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家史| 海西•海东——我爷爷与海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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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被时代洪流淹没的个体记忆,收集和复原那些历史的碎片,寻找和父辈、祖辈的亲密感,重新面对我们的过往,返回我们来的地方。”从9月24日-9月30日,微思客团队与“微家史”团队合作,选推精彩文章,从小处着眼,“寻找大历史的失踪者,把他们请到历史舞台中央,让同时代的大人物、大事件成为他们生命的注脚,舞台的背景。”

【编者按】六十余年前的那场仗,搅动了整个民族,掀翻了海峡两岸。亲人一朝相隔,重逢竟在数十载之后,令人叹而无言。如今环境安乐,昔日的硝烟与血肉,在今人看来只是银幕上刺激的一瞬;而当年战争过后愈演愈烈的政治灾难,更是容易成为今人避而不谈、甚至刻意遗忘的对象。时事轮转,白驹过隙,今人幸有沐和平与安宁,却万不应淡忘历史、生疏故人。于小,家族亲人的血脉传统仍在;于大,每个时代皆召唤勤于思索而具批判思维与责任感的年轻人有所担当。诚如小作者所言,“惟愿逝者安息,生者更加向前”。友情提示:除了微信平台,微思客也有博客更新。期待更棒阅读体验的读者请移步我们的博客平台:wethinker.com

海西•海东——我爷爷与海外关系

戴汭 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高二年级(高2012级)

1949年10月1日,我的学长校友毛泽东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年12月7日,“行政院长”阎锡山宣布“中华民国政府”即日起在台北“办公”。

而台湾海峡以西的我爷爷与海峡以东的我大公的故事,就此拉开了序幕……

一、涧水东流复向西

1949年9月18日,随着一只只木船缓缓停靠在县城中南门的码头,沸腾的人群挥舞着彩旗和标语,在朦胧的烟雾中欢迎解放军进入沅陵这座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老城。10月1日,县内万人集会庆祝全县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历史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这个以维护工农利益为立身之本的政权就此改变了我太爷爷一家的命运。

解放前,我的太爷爷和太奶奶是湖南省沅陵县北溶乡青龙头村老屋场的贫苦农民,家中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不得不来到山下的地主家做长工。遇到荒年,一家人只能上山挖野菌野菜果腹。夫妇二人尽管一贫如洗,却晓得不能让儿女当“睁眼瞎”,省吃俭用将长子我大公戴运珍(后改名为鍔),次子我二公戴运珪都送进了北溶乡小学念书,而我大公更是考入了当时这一地区最高级的新式学堂——辰郡联立中学,且成绩优异。抗战中,听说迁至芷江的国民党宪兵学校在招考宪兵,他怀着报效祖国的热情去报考,成功考上了,后来进一步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二十一期深造,毕业后于1948年初短暂回乡,成亲后又外出。之后他与家人在战争中失去联系,家人也从此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甚至不明生死。

解放后,太爷爷家被划为“贫农”成分。随后,土改在沅陵展开,一家人积极参加本地的土改工作,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太爷爷被许诺一段时间后担任乡农会主席,而二公也当上了生产队的会计。不久,老屋场成立小学,太爷爷的幼子即我爷爷戴运玠也入学读书,一家人可以说真正地“翻身做主”了。

可惜好景不长,一个所谓“海外关系”的梦魇出现了。

在1948年大公到南京后,因为文笔好被十二兵团司令黄维看中,成为他的文书,奔赴淮海前线。后来黄维兵败双堆集,他在被俘前遣散了身边随从,大公当即逃离战场,辗转回到南京,加入了重新组建的十二兵团,担任副连长。

在风声鹤唳的广州,大公寄了一封家书,告诉他们自己的情况,并说准备赴台。但此时家乡已经解放,这封家信由于来自敌营被乡政府扣下了,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关注。

后来县政府在调查时,发现了这封信,发现大公身属“反动派”,怀疑大公已经去台;但从此信后大公就杳无音讯了,又怀疑大公已经命丧岭南,只好将太爷爷一家宣布为“疑似有海外关系的控制对象”。一夜之间,一家人从“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变成了“不可靠的人”。

所幸这种怀疑并没有被坐实,仅停留在怀疑上,否则我不知道这个历尽磨难的家庭还要横遭多大的风波。

太爷爷对农会主席之位自然不可能“逾矩”企及了。要不是队中“出身好”的新会计预备人选既不会写也不会算,二公的会计一职也难以保全。一家人与村里其他人始终有一层看不到的隔膜,曾经是对于“黄埔高材生”的羡慕,而现在是忌讳“海外关系”的帽子。即使一家人勤劳肯干,邻里有事也总乐于帮忙,但大部分村民还是“近鬼神而远之”了。大公的妻子张氏也旋即宣布“解除包办婚姻”,还把大公回家时寄在家中的“蒋中正剑”交给乡政府作为证物。

前后所遇,判若云泥。

事实上,在大公寄出信之后不久,解放军的攻城大军已经兵临城下。沅陵全县解放两周后,10月14日广州解放,大公随军撤到汕头,短暂逗留之后直赴海东。兵荒马乱,因此才没有继续向家中寄信。赴台后,他先后进入当局参谋大学、“国防大学”学习,开始了在海峡另一头的生活。

二、江湖夜雨十年灯

几年后爷爷高小毕业回家务农,如果不是接下来的一次转机,他可能就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了。

1959年“大跃进”如火如荼,洪江县储木场在沅陵县招募工人,给小村分配了四个指标,爷爷被推选成为其中一员。他直到现在还认为这是一种“幸运”,其实在其它人看来,储木场的普工工资少且工作量大,况且农民恋乡,认为去外地做工属于一种“背时差使”。实际上推荐他去洪江,也是受“海外关系”的“株连”,大抵是让他接受无产阶级的“再教育”吧,但这却成为转变他命运的一件事。

这年他刚十五岁。

刚到单位,爷爷的工作是编扎木材及木排放运,这对于一个未成年人来说是很繁重的体力活。月余后,一个在这里担任副场长的老乡问我爷爷和另外两名同来者会不会做账打算盘。这三人中,只有我爷爷是高小文化,在家学会了打算盘。当年二公是队里的会计,每天在家里算工分记账,爷爷放学后看着他二哥噼噼啪啪地打算盘,便跟着一起打,后来比二公算得还快。爷爷当即演示给场长看,场长看到我爷爷算盘打得飞快,很高兴,就把我爷爷从繁重的体力活中“解放”出来去丈量检验木材。

当时的湘西已不再是沈从文笔下那篇神秘而宁静的土地,密植、深耕都已“四面开花”,“炼钢风”也吹到了北溶乡。一切铁制品都被收走炼钢,并且大规模砍伐树木作为燃料。当地有七个连在一起的山包,俗称“七里包”,峰峦绵长,视野所及,一片苍翠蓊郁,而人们只用几天时间就“像剃头一样”全部砍光。这个储木场自然也不可能成为“桃花源”,每日丈量木材的工作量从9m³增加了近四成。为此场内在工作日每天组织工人加班到晚上十点才散工。另外则是放排。在“大跃进”期间,各地的建设都处于“多快好省,大干快上”中,对木材的需求大大增加,储木场也不得不加大输送木排的量。

放排在滩多浪急的沅江上本该昼行夜宿,但“大跃进”时为缩短运输时间,木排昼夜不停,工人只有凭听水声和看山影的经验夜间行排,但还是发生了一些事故,爷爷第一次放排即出师不利。在一天傍晚行排时,头排直接与暗礁“亲密接触”,尾排随即在江滩上“横刀立马”,导致中间的几块排就撞上了江岸的崖壁,这样一来尾排又骑在礁石顶上。江水很急,来势汹汹地撕扯着排与排之间的缆索,缆索一断,爷爷所在的头排就直接被冲走了。几个被困在排上的人无法控制方向,更凶险的是后面的木排又被礁石撞毁,排上的人只得跳来跳去,躲避着被礁石撞散的四处飞起的几近合抱的木头。最后,一群人全成了落汤鸡。上岸后也找不到什么吃的,是时全国已经进入三年严重困难时期,沿途的粮店只卖盐,而油、肉、鱼属于稀缺资源是没有的。工人们虽然有票,但是连蔬菜都买不到,只有上山挖野菜用盐水煮,又苦又涩,味道可想而知。爷爷年纪小,又缺乏应付这方面的经验,所幸得到几位随行的老工人的关照,省着让他多吃,可谓是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爷爷干工作不怕累不怕苦,场里比较信任他,准备培养他入团。但考察的人调查后发现他有海外关系,入团的事就自然不提了,只是劝勉他以后不要背思想包袱,继续好好干工作——政治总归要挂帅的。入团尚且不得,更何况入党、参军这些在当时十分荣耀的事?爷爷很不理解,很多没有自己工作认真的人都入了团,在政治上高人一等,为什么自己就处处受限?但他也思量自己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好好干。检验木材是一门技术活,一本检验手册,爷爷几乎可以全部背下来,1963年,全省的技术考核中爷爷得了九十八分,升为三级检验员,加之工作积极认真,领导将我爷爷提拔为场里的检尺队队长。

“海外关系”的影响不仅是不能入团、入党、参军,而且在工作中干得再好也不能评优、评先。单位月奖、季度奖、年终奖分为三等,场里的主管人员虽然认可我爷爷工作认真,不奖励说不过去,但同时又要兼顾政治,所以次次只发三等奖。并且这种影响在生活上也有体现,尤其婚姻。在当时,工厂可以随时清退工人,而这种“海外关系户”稍越雷池一步,就有可能被清退。爷爷在洪江储木场工作时,有一位女工有意嫁给他,但爷爷自知这样既影响她的政治前途,自己也有被清退回家的危险,只好推辞,弄得这位女同志很尴尬,最后我爷爷只有向她解释清楚,谢绝了她的好意。另一次,老家一位亲戚介绍了一个对象,二人见面后都很满意,通了一年的信,但女方的哥哥回乡探亲时,怕“海外关系”影响他们兄妹俩的前途,就以“妹妹在农村,会被看不起”为由拒绝。尽管他的妹妹表示不在乎这些,愿意与爷爷成家,但还是被她哥哥阻止了。

要知道政治身份在当时对一个人是多么的重要。爷爷参加工作后一次回家,发现食堂门口蹲着个蓬头垢面,端着破碗,仅着一条短裤和一件汗衫的老人。爷爷很奇怪,因为队里“从来”没有这个人,打听那人是谁,正在打着算盘的二公抬起头来奇怪地看着他,告诉他:“你们小学宋校长啊!你不认得了?”小学共有十三名教师,其中七人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历尽屈辱。对于像我爷爷这些有着“海外关系”帽子,已经被“管控”但还没有像“右派”一样被剥夺劳动权力的人来说,唯一能做的就是多干活,不“乱说乱动”。

大公是时在海东和他的老上级胡琏驻守金门岛,升为营长。由于是嫡系,他很快就于1957年提升为团长。金门炮战开始后,他所指挥的团是向福建方向开炮的主力部队。炮战结束后,他与一位浙江老兵的女儿在台湾成了家,育有两女一子。

三、天外黑风吹海立

1966年“文革”开始了,第二年“一月风暴”后,沅陵这个小县城也掀起了波澜。县里“革命组织”分化为占据农村的“大联合”和主张打倒各级领导并已控制了县城的“沅水风雷”。双方从当年7月就开始互投石块,直至8月4日“沅水风雷”抢走了县武装部的枪支,“大联合”组织人武力攻城,便被“沅水风雷”击溃,被迫退到城东北约五十公里的大合坪乡。11月“沅水风雷”不依不饶追到这一带,但“大联合”由于保护县领导获得了县里各级军警的支持,重新武装后与“沅水风雷”大战一场,双方伤亡近两百人。

此时我爷爷已经调到县城南郊的东城湾储木场。武斗开锣后,大部分工人加入了“沅水风雷”组织,单位也开会讨论是否北渡沅水去“支援”“沅水风雷”。爷爷十分敏感,立马起来发言,说:“武斗打死人负不起责,自己被打死也不好。我们是个企业,还是要以生产为重,我觉得我们提出‘自卫’的口号好,我们不去参加,也不让人来到我们单位闹事。”这一提议当即得到很多工人支持,单位也宣布不组织武斗。

散会后一个于姓工人鬼鬼祟祟地找到我爷爷,让他去旁边的一个小庙去“开会”。爷爷去后发现那里已经聚了十几个人,于某到后热情洋溢地说:“今天会上虽然没有组织,但是我们还是要去支持一下我们这边的武斗,去帮帮忙。”力邀我爷爷过河参加武斗。“我在会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爷爷摆明态度,“武斗无论是打死人还是自己被打死打伤都不好,我不去。”于某马上拉下脸来:“你不参加就不要来开会。”爷爷离开后这帮乌合之众最终也没有成行。

1968年,中央“要文斗,不要武斗”批示发下,解放军某团进驻县城军管,看似兵荒马乱的城市一夜之间尽在掌控之中,收缴了枪支,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说是“三结合”,但军方一直在逐步清除“革委会”中的“造反派”。那年附近自治州负责军管的师长乘车经过沅陵,得知有“造反”的储木场工人参加“革委会”后勃然大怒,当着这名工人的面大骂对方“你是个什么东西?你还配参加革委会?”,遂宣布他为“坏分子”。此人大恐,当晚就在这“大民主”的背景下上吊自杀了。县里最早的“造反派”头头,在得知自己将被打为“坏分子”后,慌忙席卷公款和粮票潜逃了。

在这种氛围里,爷爷天天过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日子,谨言慎行,瞻前顾后,唯恐言行有什么“越轨”之处,随时提防意外飞来的横祸,好似旧社会童养媳般忐忑。为了不被单位开除而成为身份危险的“无业游民”,爷爷常年以单位为家,只有每年夏天和春节放假才回北溶。1969年的春节,爷爷回家过年,然而家里没有一丝过年的气氛。这时爷爷才得知,太爷爷于年前去世了,顿时如五雷轰顶,跌跌撞撞地来到老屋后的山坡上,来到那个矮矮的,青石垒砌起的坟墓前。世界突然变暗了,爷爷的视线模糊了,心脏也变得异常沉重,脑中一片迷蒙,人似乎一下要飘起来,一下要倒下去,一种幻灭感变化为泪水夺眶而出。自己的父亲已经不在了,而自己却一直不知道!奈何,奈何!在家中过完春节,爷爷只能离开已经少了一个人的家,回到单位。

空气依然是沉重的,“破四旧”来了,这种“海外关系户”自然是重点排查的对象。家中顿时紧张了起来,奶奶便问太奶奶家中还有什么与大公有关的东西。太奶奶没有说话,默默地回到屋内,从樟木箱底翻出几张微微泛黄的大公年轻时的照片和一本黄埔同学录。这在当时就是“反革命”的证据,家人担心招来灭顶之灾,决定把这些都烧掉。奶奶和太奶奶默默来到灶台边,将这本书和这些照片都投入熊熊的灶火之中。望着灶内的照片从中部开始变得焦黄,变黑,烧出一个洞,被烈焰吞噬,最后卷成黑黑的一小块,失去了最后念想的太奶奶的泪水顺着脸上的皱纹不停地流淌着,起初还说是烟熏的,后来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啕起来。

在“文革”中,储木场虽然没有组织武斗,但场内还是有六人因参加了“造反”被以各种名义停职,其中有三人是像爷爷一样有“海外关系”的。而爷爷一直不参加“文革”各派系的活动,对一切运动存有戒心,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才得以躲过了“文革”的恶浪。

在海东的大公,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从未间断过,故乡的每个记忆,像细胞一样执拗地长在他的身上,就好比一道家乡的特色菜,永远会出现在逢年过节的饭桌上,承载着他年复一年回乡的企盼。他日日关注着海峡西边的信息,从台湾的报道中也能了解到“文革”中的种种乱象,又加之台湾当局也一直不放松对手下官兵的监控,“通匪”是要冒着杀头的风险的。迫于特殊年代时局的压力,大公也没有跟海西的亲人联系,也不能第一时间知道自己父亲下世的消息——这点倒是跟虽身在海西的我爷爷很相似。浅浅的一道台湾海峡使两岸骨肉分离、亲情隔绝。后来,大公一路官运亨通,41岁升上校,46岁当师长,50岁被任命为国军二十军中将军长,金门防御副司令。

四、云破月来花弄影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发表了,不过当时爷爷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次改变了中国命运的会议。1980年,爷爷开始负责木材的收购、交料工作。为弄清库存状况,爷爷在年底加班加点对木材进行了盘底,结果发现木材亏损一千二百多立方,当时并没在意,但第二年盘底后发现还是亏损一千一百多立方。爷爷仔细研究后发现收购木材时,采取先派职工下乡到农户家丈量尺寸并收买木料,按量付款后再让司机把木材拉走入库的方法存在漏洞。一是在下乡收木材的时候,职工实际收上来的木材与报上来的尺寸不符,另外在司机将木头运回储木场时木材有遗失甚至倒卖现象。

爷爷把盘底表交给县公司经理看,并且对原因进行了分析,他们有所警醒,授权我爷爷进行改革。爷爷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制度,要求收木人员要将木材收购码单(材积表)交给运输木材的司机带回,安排专职人员验收,杜绝了收木人员与农民串通舞弊,并且组织突击检查,抽查下乡人员的量尺是否准确,如不准确就要扣发当月工资,严重时要给予处分。这个规定实施不久就抓到了两次贪污事件。年底盘底时,储木场扭亏为盈。县公司经理觉得这一方法很好,于是在县辖所有储木场进行了推广。

1985年,鉴于农村进行改革已经取得很大的成果,城市改革也开始起步,逐步扩大了企业自主权,实行责任经济制。企业自主权扩大后,人事问题也不可能再一切讲政治了。凭借在工作上的表现,爷爷该年被任命为县木材公司的副经理。此项任命引起了全公司的轰动。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党员很不服气,觉得怎么能将这个职务不交给他们而交给一个非党人员担任,有人甚至放话“我一个共产党员,连个股长都没搞到,他一个非党人员有什么资格占这么好的位置?”但爷爷看来,这个任命是“给我的一个迟到的公平,是我这么多年努力工作的结果。”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同时宣布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八十年代初,随着两岸关系的不断改善,县委统战部门告知爷爷我大公可能在台湾,并要求他想办法联络。1988年9月,因为一个偶然的契机,爷爷的家书终于放上了大公的案头,信中告诉他老母健在,邀他回乡团圆。大公此时在李登辉的“总统府”任“中将参军”,且已得到可能会升为上将的信号。他接到信后十分激动,但自己无法脱身,又不知是否为对岸的“心战”(大公曾经在厦门的高音喇叭中听到母亲尚在的消息,这广播稿系县台办于炮击结束后让我爷爷所写,在广播中呼喊我大公的名字并告诉他家里的情况),就改为派遣自己的长女与长婿回乡探母,并拍摄了影像带回台北。看到自己那不再年轻,在岁月的风刀霜剑中无情衰老的母亲时,潸然泪下的大公决定马上回家看望母亲。但军职在身,不能马上回去。但思母思乡之情始终萦绕心头,彻夜难眠。于是他毅然辞职退休,在熬过规定的半年后申请到了半月的探亲时间,回到老家。

1990年,渡过沅水库汊的几道河流小溪,走过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弯弯山道,心潮澎湃的大公终于踏上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在熟悉的老屋前,大公见到了此时已在门外苦坐许久盼儿归来的老母。“娘,我是运珍啊”,大公一声呼唤,肝肠寸断,长跪在老母的膝前。“儿啊,可把你盼回了,回来就好。”双目几近失明的母亲老泪纵横,她看不清儿子面目,就用颤抖的双手,一会儿摸摸儿的头,一会儿摸摸儿的手,直到摸遍儿的全身,才把大公迎进老屋。与亲人的团聚让大公的思乡之苦、思念之苦得以释怀,长久以来的“回家”夙愿得到偿还。半月的探亲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在离开家乡回台湾的前夜,大公和衣陪母亲睡到天明,就像儿时依偎在母亲的怀里一样。

大公回台三个月后,家里传来噩耗,太奶奶在睡梦中离开了人世。也许是天意,母子分别四十年后相见的第一面,也是最后的诀别。

五、人间正道是沧桑

之后,大公又多次回乡,给老屋场小学捐了款,给孩子们买各种学习和生活用品,又给北溶乡九校捐建了礼堂并出资帮助修葺校舍,尔后在自己初中母校设立了“戴氏奖学金”,为桑梓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现在,海峡两岸人为制造的隔阂已经罕见,今日来往于海西海东已十分方便,已不像大公首次回乡一样管控森严了。大公也在县城南郊凤凰山上修建了一座别墅,名凤凰居,并在大门上题名为“居思源”,每年回来住住。爷爷和家人时常也去别墅拜访大公,唠唠家常,喝喝小酒,打打麻将。

但是,大公对于乡土的热爱却得不到儿女的支持。他们生长在台湾,扎根在台湾,大陆对于他们来说看似熟悉又十分陌生。而终生扎根于大陆的大公大婆每年总要在家乡住上半年之久。2011年,在老人的一再恳求下,儿孙们终于陪伴他回了一次沅陵,也仅仅只不过是看客,和我爷爷、二公这些大陆的亲人鲜有共同语言。当大公站在青龙头的山岗上,对着自己的弟、妹和子女们动情地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感慨时,弟妹们深有同感,他的子女们却难以理解。

大公一直对自己未能奉养父母深以为憾,怀揣着叶落归根、陪伴父母的想法,多年前就提出去世后要归葬故乡。起先儿女都只是听听而已,但前年大公四处考察,在青龙头附近的山坡上买了一块地,准备作为百年之所。此事一出,立刻激起了儿孙们的强烈反对,认为葬在大陆难以祭扫。我爷爷也不很赞成此事,认为我大公应该与儿女多沟通,尊重他们的意见。但大公不顾反对,仍然按照自己的想法对那块地进行着规划和建设。这种执着与他对两岸统一的向往一样根深蒂固,从旧社会里摸爬滚打出来的他是那么期盼着这个国家归于一统,甚至觉得必要时可武力统一,无论他海西还是海东的亲人是否已淡化了这个问题。

爷爷的“海外关系”现在完完全全坐实了,但此时“海外关系”的影响阴霾已散,有了些阳光的温暖。他于1995年加入了多年求而不得的中国共产党,在2004年退休。现在每逢春节,县台办会到我爷爷家拜年,鼓励他和当年远在海东却提都不敢提,今日又近在眼前的台湾亲戚保持联系。

刚回乡时,大陆的亲戚大多比较贫穷,大公也屡屡资助一些。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大陆的家人也渐渐富裕起来,他却仍以旧观点看这个变化的世界,对待平辈弟妹与晚辈子侄没有至亲一样的亲近和随意,行事有些偏颇和武断。当然这也与他戎马倥偬,在军旅中的特殊环境中成长是分不开的。最终大公与大陆的家人之间产生了一些小摩擦和矛盾,之间的往来自然也就稀疏了,不复刚回大陆时那般融洽。

也许,浅浅的一湾海峡虽然打通了,但人们心中近半个世纪里产生的另一湾“海峡”,却是难以很好地弥合了。

让历史成为历史

我曾多次在清明节回到老屋场祭祖,也走遍了青龙头山的每一片土地。在这次收集、聆听、整理爷爷的故事,回顾我们家族尘封已久的往事时,那里的山山水水不时在我的脑海浮动,显得格外亲切。一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为什么爷爷一家“根正苗红”,对新政权无限拥护,却会因为是一个国民党军伍的家人落得如此待遇。这自然让我想到了古代的连坐。

商鞅变法时,设立连坐法,规定十家为伍,有问题要互相纠举揭发,否则连坐;汉承秦制,在武帝朝“巫蛊之祸”得咎者动辄上万人;唐律对谋反、恶逆、不道凡不在族诛之列的,都没入官府充当奴婢;明、清不仅沿袭明制,更扩大连坐范围;国民政府在一定区域实施保甲制度也规定连坐办法,1926年蒋介石颁发了《黄埔军校连坐法》,撤台后更“痛定思痛”颁布扩大至三军的《国军作战连坐令》。

连坐制度的灵魂在于恐惧和愤怒。首先,一个人是无法尽知他人所作所为的,身边的亲人也不例外。连坐制度所利用的正是这一点,让不能不能知晓他人的行为的人对这些“罪行”负责,而他们没有能力使他人不做出“犯法”的行为。所以人能做的只有加强对身边人的监控,甚至于直接揭发来实现自己的安全,希望“防患于未然”。这根植于人的利己性,是永远不能根除的,这也让专制政体对人的控制得以持久。遗憾的是,人是复杂的机体,无论如何精密的竹篮总会有缝隙漏出水来,人们还是生活在这种不可知的恐惧之中。在恐惧中的人们第一反应是自卫,而自卫是不会有人伸展和开放的——只能是缩成一团,而这正是统治者所想要的。

另外,连坐不可能是隐蔽的。在小农经济的社会中,一个甚至于几个家族的突然失踪的讯息很容易不胫而走。更何况国家机器不会放过这种“教化人心”的好机会,绝大多数这类连坐事件的发生,都会被大张旗鼓地宣传,自然又会抓住了无数看热闹群众的眼球。对于这一类事件的评论才是耐人寻味的。人们的态度更多的是一种愤怒,并非怒发冲冠的隐性的愤怒,而是对“罪犯”一人做事连累他人的道德愤怒。对被连累者无辜受殃的同情更加深了这种愤怒,对观众来说愤怒是不需要成本的。

而对于强大国家机器的无力与对无法控制被连坐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恐惧,使得人们思考的问题转向对“罪犯”的愤恨,道德优越感使人将自己置于“罪犯”之上,这使得他们的思维仅停留于此,而不去思考连坐问题的本质——连坐本身就是无视人权的,无论“罪犯”做了什么,其他人都没有义务为他负责。但在恐惧与道德优越感产生的愤怒的合力作用下,最终民众形成了条件反射,“被连坐就是犯罪”,这使得他们对统治者的行为可以冷漠置之甚至是热心支持。

最终,通过杀鸡儆猴,顺民们学会避开统治者所仇视的对象和行为方式,而统治者也“皇恩浩荡”,对他们“怀柔”。双方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顺利地进行统治和“争取到”的不会被突然投入监狱的“自由”——反正牺牲的是那些不为统治集团所待见的人。

连坐的危害是明显的:首先连坐是一种暴政的专制手段,是对民主与自由的践踏摧残,尤其是制造恐怖,窒息这个社会的一切;其次,连坐是对历史潮流的无情鄙视,是历史大河中的一股逆流,没有哪一种连坐制度是为了人类的进步而存在的,它只是陈腐统治者维护统治的工具;最后,这种暴政压迫百姓,扼杀人才,使社会变成大酱缸。

连坐这种专制行为理应作为旧时代的渣滓,被新时代所抛弃。然而遗憾的是,在革命中连坐的方法变得很普遍。无论是法国大革命中对旧贵族的大规模处决,还是苏俄与苏联对贵族、富农、少数民族的家庭进行监视甚至是放逐、肉体消灭之中,连坐的方法都是极为普遍的,并且将写着“革命需要”和“阶级斗争”的血腥裹尸布当做自己的旗帜,从出身上对人进行连坐。马克思说:“人们又回到了旧的僵化了的奴仆国家。在这里,奴隶无声无息地劳动着,而土地和奴隶的占有者则靠有教养的和驯顺的奴仆尽量默不作声地统治着……缄默是摆脱这个僵局的唯一办法:垂头丧气,唯命是听,做默默无言的牲口。”

从建国后直至“文革”,因家庭出身不好而连累整个家庭的事情比比皆是,我爷爷一家的遭遇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微尘。这种出身歧视,已经超越了以往的连坐方法,甚至于将自己的许多支持者也归入“敌人”和“潜在敌人”之列。为了建设这个乌托邦,对于“革命者”纯正血统的追求到了一种近乎病态的程度。并且这些压抑人,倾轧人的行为全是在“革命”的红旗下进行的。

革命中的恶,一方面是不可避免的,革命必有破坏。当革命从历史的母体中诞生出来时,他的每一个细胞中都是有着恶的。这个性质是不以革命的领导阶级还是这个阶级所奉行的主义为转移的。就算是“光荣革命”这种不流血革命,难道不也破坏了詹姆斯二世等人的“美好生活”吗?如果没有对旧制度以及旧制度下旧既得利益团体的旧生活的破坏,那么一个历史事件就不能称为革命。况且,这种牺牲会带来社会的进步,为了进步的牺牲多少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因此就全盘否定革命,矫枉过正,会使人类历史陷入停滞的泥沼。

但另一方面,恶在什么情况下都是恶,不能因为历史有进步就否认恶的存在,牺牲即使是情有可原也是需要人们去哀悼的。更极端的情况,如果做恶只是无意义的牺牲他人,只是为了稳固革命领导者个体的地位,并不是为了正当的目的,那么对于这些革命中的恶就应该由原来的中立、保留态度变为明确的谴责。将这些恶当做革命的丰功伟绩,甚至就是革命的全部意义,是对革命本身可怖的亵渎,实质是草菅人命。

所以我觉得,为爷爷一家所受的这样多余、错误的恶行进行辩解是空洞且无用的,只有承认它们,正视它们,并从这面带血的镜子中得出教训,才是对待革命的正确态度。如果只是一味抱残守缺,将一切不同意见都视为对自己的攻击,而不是深切的反思,那么这样的恶行重演也并非难事。

邓小平在1977年接见港澳同胞国庆代表团时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我们现在不是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四人帮’胡说什么‘地、富、反、坏、侨’,把华侨同地、富、反、坏并列起来。这种错误说法和做法一定要纠正过来,要做大量工作,进行政策教育,全国执行。”对于“海外关系”的认识,最终也有一个清醒的结果吧。

从某种意义上,我爷爷也好,我大公也好,都是身处于新世界与旧世界之间的孤独的一代,有自己的理想,有作为人的最基本的感情,却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代里几乎遍体鳞伤。爷爷和他的大哥在过去不被人所理解,而试问现在又有多少人能真心体谅他们呢?超越这管中窥豹,眺望那平均水浅不过六十米,却割断了无数人回乡之路、令无数家庭上演着天人永隔悲剧的台湾海峡,在它的东边现在还有多少“荣民”没有过上应有的幸福生活呢?在它的西边还有多少矮矮的坟墓里埋藏着一个个永世无法消散的念想呢?只有让那些应该成为历史的旧时代陈迹归入历史的封尘,使它们不再统治着这个世界,才能够避免许许多多像这个家族一样的悲剧发生。

惟愿逝者安息,生者更加向前。

注:本文原载大赛官方微信“微家史”,由大赛组委会授权转载。更多家史、口述史相关文章,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微家史”(wejia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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