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评| 香港小说中的“幻想”与“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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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电影《胭脂扣》海报,由李碧华同名小说改编。

★ 本文为著名汉学家、悉尼大学教授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的英文论文The Uses of Fantasy in Hong Kong Fiction: Shaping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Identities,由微思客成员郭毅编译,如需转载请联系作者,并注明文章及作者完整信息。

香港小说中的“幻想”:形塑殖民-后殖民身份


杜博妮/文 郭毅/译

  • 摘要

在三部值得重视的香港小说中,都存在一种有趣的“幻想”(fantasy)元素:尽管在对香港的殖民-后殖民社会所构筑的幻想有所不同,但它们都在大众或精英读者中赢得了众多拥趸。李碧华的《胭脂扣》(1984)书写了三十年前香港的时代男女重寻自我的故事,故事因为滤掉了殖民地的英国人而取得巨大成功。[1]董启章的获奖小说《地图集》(1997)借助了来自未来的考古学家的视角,通过对遗迹的挖掘串联起香港历史的碎片。黄碧云的《末日酒店》(2011)采用地理错位的方式,以一家澳门酒店象征东亚殖民社会的魅惑与腐败。这些小说都没有以一种说教的方式触及现代香港身份的复杂性,反之,它们在恰当的距离之外创造出了一种幻想,而作者对当地历史与民俗的依恋主导着这种幻想。

  • 导论

战后最戏剧性的事件便是1997年7月香港回归中国大陆。这个被俗称为政权移交的事件,无论在虚构还是非虚构领域、在中国还是外国都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而在以下三部敏锐的小说中,香港回归的意义被进一步探索:李碧华的《胭脂扣》(1984)[2]、董启章的《地图集》(1997)[3]和黄碧云的《末日酒店》(2011)[4]均未明言香港的“回归”,但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读出这种意味,因为它们均借助“幻想”来表达对香港的身份与生存的关切。

就语言和叙事风格而言,三部小说既有传统的,也有实验的。这三部小说都以普通话写就,尽管对话中不时夹杂一些粤语的表达,包括一些粤语特有的汉字。在普通话中这些汉字或不存在,或者另有他义。但通常来说,通过上下文足以理解这些字的意思,并且大陆版的《胭脂扣》与《地图集》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包含这些粤语对话。(《末日酒店》或许不太可能进入大陆,但即使如此,也非语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这三部小说风格迥异,是它们共同的主题与相同的“幻想”元素,共同揭示出香港的复杂性。

《胭脂扣》

因为1988年那部改编自小说的同名电影,《胭脂扣》是这三部小说中最广为人知的。在小说对香港的刻画中,到处是这样一些中国人:他们活在当下,却心怀对未来的恐惧,亦被过往纠缠。小说最初出版于1984年——那一年英国同意交出对香港的控制权——《胭脂扣》便描绘了这个殖民地的过去与现在,那时那位来自北方[5]的巨人在这块土地还未扮演后来那样的重要角色。

《胭脂扣》的叙述包含了两条线索,它们无意中交织在一起。故事开始于1980年代,由报社办公室、选美比赛、电子密码等琐碎事务拼凑而成的都市图景——两位主人公对这庸常、日复一日的生活、对彼此都感到厌倦。第二条线索在同一地点展开,时针拨回半个世纪之前,竟满是青楼、鸦片、赌窝和粤剧馆;唯有在一个来自过去的鬼魂携带着那段关于激情、自杀、背叛与牺牲的故事侵入他们的生活之时,这对情侣终于意识到:曾经的妒忌、情爱与温存已是如此惘然。

《胭脂扣》被称为第一部在本土当代史中汲取灵感与本土色彩的香港小说。这部小说重塑了香港的1930年代与1980年代。它过滤掉了曾在30年代与80年代成反比主宰过香港的殖民上层建筑与经济帝国主义,也没有触及悄然逼近的统治力量——80年代以来,刚刚富强起来的中国对于重新占领这座城市的强烈意图引发了激增的经济投机行为。

因为香港再也不可能以新加坡那样的独立城市国家的身份出现,所以完全理性的叙述方式已不足以讲述“香港故事”了。取而代之的是:30年代爱情传奇的幻想在独立社会的幻想中悄然重现。由此造成的消极叙述空间回避了对国族、文化身份话题的公开讨论,因而对人物内在精神世界情感发展的挖掘难以深入。

在写《胭脂扣》之前,李碧华已经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畅销书作家了。与她的其他小说一样,李碧华以一种谈话式风格创造了《胭脂扣》中的故事、人物与描述,这与小说的灵异(supernatural)、浪漫基调形成了鲜明对比。小说对政治经济现实的拒斥使其风格与内容互相对立,从而引发了关于区分幻想与现实的一系列可疑的问题(problematic questions)。

《地图集:一个想象的城市的考古学》

董启章这部小说的名字确认了蕴藏其间的幻想元素:一位来自遥远未来的考古学家为了挖掘一座失落城市的碎片,穿梭于一张张地图、蓝图和公文之间。透过这双眼睛,董启章重新打量着1990年代的香港。然而这些文件有其限度:它们取材自本土中国神话和早期殖民故事,但尽管它们包含了90年代以来的遗存,却丝毫未见1950年代以来殖民管理者、商人或其他外国资本的踪迹,而一股来自北方的神秘力量却作为一个令人不安的“他者”在叙述中间或出现。[6]

当李先生沉浸在对浪漫过往的怀念以及对当下与未来存在的否定时,董启章在绝大多数的篇幅里对香港——这座他生长于斯并即将永远失去的城市——的消逝抱着一种近乎超然而理性的态度:个人的失落感仅在一些抒情段落中闪现。用作者的话说,《地图集》创作并出版于1997年,这一年作为殖民地的香港被英国统治者归还,成为了中国主权之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然而我并没有选择直接地、狭义地去书写这一事件或当时的情形,而是把小说设置在一个未知的未来,主人公在一种回溯性、考古性的视角中探索这个城市的起源以及失落多年的过往。这是一个被认定为已经消失的城市,而学者们利用刚刚出土不久的地图和文件,在想象性的阅读中努力重建这个城市的历史。的确,这座城市是在遗迹和碎片之上重建的,这就使得“历史”的现实性与本真性成为了一个问题,反之也为虚构在历史生产过程中的介入扫清障碍。[7]

董启章笔下的叙述人一块块拼贴起这座城市的残片:这个城市中的居民被外来者统治并忘却了他们的历史;这个城市被侵略者征服并被他们变成了流放地;这个城市涌入了企图重新占领这座城市的难民,人口因此非自然膨胀;这个城市华丽且污秽——既是财富与特权的花花世界,与此同时,大部分本地人与北边那个经常揭不开锅的、腐败的邻居共同创造着“货真价实”的贫穷与堕落。

在《地图集》中,董启章创造了自己精确至极的风格,恰若一条泥沙俱下的浊流,时而融汇着历史与虚构,哲学反思与官方规划,地图与诗歌,以及绘图器物与浮城谜事的传奇。当人物的情感纠葛为《胭脂扣》提供了强大的叙述驱动时,董启章的小说却没有一种一以贯之的总体化叙事,它仅仅是一个个的片段,欲望匆匆来去,而自始至终除了无名的叙述者,没有人物。

《末日酒店》

三部小说中出版时间距今最近的是黄碧云的《末日酒店》,这部小说退到了一段殖民历史中,但那却不是香港的历史。[8]故事被设定在澳门,对于香港的读者而言,那或许是殖民主义的少儿版本(香港则是成年版本)。作为对殖民生活的一种幻想,将地点换到澳门可能会让香港的读者好受一些,尽管如此,小说对衰败的社群的描绘还是让人有种不祥的预感。

《末日酒店》创作并出版于香港回归15周年庆典与第三次香港特首“小圈子选举”的前夜。这部小说独特、奇异、时而晦涩的风格(相比于其他两部小说)与它极端殖民幻想的品质相符。小说表面是以澳门一家著名酒店的历史为主角,酒店名为“贝拉·维斯塔”(Bela Vista)[9],数代以来,无论来自香港、大陆还是国外的游客们都喜欢住在那里。就像一位法国记者所说的:

贝拉•维斯塔不仅仅是一家酒店,它还属于那仿佛永远不因时光而老去的浪漫所在。在1992年维修改造前,这是一个魅力十足、古色古香的旧式建筑:既是澳门灵魂的化身,又是这个城市的象征。这座拥有宽敞走廊的殖民风格建筑矗立在高地之上,曾经傲视南湾大马路一带(the Praia Grande)……1936年,它再一次成为酒店……远离战场,澳门为人们提供了放浪形骸、醉生梦死的生活可能……(六七十年代的)那些员工看起来像这座建筑一样老,像这里的水龙头一样毫无压力……它就像一位饱经沧桑并乐天知命的老妇人,散发出一股安详的魅力……这里曾经拥有巨大的卧室,微风吹拂窗帘,而每到台风天,那些不堪一击的窗户根本挡不住外面的狂风暴雨;但就是这满是灰尘的老贝拉•维斯塔让曾经在这里待过的人魂牵梦绕。贝拉•维斯塔就是澳门。伴随着酒店最终关闭,这座城市历史的一页被撕去了。[10]

在黄碧云的小说中,末日酒店是殖民社会的缩影,那些只是偶尔意识到自己身处于众多广东人之中的土生葡人[11]注定在现代世界灭亡,而替代的统治者们却没有了他们那种历史感、传统以及对生活的爱。[12]

小说中的人物游走于末日酒店的鼎盛时期:他们出生,恋爱,受难,死去,最后被其他人取代,而不幸的命运将再一次上演。[13]然而他们的人生故事从来不会单线发展:人物会先出现,但直到数段甚至数页之后,作者才交代这个人物的身份,包括姓名、职业、与他人的关系等等。事件通常没有明确的因果目的;冗长的描述也只是无目的的闲笔。激情、背叛、暴力在人物之间一再出现,但叙述者一般不会给出任何判断;而人物经常为生活和思想的神秘而沉思、而交谈。叙述不时穿插着欧洲音乐曲目的名称;绘画、喷泉和雕像若隐若现。只有十分细心的读者才能在这本书两个界限不清的部分之间追踪到故事主线:一部分是酒店及其经理在1936到1941年间的历史,另一部分是第一人称叙述,该叙述者的家族在1941至1956年经营着酒店。黄碧云自然流露出的文字中没有创新之处,刻意求工的斧凿痕迹也显而易见,但她那种错位的叙述策略既不寻常,又引人入胜。

但并不是所有与1997年相关的香港小说都选择使用幻想。黄碧云1994年创作的小说《失城》就没有这么做,小说站在香港的英国侨民和中国家庭——包括80年代移民离港、90年代返港的那些人——的角度,讲述了这些人对即将到来的“回归”的反应。[14] 类似地,约翰·兰切斯特(John Lanchester)在获奖小说《芬芳港》(Fragrant Harbour)中向我们展示了他在殖民-后殖民的香港收集的轶事,它们往往有现实依据。这本小说也用了数页篇幅介绍90年代移民澳大利亚、97年后归来的中国人。(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由居住在香港的外国人所创作的英语虚构小说通常很少使用幻想:也许香港的现实对于这些盎格鲁萨克逊人而言,就够得上幻想了。)[15]

与一些对香港困境作现实主义式[16]摹仿的作品不同,前文论及的这三部小说构成了耐人寻味的“幻想”三部曲。它们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们坚信:作为独特现象的香港背后,存在着一种明确的身份认同(a specific identity)[17]。

  • 结论

如果说中国在漫长的二十世纪中经历了持久的动荡,那么区区香港亦是“身世沉浮雨打萍”,这反映但非复制了中国大陆种种此起彼伏的运动。香港走过了属于自己的那创伤性的一幕幕:这个小岛由村庄变为城市,由帝国一隅沦为殖民地一角,由英人治下回归大陆。

在这一阶段的初始,香港文盲率极高,本土文化繁盛。作为定位于全球化社会的先例,20世纪的香港利用自身的殖民-后殖民不确定因素(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uncertainties),将自己转化成21世纪多元文化的世界中心。尽管有列强的入侵和进驻,但19-20世纪的中国并非是一个殖民地,反而是一股殖民势力:在英国和日本(或民族主义者)的统治力量分别撤出香港和台湾后,中国大陆开始宣称自己享有对这两个地区的主权。对于现代中国共同体(a modern Chinese community)之中的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文学叙述而言,香港为想象性的写作提供了一座丰富的矿藏。

香港文学的一个个方面,是全球化社会的种种初期现象,这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中国现代性的另一种视角。香港对世界大潮的应对是充满活力与创造力的;香港极其尊重传统,但这种尊重并非一成不变,反倒不时透出讥讽。香港文学被世界其他地区忽略,更多是因为全球政治的问题,而非复杂的文学与文化的地位原因。在一种“三语文学”(trilingual written literature)中被解释或被抵抗的一种新的身份认同,是现代香港最卓越的成就之一。[18]但这项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被掩盖了,因为学者们通常将关于香港的中文作品与英文作品区别对待,全然无视其共同点。 比如说,兰切斯特的《芬芳港》[19]就不会被归入香港小说,尽管作者个人及其家族在香港的经历使得这部作品具有非凡的洞见。然而尽管这部以英文写就的“香港小说”在全球畅销,本土作者用中文完成的那些小说却几乎不为海外读者所知。[20]如此说来,香港的中文小说丢掉了一大部分潜在的海外读者,与此同时,大陆读者对香港的主流文化亦是所知无几。

无论是否以幻想为特色,不可否认:香港汉语文学文化无论对于汉语读者还是英语读者,都是一个谜一样的存在。与瑞士、丹麦、爱尔兰和挪威这些欧洲国家相比,香港尽管有着不相上下人口数量,但其文学依旧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香港文学中大量作品因为语言问题与大陆读者、英语读者存在隔阂,而这一现实问题又因这些读者缺乏对香港的了解恶化。大陆读者、英语读者尤其难以理解从一个殖民社会过渡到后殖民社会的特殊问题。考虑到澳大利亚被殖民的历史(以及在有些人看来是殖民主义者的现在),也许澳大利亚人较之其他人更能理解这种复杂性。

为什么由香港本土作者创作的文学作品很少被翻译成英语?为什么这些作品在英语读者中不流行?香港文学的虚构是否能够帮助形塑本土身份认同?抑或这些身份认同只能是外在事件的产物?为什么这些作家都选择去写幻想小说?这篇论文仅仅是为各种猜想提供了空间。然而说到幻想,可以再多提几句。幻想可以被视为一种有意无意间实施的“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它可以为思考社会现实提供想象性、启发性的方式,将娱乐与忧伤的调子相结合——有时小说中的幻想本身就是一种报偿。也许最为惊人的是,幻想给我们创造了距离:这是我们与社会现实、政治现实之间的距离;是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时间距离;是澳门到香港的空间距离。在现代汉语写作的后殖民语境中,幻想可能提供了一种不一样的阐释学。

2012年以来,香港大学开展了一项“冷酷无情”的问卷调查,这项研究着重关注的内容包括“香港/中国”身份认同(Hong Kong/Chinese identities)、市民对新特首前所未有的敌意(他甚至还没宣誓就职)以及港人对大陆观光客的仇视情绪——这一切(甚至更多)都使得香港的身份问题愈发具有争议性。2014年,陆港关系的紧张程度只升不降。而毋庸置疑的是,上述这三部小说均或隐或显地坚信:作为独特现象的香港背后,存在着一种明确的身份认同。更为有力的证据是,这三部小说拥有一个共同叙事特点,那便是幻想:无论是借用爱情传奇的形式、怀旧或是时空距离,幻想性的叙述在一段时间内,都将作为表达香港身份认同的一种恰切模式。

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悉尼大学访问教授,爱丁堡大学荣休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研究所研究员,曾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执行主任(2006-2007),香港城市大学翻译系访问教授(200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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