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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民主——理性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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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理性的共识?

原文/Tom Christiano

翻译/胡家僖

审稿/jackpotato

导言:

民主之优劣,众说纷纭。言其优者,则以为民主分合理之权,能决正确之策,亦能提民众之素质;言其劣者,则以为民主抑人之专长,增民之纠纷,置民众于不平等,损民众之利益。民主辩护之由不一而足,然其立场仅有两种,“捍卫”抑或“责难”。

理性的共识

约书亚·科恩等人支持一种与自我治理路径(self-government approach)颇有渊源的理论,即将民主视为公开证明合理性的过程(democracy as a process of public justification)。这种方法背后的理念是,法律和政策如果是合法的,那就应该能向公民公开证明其合理性。公开证明合理性,就是通过平等个体自由和理性的讨论,来得到每一个公民都认为是合理的结果。双方以共同接受之理由向对方证明法律和政策的合理性。正确理解民主的话,它应当是一种个体能以平等的方式,自由地参与理性讨论和审议过程的环境。自由和平等的观念是构建民主制度的指导方针。

(配图:约书亚·科恩支持民主作为证明合理性的手段,通过平等个体自由和理性的讨论,来得到公认的理性结果。)

译者注: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即公民通过恰当的公共推理寻求共享的公共理性,以期在现代多元社会获得政治共识,并解决政治合法性乃至社会正义的原则问题。

民主作为证明公共理性的手段,旨在使公民达成理性共识。但是,当我们问及分歧存在时会发生什么,一个严重的问题出现了。对此有两种可能的回应。一种回应强调,弱于完全共识的其他共识形式足以对政策方针提供公开证明,而这是在许多社会中都可实现的。例如,人们可能共同认可若干原因,但是对这些原因孰轻孰重意见不一致。或者人们在抽象地理解若干总体原因时达成了共识,但具体到怎么解释它们就又产生了分歧。这里要表明的是,这样的弱共识在许多社会中都可以实现,并且存在的分歧并非与公共理性的目标不相容。

如果我们探问:政治决定需要所有人都能理性地接受这一条原则,到底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坚持呢?另一些质疑就随之出现了。什么是这种共识需求的基础?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旨在达成的共识是理性人之间的理性共识。理性的共识并不意味实际达到了共识。如果联合条件(terms ofassociation)得到了有理性的人(reasonable persons. 译者注:与经济学中的理性人,rational agent是不同的)的认可,那么其证成与否并不一定取决于那些不理性的人是否同意。

基本原则似乎应当是可理性化原则(the principleof reasonableness)。根据这条原则,理性人所提出的社会规范原则,一定要是其他理性人也会通过理性接受的。这个定义的要求很低。由于个人可以理性地反对任何不能与自身原则兼容的原则,只要个人的准则不意味着强加于人,那么它就是一种持续的批判性反思原则。所以,这种原则是一种相互作用原则(principle ofreciprocity),即一个人提出的原则必须是那些以同样方式约束自己的人都能接受的。这类原则暗示了一种约束原则,它的要求在于,理性人不会基于有争议的原则来提出法律和政策的建议,并以此来规范社会。当个人为其社会规章提供建议时,他们的依据不会是所有自己认定为真的东西,而只是其他人也可以理性接受的部分。用罗尔斯的话来说:政治社会必须要用重叠共识的原则来规范。这意味着规范社会不再需要达到完全共识。

(配图:罗尔斯认为政治社会应用重叠共识的原则来规范。)

译者注: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作为在《正义论》中只是偶然提及的这个概念,也是罗尔斯后期政治哲学的一个主要工具,用来表示这样一种现象,即“规范这个社会的基本结构的那个政治的正义观,受到了有可能在这个社会中代代相传的那些在宗教、哲学和道德方面的主要学说的各自支持。”

被质疑的理性原则

我们有什么道德上的理由,不让一个人去提出自己认为对社会状况最好的理性建议呢?有人可能会考虑一些支持理性原则的论述。一种就是认知上的原因。没有任何的合理理由不依赖于民众或者至少是理性人的认可。因此,必须要得到他人理性的信赖,如果不能提供他们所能接受的合理原则,这些原则就不能向这些民众证明其合理性。另一种论述则属于道德上的。如果个人把某个联合条件的概念强加于他人之身,但社会其他成员出于自己的理性并不能接受这样的概念,那么这个人就是不尊重其他人的理性。不尊重社会其他成员的理性就无法实现个人为社会提供建议的价值原则。第三个论述则专门针对民主社会。个人如果坚持强加他人不能理性接受的原则于他人之身,他就不是真正地平等待人,即使这种强加发生在人们具有平等决策权的环境之下。

上述三种论证都可以被质疑。民主社会那个论证的问题在于,根本搞不清楚,为何对民主平等而言,以他人可以接受的意见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的合理性是必要的。如果每个人都有稳固的权利参与讨论和决策,而且每个人的意见都被理性地听取,这就应该已经足够了。我不清楚为什么会要求平等以外的东西。我排斥他人的意见,绝不意味着,我觉得那个人在能力﹑道德价值或在社会中的话语权上低我一等。认识论的说法似乎预先假定了一个极其严格的合理性观念是理性的。很多意见都可以证明我是合理的,只要它能通过我用于衡量它的思考方式和程序来证明,即使其与我当前持有的政治信念并不相容。尊重道德讨论之理性概念,似乎并非赞同理性原则。它可能要求我要尽我所能,来确保我所生活的社会与我认为合乎情理的规范相一致。当然,我也可以相信,当我尝试以民主程序来推动这些原则时,这种情形下的社会必须是民主化组织的。

此外,甚至在分化程度并不高的社会中,完全共识也极难发生,然而我们却很难看到,这种方法如何就能够使得完全共识不再是必备要求。原因在于,如果我为社会提出立法或政策建议时一定要克制自己,要考虑到社会中其他理性人都能够接受,而不是强加于他们,那么跟我试图根据他们从理性上反对的理由来通过立法比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对我的限制会更小。因为如果我用这种方式克制自己,那么我所生活的社会将达不到我认为对衡量社会必不可少的标准,这样的话,我就必须生活在一个组织方式与自身观念格格不入的社会中,而且还要支持它。然而,让人不解的是,相比于那些在一定程度上必须生活在被他们无法接受的规则束缚的社会,怎么在这种社会的社会控制权损失就会更少。

(同道翻译组,以英文人文社科类文本为主,联系方式:tongdaoweixi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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