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NGO创始人的独白

本文已获得侯达俊先生授权,转发请联系原作者。图片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6cd1fbf50102uwz0.html

编者按

自2004年致力于推广乡村小学阅读的梦想行动(Dream Corps)由美国杜克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创立以来,十年间他们在中国农村建立了五十个乡村学校图书馆,筹集了近七万册读物。本文作者侯达俊是梦想行动创始人之一,现任梦想行动理事会长。本文不仅分享梦想行动在成立初期如何从一个理想一步一步变成了现实,同时也具有给其他非营利组织的参考价值。

他们的宣传手册上是这么说的:

“海外的留学生,以各种方式关注着国内的发展。我们都知道,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让人骄傲,但贫穷、失业、教育机会的缺乏仍然困扰着很多地区。我们除了忧心忡忡,除了高谈阔论,我们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将我们的关注付诸行动。我们的知识、见解、人生经历,是我们自己梦想的铺路石,也可以成为另一个人的激励源泉。我们除了是教授的助手和未来的研究者,我们还可以做一个传递梦想的人。加入我们的志愿者团体,和其它杰出热诚的志愿者一起,将书籍、资源和对知识的热爱带到需要的地方。社会的改变起源于我们自己。”

“我小时候就梦想有很多很多的书可以读,有段时间我甚至梦想当新华书店的售货员,那多好,天天可以看很多书。现在,如果我也能给需要书而没有书的孩子提供点书,我就太高兴了,就这么简单,这也是支持我做DC的原动力之一。”

--侯达俊

3S:Society, science, self-awareness

提起梦想行动(Dream Corps,简称DC)不免要提起3S。3S是杜克大学校园里一个松散的兴趣性组织。 3S成员比较多元化,学什么的都有,也有来自别的科技三角研究园区(Research Triangle Park)学校的学生学者,比如赖立里。3S就像它的名字:society, science and self-awareness(社会、科学与自我意识),主要由一帮关心社会的同学组成。它没有什么常规性的活动,主要就是大家发发电子邮件。在大多数时候,它更像是一个邮件组。由于登记的多是中国学生,所以谈论的事情大多和中国有关。在周末的时候,我们也会搞一些主题讲座之类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参加的第一次活动就是乐钢教授所分享的的西藏游记。四五年过去,当时的情形还历历在目:乐老师把他一路上拍的照片给我们看,同时讲他的观感和评论:喇嘛教、大草原、大西部、藏文、中国经济和中国特有的家庭价值观、西部开发、中国年轻一代基层领导的闯劲。他还着重提到新左派。乐老师那颇有激情而又不失深度的话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我对这些问题一直都有思考和困惑,对乐老师的观点感触颇深。乐老师后来和DC也有颇为密切的关系,成为DC的咨询委员会成员(Advisory Board Member),只是之后没能再次谋面,甚为遗憾。

正是在3S的其他活动中,我得以认识罗军、蒋洪生和胡馨。陈怀远则是在他组织的佛教打坐会上认识的,王嵛和谢丹夏等人则是很早就认识的。在我的印象中,3S还搞过其它几个活动,如中国绘画史、赛义德思想讲座等。那时候最重要的组织者就是罗军和蒋洪生,地点也多在罗军所在的哲学系。

2004年,3S特别活跃。还记得那年杜克图书馆展出日本侵略东北时歌舞升平的图片,却并未对当时的历史背景详细说明,这件事情引起了一场争论。最后在多位3S成员和中国学生会的交涉下,图书馆做出了让步,更改了相关的说明。这很大的增强了我们留学生的凝聚力。

DC成立过程

在DC的宣传单上有这么一段话:

“海外的留学生,以各种方式关注着国内的发展。我们都知道,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让人骄傲,但贫穷、失业、教育机会的缺乏仍然困扰着很多地区。我们除了忧心忡忡,除了高谈阔论,我们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将我们的关注付诸行动。我们的知识、见解、人生经历,是我们自己梦想的铺路石,也可以成为另一个人的激励源泉。我们除了是教授的助手和未来的研究者,我们还可以做一个传递梦想的人。加入我们的志愿者团体,和其它杰出热诚的志愿者一起,将书籍、资源和对知识的热爱带到需要的地方。社会的改变起源于我们自己。”

我想在3S阶段,大家就是在这么一个“忧心忡忡,高谈阔论”的状态,大家对一些共同感兴趣的课题进行一些清谈性的讨论。当然,这一些也为DC的成立建立了一定的基础。所以,成立一个这样的组织的想法一产生便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也是2004那年的春天,3S邮件组有很多关于中国的讨论,例如中国经济何去何从,是把饼作大还是把饼分匀,是要环境还是要GDP,当然也包括海外学子在这场社会经济大变革中所应该起的作用和该持有的态度等。我发了一组反映弱势群体的生活的图片,引发了一场讨论,包括了罗军的“麻婆豆腐论”和立里的质疑,也包括了洪生和和他太太彭牧的态度,徐建国的机会平等论,还有谢丹夏同学初听起来有点震耳的一句话“let us go to rural China(让我们去农村吧)”。这一句话很重要,而且迅速的被后来的DC所实现了。谈及这一场讨论,当时罗军有一个总结,现照抄如下,以保持其原汁原味:

Dajun started the whole thing.

Hongsheng expressed compassion and stressed destiny (“duty is unto myself!") —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Peng Mu emphasized genuine understanding and respect as a guard against any imposition from above or outside — the progressive anthropologist attitude.

Jianguo pointed out the necessity for the scale of social equality to tilt making more opportunities for the underprivileged to do better than their own socio-economic resources allow

— the Rawlsian ideal.

Danxia wants to bridge the elite and the grassroot and starts with getting the right environment that affords opportunities — statesmanship in the making.

翻译:

达俊是发起者。

洪生表示同情,并强调了使命(“人人有责!”)——儒家传统

彭牧认为,必须有真诚的了解与尊重作为基础,才能避免将外界的意愿强加于人 ——人类学角度

建国指出,社会公正的天枰必须倾斜,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机会,才能让他们不受自身社会经济资源贫瘠所限 ——罗尔斯正义论

丹夏希望通过创造适当的环境,提供机会,将精英和草根群体连接在一起 ——国家治理之策

与此同时,梁发福、胡馨、巍魏等学习公共政策的同学们,从一开头就给DC注入了一些NGO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的有效营养。在激情和专业结合下,很快我们就开始了DC的筹划。一方面准备回乡支教,另一方面成立正式公益组织。我们这面旗帜一打出,自然就吸引了一批对此感兴趣的同学。记得有一次在发福家,大家喝啤酒啃鸡腿,慷慨激昂,言辞犀利。胡馨、巍魏、王嵛等人开始积极准备行动计划。由于我们没有什么先例可以借鉴,我们有很大的创造空间,同时也有很多的困难。那时候我们订下了活动开展的时间和内容等,大部分DC一直沿用至今。开了几次会,一起吃了几顿饭,大家迅速的成了朋友。印象深刻的是一次在罗军家烧烤,来了非常多的人。临出发前在我家,大家吃着比萨饼惜别。

一开始DC的名字叫Dream Project,梦想工程,有点效仿希望工程的味道,后来才改成现在的名字。大家在名字这个问题上翻来覆去的讨论了好久,但我们还有其他很多DC相关的事情要做。我总是那个开口说“不要讨论名字了,我们该做别的事了”的人。我当时在研究80/20原则,我总觉得我们是在草创阶段,要花有限的20%时间迅速做好80%的事情,不然会影响我们的冲劲。我的这种风格大部分保留了,但是,经过了四年的操作,DC的成功与否主要要看那20%的事了。细节会决定成败。那天和怀远谈话,谈及这个问题,我是很同意这种看法的。

通过DC认识的朋友真的是一帮非常优秀要好的朋友,我想我们可能会因为DC而成为一生的朋友。我相信,我们大多是理想主义者或是曾经的理想主义者,我们都着有比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知识分子的良心。生活在美国的一群留学生,大多数还是面临比较大的生存压力,要取得各方面的成绩大都要付出比较大的努力。可以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我们心中的梦想。在学业有了一定的成绩的时候,梦想行动则是实现这一种梦想的尝试。几年以来,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做梦想行动?除了因为梦想行动是我们自己亲身创立的以外,还有就是我们对这份梦想的坚持。记得在发福家喝啤酒啃鸡腿的那天,各位同学对于怎样实现社会平等,怎样帮助弱势群体各抒己见,大家对要去做这样的事都是没有异议的,但是却有不同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要先去取得个人的成功,在拥有财富或者影响力以后,然后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另外一种则是坚持可以从现在就开始做,从草根做起,以草根的力量做起。很明显,DC的人大概都是持第二种看法的。

为社区和社会服务一直是我所热爱的事情,在杜克的时候,我也经常报名参加各种社区志愿者的活动。从这件事开始,我就想,多好呀,这就是我要做的事。而且,我比较早就竟识到了互联网络的威力:这样一种工具给了个人和草根非常有力方法来对社会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且不论是好是坏,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或者是被有些特定的阶层或者是政府所垄断的。某种程度上,互联网络同时也对弱势群体起到一种均衡作用,因为他们的声音可以更容易的发出和被听到。这种变革在四年后的今天是依然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对于有一定思想的理想主义者而言,这么一个工具则是一个可供利用的有力的武器,而如果这样一帮人又有一定的务实精神的话,则他们就可以多少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在下面的文章中,还会有这方面的论述。

在讨论如何做DC的时候,有过很多的想法。即便在今天,DC核心成员的一些思想还很难统一,对于我们的使命和愿景还不够明确。这非常的正常,我们的组织成员非常的多元化,有学习人类学的、教育的、哲学的、公共政策的、工程的、文学的、物理的。能比较长期的参与到DC的人,都是对DC所要解决的问题有过自己的思考的,再加上想法跟实际操作也会有一定的差距,难免大家会有些不同的看法。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们有比较多的可能性。就像一个婴孩一样,他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可以成为人们心目中不平凡的人,也可以在世上平凡的过一生,他可以有不同的性格和际遇。对于DC这个婴孩,由于他的出生带有理想主义者的色彩和强烈的使命感,大部分的参与者还是对他有一种不平凡的期望的,所以我们有一些高调的行为。就像在.com时代,开创企业的人都会号称他们即将改变整个世界或者世界的一部分。这样一种想法有非常好的作用,那就是给这个组织提供了冲劲,使组织在一开始最困难的时候给参与者动力。在社会领域,更具体化而言,在NGO领域,最初提出倡议的人都是那种不世故,不满现状的人,或者叫他们愤青?当然,愤青有很大的可转变性,很容易在呐喊后力竭,从而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DC发展到今天,自然是上面所说的各种力量汇合之后的结果,当初丹夏到农村去的号召,还有那一年在洪生和丹夏家乡进行的下乡活动就是非常好的举措。这股冲劲直接促使了DC的诞生,这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后面的一切都还是空谈。不过,在DC第一年的活动中,同时而来的有一些务虚的做法,这样的做法很快招致成员的不同看法。因此,后面的几年操作中,我们变得比较务实和低调。这对一个真正做实事的组织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虚的东西是不会长久的。但是,在明白了这样一种动态以后,我们是否也可以反思一下我们是否会矫枉过正,我们是否对我们和志愿者作为一些普通的人有着过高的要求?我们是否在某种程度上要给大家一种成就感和荣誉感?对自愿者我们是否应该更加的尊重?我们有什么办法让DC的参与者都为之感到骄傲?我们怎样才能让更多的人以更大的热情为DC工作而不是一味的只基于我们现在的力量和规模?甚至我们也要思考如何把DC这把火炬传递下去。

2004年的首批志愿者离开美国的时候,呆在美国的同志们有一种送战友上前线的感觉。当然,在美国的参与者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很多必要的工作。一是网站的建设,当时的一个参与者(不好意思,名字忘了)提供了网站服务器,罗军进行了大部分的网站建设,包括论坛、blog等,有模有样的。之前,我们还向杜克的亚太研究所(APSI)申请经费,王嵛、巍巍、丹夏和我准备了演示文稿,我作代表向杜克大学文化人类学系教授李瑞福(Ralph A Litzinge)介绍了梦想行动。他基本上是当场拍板要给我们两千美元,可见他非常认可我们的行动,他后来也是我们的咨询委员会成员。同时,申请免税资格的工作也在进行,几个学习公共政策的同学使这个在我们看来可能很复杂的过程变得相对简单。我不是那种字斟句酌的人,基本没有参与内部章程的起草,记得当时有个叫蒋洪的同学出了很大的力。倒记得是发福和我到罗利(Raleigh)去取被批准的文件的。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要举家搬到新泽西州,我们自己租车搬家,帮我搬家的就是DC的同志们。我离开杜克的时候,居然发觉自己最舍不得的,就是这些志同道合的同志们。我到了新泽西,并没有和大本营失去联络,罗军在筹备第一次会议的时候,花了好大的劲让我们几个在外地的人土法进行了远程电信会议,据说还是他太太陶蓉的杰作,真不容易。一切都操作的很民主,很专业,也有板有眼的,我当时都有点吃惊,心里倒是暗喜。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同时,DC的董事会也成立,我成了它的成员。我一直都对DC是否能够坚持下去有非常大的疑惑和担忧,我觉得我最大的努力,尤其是头三年,就是和大家一块儿防止DC的崩溃。就象高西庆在2005年的总结论坛所说的一样,我们这样的组织非常好,但是可持续性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这真是一语中的。一件公益事业,大家认可,偶一为之也容易,捐点钱似乎也不难,但真要长久做下去,每年花几百个小时开会,作事,真是需要一些精神的,作一年可以,两年可以,作上五年十年的就非常难,尤其是在没有物资回报的同时,精神回报也很不确定的情况下。就像我现在为公司工作,如果我不认可这是一件高尚的事业,我至少可以把它当成是我的职业,得到物质上的回报。做公益就不一样,尤其是当我们对我们所作的事情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看到或者有或者没有的效果的时候,就比较难。核心成员尤其难,因为他/她们要对事情负最后的责。在这点上,我最佩服陈怀远,他连续四年参加活动,对DC的持续作了巨大的贡献。

谈及我们的活动的效果,我是有一种天然的信心的,这种信心不是建立在学术研究,数据分析上的,而是建立在生活经验和直觉上的。我觉得我了解农村,因为我就是在不富裕的农村里长大直至上大学。我知道农村需要帮助,因为我小学的所有同学没有一个上大学的,前年回去和儿时要好玩伴聊天,发现他们大部分过的不好,农村耕地流失,进城当农民工,都满辛苦地在生活。我不想在这里比较我和他们孰好孰不好。我觉得我因为运气而得到了更多的教育的机会。而这种机会对一般的农村的孩子来说,是不可求的。那天在费城的自由钟前,浮想当时的亚当斯、杰斐逊之流真是理想主义的可以。他们说人生而平等。当他们在说这话的时候,还在蓄奴,还在心安理得地享用奴隶的服务,这样的理想主义是不是有点虚伪和令人厌烦呢?我们的呢?就此先打住。我们要面对的就是这种不平等的问题,这对我而言是很清楚的,而且是带有感情色彩的。至于如何去应对这样的问题,方法可以很多,很多人做过不同的有益的尝试,我们也在尝试,可惜不能像吃自助餐一样,每样吃一点。图书馆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且从一开始就被我们发现了,这真的是很好的一件事,使我们少走很多弯路。对我而言,我对图书可能对一个农村孩子的影响有深刻认识,因为我就是图书的受益者。我之所以会比我的小学同学学习要好,我觉得和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意外的得到了20本童话书,10本名著,5年的《科学就是力量》有关。我有一段时间就是痴迷它们,把它们翻了好几遍。我觉得我就是那时候开化的。我无比感激那些意外得到的书和给我书的亲戚。我想如果没有这些,我就不会跟大家在这里做这样的事情了。当年,大家对江西黎川的梦想图书室还有一点犹豫的时候,我是大力的支持者,我还专门为它捐了两百美元。我当时心想这太好了,图书馆太好了。我小时候就梦想有很多很多的书可以读,有段时间我甚至梦想当新华书店的售货员,那多好,天天可以看很多书。现在,如果我也能给需要书而没有书的孩子提供点书,我就太高兴了,就这么简单,这也是支持我做DC的原动力之一。

(编辑:马由游,多伦多大学图书和媒介本科三年级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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