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文学作为一种志业——评《卡夫卡是谁?》

★本文来自特约作者王菡的授权推送。经作者同意,如果需要,欢迎转载。但请务必按下述要求进行:本文转载自“微思客WeThinker”微信公号(wethinker2014),作者系王菡。

文学作为一种志业

王菡

和其他为卡夫卡作传的作家不同,里奇•罗伯逊(Ritchie Robertson)并不打算在这本书里细致地描摹卡夫卡的生活经历。这不是一本文学传记,而更像是一本如何阅读卡夫卡的导引。如同这本书的英文标题:Kafka: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这本书提纲挈领地分析了卡夫卡作品中的重点,以及卡夫卡的思想图谱。没有读过卡夫卡的读者,可以以本书为向导,在原著中探寻、感受更丰富的意涵;读过原著,在其中纠结迷惑的人,可以从此获得一定解脱。因为罗伯逊告诉你,卡夫卡的文本就是让人迷惑,不要再像个考据癖一样,试图通过蛛丝马迹找到明确答案了。要从更宏观的角度感受卡夫卡。

这本一百多页的小书分为五章,前两章简介了卡夫卡的生平,和其写作的风格。后三章具体分析卡夫卡作品中值得关注的三大主题:身体与精神的关系,社会系统对个体的压迫,和宗教层面对终极意义的追寻。

从卡夫卡的生平来看,最突出的两点就是他与父亲的紧张关系,和终身未婚。在他短暂的人生中并没有什么离经叛道、惊世骇俗之举,甚至可以说平常到毫无特色。罗伯逊说:“卡夫卡的凡俗生平本身证明他是我们当中的一个:扎根普通生活,因此经历或想象过惯常的恐惧、痛苦和绝望,且达到了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感同身受的程度。”

卡夫卡从小就是个忧郁的自我分析者,最典型的剖白莫过于那封《致父亲的信》。喜欢埋怨、态度粗暴的父亲,让他感到被压制,从而缺乏自信和安全感。他总在内疚,觉得自己的灵魂和身体一样软弱,从里到外都像个残次品。他知道自己不能像堂兄一样,成为家族的骄傲,上了大学对学习的兴趣也很低。没有科目能吸引他,在所有讨厌的科目里选了最让他讨厌的法律。他还是成功毕业了,而且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国立工人事故保险事务所处理工伤索赔,他可以做一个小职员养活自己。同时在空余时间,写一些散文随笔和小故事。

29岁时,他认识了菲莉斯•鲍尔。两人虽然两次订婚,最终还是没有走到一起。卡夫卡声称不婚,是为了保有文学创作必要的孤独。在家庭中感到压抑,也可能是原因之一。他钦佩能干的菲莉斯,但并未在她身上感受到和女性在一起的甜蜜爱情。甚至同时感到恐惧和窒息——因为在这段关系里,他会再度成为那个自我贬低的无能孩子。

卡夫卡的日记和书信直接反应出他的焦虑。罗伯逊认为,卡夫卡有时几乎沉迷于自我分析。小说创作是他间接地塑造、理解自我的一种方式。他对外界的一切关注,都是在解决自我的焦虑。早期的写作让他感到些许解脱。39岁,肺结核帮他彻底摆脱了在机械社会系统中的生活,在家中休息可以随心所欲的阅读、思考、写作。

在一封给未婚妻菲利斯的信中,卡夫卡写到:“我没有文学兴趣,我就是由文学组成的。其他什么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如果爱之于杜拉斯,是种不死的欲望,是平凡生活中的英雄梦想,那么文学之于卡夫卡也有同等意义。当然,卡夫卡后来的作品,远远超越了其认识自我、逃离父亲、家庭压制的创作起因。他有了更高的视角,进而把写作看作一种具有宗教高度的神秘使命,要把自己身处的令人痛苦的大时代,提升到纯洁、真实、永恒的层面。

德国社会学家阿多诺曾说:“卡夫卡的小说读起来像伴着无声电影的文本。读者和主人公一样所知有限,迷惘。”卡夫卡的作品关注不确定、模糊的方面,他敏感地体会到现代社会个人缺乏方向感和归属感。他要把这种因不确定性产生的情绪叙述出来,而不是描绘人们熟知的生活现实。于是时空规则、因果律、叙事连贯性,都可以被打破。而且读者可以参与其中的意义阐释,没有惟一权威的解读。罗伯逊指出:“在卡夫卡的作品里,现实以一系列暗示、影射形式出现,它们让文本表面支离破碎,实则提醒我们:任何文学样式都只是表现现实的一种方式,是临时的,不完备的。”

卡夫卡生前虽不是无名之辈,却也没有名噪一时。1930年,当穆尔夫妇陆续将其作品翻译成英文,卡夫卡才逐渐享誉国际,成了英美读者心目中,对现代人精神困境最完美的阐释者。罗伯逊指出了卡夫卡偶像化之后,成了某些批判社会观点的代言者,反而令一些更真实的材料被湮没。同时,罗伯逊还从德语中判断出一些翻译时的误读。他反对那些抠字眼的读者,生搬硬套的要找出语意双关,并把这些文字游戏作为找出意义的钥匙。他认为他们只是试图解开卡夫卡文本的密码,而不是去理解文本本身:“经典之作就在于从每个新角度看都能有新发现。我的目标不是给卡夫卡的作品‘译码’,或指出他所言何事,有哪些意义。而是我们该如何去读它们。”罗伯逊认为,文本的意义并不在其内部,而在外部那些将故事包裹起来的东西。故事显示意义的时候,就像光芒把阴霾显示出来一样。

在三、四、五章,罗伯逊列举了卡夫卡所处时代的一些思潮,它们深深影响了卡夫卡,例如弗罗伊德、尼采、克尔凯郭尔。卡夫卡笔下现代职业人士的谨慎、理性、囿于计划,和马克斯•韦伯的分析不谋而合;19世纪末,尼采挑战肉体从属于精神这一传统,现代文学开始探讨肉体存在,要为肉体存在找到新的价值,《变形记》中为人熟知的甲虫,也是卡夫卡对身体矛盾态度的突出表现。后期作品中他对身体的态度更复杂,现在还难有结论。

20世纪后期,戈夫曼、福柯等等社会学家对监狱、学校、收容所、医院这些社会机构有了更多关注和研究。卡夫卡对这方面的兴趣更早。现代人的职业化生活,组织、机构、部门中的规则、等级制度,以及官僚体制中看不见的管理者,在其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尤其是《审判》《城堡》《流放地见闻》。而且有趣的是,卡夫卡作品中摆脱权力束缚的自由,不是直接面对、冲撞,而是从权威边上悄悄走开。

卡夫卡对宗教和哲学有极大兴趣,且广泛涉猎。他生长于犹太教家庭,后来也曾接触喀巴拉哲学(中世纪犹太神秘主义传统),但受到的影响仍然是未知数。帕斯卡、叔本华、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托尔斯泰的《信教日记》以及克尔凯郭尔都在他的阅读记录中。其中克尔凯郭尔对他影响较大,让他从宗教角度看待自己,让他的写作摆脱了寻找安全感和自我治疗,成为证明自我存在的方式。如同韦伯两篇著名演讲稿《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指出的,在一个高度官僚化、理性化的世界,当所有客观意义被排除,人只有靠自己赋予意义。

卡夫卡所处的精神困境,我们今天仍深陷其中。卡夫卡喜欢用“合理性证明”这个词,描述自己在永恒秩序中找到自己的的合适位置。完成“合理性证明”的基础,是信仰。信仰不需要是统一的,他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潜藏着不可毁灭之物,即神性。人类的任务就是和这种不朽的本质建立联系,而苦难是必经之路:“荆棘丛是亘古以来的路障。只要你想往前走,它肯定着火。”必须通过火来获得精神的进益。

这是卡夫卡作为一个宗教思想者的卓越之处。卡夫卡的宗教思想发展连贯,但不具有系统性,他也从没打算建立一套系统思想,“系统思想能给人一个思想完整的假象,却失去了和个别的实际经验的联系。”他把这些思想留在格言里,渗透在小说里,和看到它的人们一起探讨。

董启章在今年香港书展的演讲中提到,文学作为礼物建基于一种高层次的痛苦经验,也即是对痛苦的承受、克服和超越。这是作家作为一个人所能作出的终极的分享。而只有在这终极的分享中,才能体现终极的自由。卡夫卡为世界奉上了这样的礼物。读者在阅读中和卡夫卡一起完成了他存在的“合理性证明”,也就理解了卡夫卡是谁。

發表迴響

在下方填入你的資料或按右方圖示以社群網站登入:

WordPress.com 標誌

您的留言將使用 WordPress.com 帳號。 登出 /  變更 )

Google photo

您的留言將使用 Google 帳號。 登出 /  變更 )

Twitter picture

您的留言將使用 Twitter 帳號。 登出 /  變更 )

Facebook照片

您的留言將使用 Facebook 帳號。 登出 /  變更 )

連結到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