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阮炜:古典文明的现代气质

★本文原载于2014年9月23日的《深圳特区报》,原文标题为《周朝文明的现代气质》,作者阮炜。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另外,配图来自网络。

古典文明的现代气质

文/阮炜

据汤因比、雅斯贝斯等人,中国文明是一个“早熟”、智慧的文明。何以见得?中国文明在先秦时代理性化程度就相当高了,明显高过其他文明;大多数古代文明早已消亡,而中国文明以其中道与和平的精神却能一直延续下来,虽也有涨有落,有荣有枯,大体上却算得上长盛不衰。这种认知与五四以来很多人把中国文明说得一无是处,把它打成“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真有天壤之别。

为什么说中国文明很早就有了高度理性的思维?稍稍浏览了一下中国历史,便不难发现周与商之间有一个明显的断裂,这一断裂的本质在于周人的思维发生了理性化飞跃。在此之前,人们对鬼神是非常恐惧的,所以祭祀非常发达,堪比同时代的两河流域乃至七八百年后的古希腊。商人祭祀上帝或鬼神,动辄就用几十甚至几百个人殉葬,其中大多数为奴隶,但也不乏有地位的人即贵族。这种现象,现称之为“人殉”,是畏惧超自然力量的结果。商人觉得,上帝或鬼神很难打点,要是不献出宝贵的人类生命,就会得罪它们。为讨好它们或抚平心中恐惧,竟不惜牺牲人类生命。这是实实在在的恐惧,决非说说而已。这表明,比之周边方国或部落,商人文明程度虽然更高,但总的说来仍非常愚昧。

为什么说周人的理性化程度明显超过商人?文献和考古发掘表明,周人虽仍有一定程度的迷信,却已抛弃了商人的上帝观,转而强调“以德配天”,即,以基于观察、推理和分析的实际行动而非繁琐的祭仪来“取悦”上天,永保天命。那么为什么只是到了西元前11世纪,周人才得出这一认识,而非更早或更晚?这是因为此前看似无比强大的商,在弱小的周及其盟邦打击下,突然间便土崩瓦解了。于是,周人总结教训,追问自己为何能以弱胜强,取得宗主地位。正是在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永享天命的期许中,周人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道德自觉。他们意识到,商人用来吓唬弱小部族的上帝观或鬼神崇拜,是没有根据的;商之所以灭亡,根本原因在于统治者未能“以德配天”,未能“敬德保民”,而非因为不祭拜上帝,或祭祀态度不好或方法不对,惹得上帝不高兴,不再关照他们了。

其实,早在灭商之前,文王便说过“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一类话,这说明他已意识到,殷纣王不重视夏后氏被商汤灭亡的教训,后果很严重。总之,周人相信,个人或集团只有要合理的行为和良好的道德,就能扭转不利局面,就能有福气或吉祥,此所谓“君子德行焉求福,仁义焉求吉”。周人这种思维是高度理性的,或者说具有明显的现代气质,而现代中国人都是周文化的传人,现代中国文明很大程度就是对周文明的传承。到了春秋时期,孔子甚至对用陶佣代替真人来殉葬也不能容忍了。他说“始作佣者,其无后乎”?即,最先用陶佣殉葬的人是残忍的、不人道的;他们难道就不为自己的后人着想,积点德?但孔子说这话,很大程度上是整个共同体的思想氛围使然,或者说,他的话代表了当时华夏共同体的整体思维或心态。

如果我们读一读跟春秋战国同时期的古希腊历史,不难发现希腊文明虽比周文明晚七八百年,其鬼神信仰却仍十分兴盛。在古希腊,若遇战事,人们一定要求神占卜,故各城邦都养了一大群随军巫师。此时希腊人的神话思维虽已在解体,理性思维正在跃进,但神话在日常生活中仍起着极重要的作用。柏拉图写了很多哲学对话,这些对话不可谓不高度理性,但里边人物包括苏格拉底探讨哲学问题时,却是开口“波塞东”,闭口“阿波罗”。这是先秦诸子中几乎见不到的。换句话说,按儒家标准,希腊文化中存在着大量的怪力乱神。再如,希腊神话中有大量淫荡乱伦、弑父弑母、发疯发狂的故事。一个人发疯了,可以杀很多人,甚至把自己的孩子、亲兄弟、亲姐妹杀死。这也是先秦诸子里殊难见到的。不妨读一读克莱蒙的《劝勉希腊人》,通篇都讲的是希腊人的怪力乱神。

(阮炜,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西方研究所所长,从事英美文学研究、文明研究及西方古典学研究,出版了《20世纪英国小说评论》、《二战后英国小说研究》等英国小说研究著作及《不自由的希腊民主》、《地缘文明》、《文明的表现》、《宗教、文明、文化比较:中国与西方》、《另一个希腊》等文明研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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