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各斯| 书店应该得到公共财政的支持吗?

★如果需要,欢迎转载。但请务必按下述要求进行:本文转载自“微思客WeThinker”微信公号(wethinker2014),作者王凌皞。

【编者按】 “书店应该得到公共财政的支持吗?”或许你是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这可以是“一个问题”。但是,如何把一个疑问转化为一个可供讨论的问题?又如何避免简单粗暴地打发这样一个问题?我想,这篇文章可以给我们这方面的示范。在阅读的时候,我希望读者朋友,能够先跟着作者的思路,去理解作者的观点和论证。在这个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质疑。逻各斯版块,希望收到来自大家的投稿。邮箱:wethinker2014@163.com(编辑:@在远方写作)

书店应该得到公共财政的支持吗?——一个自由主义的看法

王凌皞

我虽身在法学院,但就我的学术偏好来说,其实更喜欢阅读并思考道德、政治与法律哲学中的理论问题。有许多师友认为我的这种学术偏好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些都是艰深的纯“理论”,而“理论”与社会实践常常会脱节。很大程度上,他们对理论与实践的看法是大致正确的,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说公共生活仍然需要理论。理论为我们的人生选择、公共制度安排提供意义与说法。

有很多的问题,看上去非常具体,贴近实践,但若没有理论来支撑与阐释,说服力会很有限度。比如:“书店应该得到公共财政的支持吗?”

近来有很多民营的实体书店陷入危机,先是风入松、季风相继倒闭等,最近又有光合作用。网络上有很多读书人喟叹文化的不彰,他们中的许多也寄希望于政府,请求国家给予公共政策上的倾斜,来保护民营实体书店。比如知名评论人郭宇宽,在他的专栏中写道:

现在走遍全国各地,感觉我们这个国家的文化危机真是严重,很多地方都都没书可看了。很多地方书店都在卖些教辅材料,算命,万年历之类的。要么就是摆几本“中国不高兴”,“郎咸平为你解读中国经济”之类的,就已经算是有品味了。年轻人除了上网,几乎没有机会培养宁静优雅的阅读习惯,也没有接触到好书的机会,我担心这样下去,整个国家的性格都在变得粗鄙浮躁。

很大程度上,我同意郭老师的看法(虽然不同意他要求国家积极救助的结论)。中国的图书阅读榜上非虚构类前三名永远是“成功学”,机场书店的电视十有八九都在教你如何出人头地。这样的国家,想成功,真的难。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国家该做点什么?就像下面这个广州学而优书店的创办人陈定方女士所说的:

@学而优陈定方 : #何去何从我的书店#几点意见:1,国家尽快制定图书销售定价制法律;2,对书店税收先征后返;3,将国家投入到建设新的社区书店及图书馆的资金调配一部分到现有的书体书店来,因为这些书店已经是现存的社区书店,能够为一般的人民群众提供基本的阅读需求,他们只是需要一些帮助而不需要国家全部投入。

陈女士在这里提出了三点意见。

第一点是希望国家控制图书市场的定价。其背后的理由陈女士没有讲出来,但明摆着,是因为网络书店的成本控制能力太强,导致实体书店的原有利润空间得到很大的挤压。这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一个关于价格管制的经济学问题。我不是经济学专家,但就我所了解的经济学原理来说,这样的国家管制是无效率的。当然,这个问题和我们这里的讨论相关度不大,不再展开。

第二点和第三点则与我们的问题直接相关,陈女士要求国家给予经济政策上的倾斜,首先是税收上的优惠,其次是经济上的补助。同样,在经济学上,这样的方案会带来很多的潜在困扰:例如,资源配置的信号会被打乱,国家投入图书馆的钱来资助书店会不会导致书店的无效增长,在民众不需要读书的社区会一下涌现很多的书店?或者,最后书店会不会成为避税跟洗钱的场所,因为这里开发票不用缴纳税款?

我们也暂时回避这些问题,而集中到以下这个政治理论问题上:国家应当以公共财政来支持民营书店吗?

由于公共财政是每个公民纳税支撑起来的,为了让这个问题更清楚一些,让我们试着把它转化为:我们每个人的钱集中到政府手中,政府应该怎么花?这些钱能用来支持民营书店吗?

当我们思考税款应当怎么花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各种good(其实就是“好的东西”,很多学术作品翻译为“善”,并不贴切)之间进行选择。这个good可以是中小学生的人身“安全”,实现的手段是把税款拿去购买美式装甲校车;这个good也可以是某些人的特权“享受”,实现的手段是地方政府给官员购买豪华轿车;这个good还可以是人民的身体“健康”,实现的方式是多建造几个露天的健身区;当然了,这里的good同样还可以是公民文化“素养”的提高,政府可以每人发一台kindle或赞助一下实体书店。有些good是内在的,比如文化素养的提高,有些是外在的,比如坐着豪华轿车跟女秘书玩车震。不管内在外在,good都是某种好的东西。

问题在于,我们不可能同时追求这么多的good,税款是有限的。我把钱花在这里,也就意味着我不能把钱花在那里。那么,该如何选择税款的花法?换句话说,如何给这些good进行排序。

显然给官员购买豪华车是排在最后的,这基本上不用加以论证,但是剩下这些呢?中小学生的安全、公民文化素养、城乡居民的健康?听上去都是好东西,然而公共财政有限,如何分配才是?有很多思路:

首先是泛功利主义的思路或者说按需分配:这笔钱花在谁身上谁得到的主观效用满足最大,我们就把公共财政投到谁身上。这种思路很有说服力,但同时也带来很大的问题。对我来说可能是健康最宝贵,但是对你来说是安全最重要,而对她来说文化素养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我们没法在人际比较谁的效用满足更强一些,每个人都倾向于主张要求政府的财政投入对她自己有利,也会夸大自己的效用满足。现在设想即使有一台机器可以准确测量主观效用强度(实际上脑科学的最新进展已经离这个理想非常近了),因此上面这个问题迎刃而解,但即便如此,我们依然面对着分配“公平”与否的挑战:如果Alice吃第二个包子时得到的满足感要强于Ben的第一个包子,难道,我们应该给Alice两个包子,而一个都不给Ben吗?显然,这样是不公平的!每个公民都拿出了一部分钱来支持公共事业,凭什么Alice拿到多,而Ben拿到少呢?

如此看来,偏好满足的排序方式不尽公平,我们需要对公共财政能够推进的Human Good本身进行一个排序,分出优先级。这个优先级的设定,能满足两个要求:一个是“平等”,每个公民都能拿到公共财政支持中平等的一份,或者至少有获得平等一份的机会。第二个是自由,我们只需要最低限度的公共服务,剩下的财产我们可以自由支配,实现我们自己的人生计划。

粗略地加以概括的话,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根据这两个原则,公共财政的安排不但应该考虑到优先级的分配,也要考虑到个人自由选择的范围。

自由主义的核心主张是国家应当在最大程度上尊重每个公民的自主选择,也就是公民有权利最大程度地决定自己的选择,国家应当对这些选择保持政治中立的态度。但国家同时又必须提供一些最基本的职能,这些职能为所有的公民所需要,比如安全、交通、社会保障等。Alice想成为画家,Ben想去职业大联盟踢球,国家对他们的人生根本计划保持中立,但Alice和Ben都需要搭乘公交去听课或去球场,再不济,他们至少需要一条能开车的通衢大道让他们能够自驾去目的地。

由此我们发现,有一些good是为所有的公民所必需的,并且这些基本的需要比较少个人选择与偏好的成分:每个人都要吃饭、拉屎、睡觉、免于他人的伤害,所以我们政府提供基本的贫困线补助、营建公共厕所、修建经济适用房、设立派出所。上面这些good,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需要,公共财政首先应当满足这些大家共通的基本需要。因此,回到前面的几个选项,那么校车的购买必须排列在健身区建设和书店资助之前,而健康也应该排在文化素养之前。显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希望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但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到此为止,我们就有了针对陈女士的第一点批评:在中小学生上学安全都还没通过政府得以保障的国家,怎能要求政府去资助商业性质的民营书店?读者可能认为我太苛刻,毕竟贪官们每年花更多的钱买了豪华车在玩车震。是的,实际上我也承认,相比贪官们无度的公共财政花费与补助民营书店,显然后面一个更具有价值。但是,我们这里进行的是理论上的探讨,在理论上,只要孩子们还没有校车坐,民营书店就不该要什么政府补贴。

上面这个批评我们假设了一个前提,就是读书本身也是公民共享的一个基本需要。然而,果真如此吗?难道路上行走的各色人等都喜欢读书吗?就像他们需要吃饭睡觉拉屎一样,书籍对于他们来说也有那么重要吗?答案似乎是否定的。思想实验最近很火热,政治哲学上有个很出名的思想实验“无知之幕”。关于如何判断一个good是不是基本的需要可以用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来验证:你知道你将成为社会的一员,你知道自己的一些基本需要,但不知道自己的具体喜好、社会阶层,你会希望如何分配公共财政?显然,安全、健康肯定在列,但书籍未必。

读书,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个人选择。在某个时间段内我选择读书也就意味着我不能去踢足球、不能去唱K歌,某种程度来讲,读书更多地是一种个人的偏好和(中性意义的)品位的表现。这种品位和偏好,就如我喜欢吃川菜不喜欢粤菜、喜欢陈奕迅不喜欢苏打绿一样,只是一种非常个人的选择。国家应当把这些个人的选择留给每个公民自己去做决定,如果公共财政支持了川菜馆或陈奕迅的演唱会,那是不公的,让那些喜欢粤菜和苏打绿的公民情何以堪?大家同样纳税,为什么国家给予他们不平等的待遇?实体书店的资助也是如此,公共财政拨款给书店,那为何不拨款资助地产商建造营利性的高尔夫球场呢?

国家应当把个人偏好的满足或个人选择的实践还给公民自己去决定。如果喜欢阅读的公民真的觉得实体书店值得他们付出金钱的代价,他们自然会用自己的钱包投票,而无须国家在这里插一手。国家如何知道一个社区的居民是不是真的喜欢阅读?再进一步说,国家如何知道书店里面该卖什么书?从这个角度看,国家也不应当资助民营书店,这是第二点批评,这个批评对广电总局的限娱令也有效。电视节目的内容本来是公民偏好和品位的问题,用不着国家来做品位警察,而且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广电那帮官僚会有更好的品位——看看我们国家的电影产业就知道了。

说到这里,或许有读者会因为我所持的立场,以为我个人并不喜欢实体书店,也不喜欢买书。人们总是拿“屁股决定脑袋”去揣测他人的主张,不是吗?但公共论辩要求的是“公共理性”的运用,也就是理性的公开、公共的运用。当你为一个政策辩护时,你不能简单地就说“这是不对的,因为这对我有好处!”。当你这么说的时候,你并没有运用你的理性,你只是单纯表达了个人的好恶。如果你是个回族同胞,或许你还会说“国家应该禁止猪肉贩卖,因为猪肉是不洁净的。”在这里,你或许运用了理性(只是这种理性与信仰有关),但这并非理性的“公共”的运用。回民不能要求国家禁止猪肉的贩卖,因为显然,穆斯林之外还有许多的宗教信仰者与无神论者,他们不接受你提出的公共主张中的宗教前提。

公共理性要求每个参与公共论辩的公民在大家都能接受的前提之上进行理性的对话,而不是用屁股取代脑袋。其实我个人是个狂热的阅读者,自己也会或早或晚以书籍的形式来生产些学术垃圾;就个人偏好来说,我希望实体书店越多越好。厦大附近的光合作用就关闭了,读书又少了一个去处。但不管怎样,在公共讨论的层面上,我仍然认为国家是不应该拿公共财政来支持书店的。

在上面这个讨论的思路中,涉及到的当代政治理论家和经典作家有康德、密尔、罗尔斯、德沃金甚至哈耶克,你还能说理论无用吗?

***

王凌皞,浙江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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