元结构让独立运动日后以伊斯兰名义在政治上动员不同地区和不同阶层的维吾尔人成为了可能。在这一章中,作者还承认,中华民国时期的新疆在权力分配上极不均衡,使维吾尔人处于深深的被压迫境地,而绝大多数政治、军事和经济资源均掌握在占人口不到10%的汉人手中(1928年数字),这种民族压迫是引发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最直接原因。

自第三章始,苏联进入本书讨论范围。作者认为,1933年上台的盛世才之所以在统治新疆初期倒向苏联有两个原因:一是出于抗日的需要,尽管这一理由在当时的新疆看起来并不是特别紧迫;二是借苏联之手平息伴随第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而起的政治风波和军事动乱。在作者看来,盛世才之所以弃南京国民政府而向苏联求援,是因为南京国民政府当时亦想要取代盛世才将新疆纳入直接统治之下。

虽然苏联人帮助盛世才平息了动乱,却也引发了新问题。在第四章中,作者详述了因苏联人过度干预新疆政治,导致疆内形成以苏联驻迪化总领事为首的第二权力中心。苏联通过顾问、派共产党人直接担任政府部门长官、派员与突厥语穆斯林民族骨干接触的方式,对新疆实施了全面渗透。所有这些,都引起了盛世才的担忧,促成他在1937年和1940年发动两次清洗,清除了新疆地方政府内亲苏联的共产党员和民族干部,并在1942年后彻底倒向国民党政府。

面对盛世才政府的高压统治,一批有苏联背景的突厥语民族知识分子和伊斯兰宗教领袖开始组织反抗,并掀起了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进入本书第五章,作者还原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兴起。作者明确指出,盛世才的民族镇压政策,直接导致了新疆突厥语各民族1944年在各地起来反抗,四面楚歌中的他才不得不服从国民政府命令,于8月下台离疆。虽然国民政府委任的新疆省主席吴忠信一改盛世才的民族镇压政策,却无力阻止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燎原之势。1944年11月,独立运动组织宣布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成立。作者提出,在此过程中,被盛世才“背叛”的苏联,其作用不可小觑,是苏联人的积极援助甚至是直接的军事干预,帮助了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在短时间内壮大。

在第六章和第七章,作者分析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权力结构和苏联人的影响。作者认为,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内部存在着两大政治势力:一是突厥语民族宗教领袖及传统社会上层人士;二是亲苏的突厥语民族知识分子和临时政府内的苏联人。前者集中于临时政府委员会,后者掌握军事权力。这两种势力出于推翻“中国统治”的需要维持着平衡,可是当外部目标失去之后,这种平衡势必会被打破。作者还提出,在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中,苏联不仅仅是帮助了运动的发起,还主导着运动的走向,而其支持这场运动的目的,不单单是要摧毁背叛了自己的盛世才政权,更是要与中国国民政府争夺对新疆的控制。

在作者看来,苏联人对待这场独立运动,是带有工具目的,本质上是为自己国家利益服务的。所以在第八章,作者提及,当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苏联决心用外蒙古独立来换取在新疆问题上的让步,迫使军事上占据优势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放弃进攻唾手可得的新疆首府迪化(即今乌鲁木齐),转而坐下与国民政府和平谈判。

伴随着和平谈判的进展,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内部也发生着改变。在第九章中,以宗教领袖伊力汗·吐烈为首的传统社会上层人士试图坚持推翻中国统治的老目标,然而以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为首的亲苏知识分子则决心服从苏联与国民政府修好的决定,以致两派发生政治斗争,最终亲苏派获得决定性胜利。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迅即在1946年6月与国民政府达成和平协定,共和国解散,新疆形式上重新统一并完全归于国民政府统治之下。

本书终章分析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政治、经济、教育、司法和宗教政策,并简要分析了共和国的历史意义。作者觉得,目前流亡海外维吾尔知识分子团体正在积极寻求国际社会支持,以使“东突厥斯坦独立问题”国际化,让作者联想起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借助苏联的历史。因此,作者建议中国政府除了发展地方经济,更应让维吾尔知识分子认识到独立的非现实性,放弃对独立和独立运动的幻想。

王柯这本《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突破了各种政治力量对于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定位,并不仅仅将之视为维吾尔民族主义的斗争,亦将苏联对于独立运动的主导作用包括进去。全书对于第二次东突厥斯坦运动之成因、兴起、发展、衰亡勾勒之详尽、分析之透彻,在同类主题的作品中亦是不多见。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使用了不少维吾尔文一手资料佐证自己的看法,这在汉人学者中是较为少见的。

然而,全书主要论点跟苏联密切相关,作者却未能引用俄文一手资料,以致书中多处关键地方不得不依靠二手资料。另外,作者并未参考部分重要的英文学术著作,譬如,王大刚(DavidD. Wang)《苏联阴影下的伊宁事变:新疆的民族冲突与国际竞争(1944-1949)》(Underthe Soviet Shadow: The Yining Incident: Ethnic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Rivalry in Xinjiang, 1944-1949,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9),该书主要观点亦是苏联主导了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而整个运动进程又着眼于苏联在远东的利益。王柯2013年新著的观点看起来并未超越王大刚1999年出版的著作,但王可能在1995年出版的日文版《东トルキスタン共和国研究》(“东突共和国”研究)就提出这些观点,亦未可知。

尽管全书尚有几点遗憾和商榷之处,可我们不得不承认,王柯先生这本《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1930年代至1940年代》是近几年来现代新疆历史研究中最值得一看的中文学术著作。

(励轩,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博士研究生)

Advertisements

发表评论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Log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com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Twitter picture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Facebook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Google+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Connecting to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