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 社会主义政“教”结合模式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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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教育与政治

——社会主义政“教”结合模式的分析

刘健

内容摘要:本文综述了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教育方面的改革历程,从领导人物的观点,来分析其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改造。着重点在教育体制、教育方式、教育思想方面来讨论。以政治与教育结合为出发点,试图解释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同的教育理念背后蕴藏的历史动机,并且对未来的教育方向进行展望。同时也批判地看待了改革开放以来包括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教育成果。

关键词: 教育 政治 社会主义建设

一、教育与政治

西哲鼻祖亚里士多德所著《政治学》中有言: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但依近代自然科学之区分,人与动物之区别,亦在于文教。“那些要属于他人而且确定属于他人的人,那些能够感知到别人的理性、而自己并没有理性的人天生就是奴隶。”这句话在现代人权的视角来看,的确应该得到批判,可是在古希腊,奴隶没有受教育,而公民的孩子从小就受到修辞学、伦理学、数学的教育,因此这就凸显了教育在社会中的地位。他曾如是说:

“不过,在我们述及的所有保全政体的措施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依照政体的宗旨对公民实施教育。不过在今天,所以人都忽视了这一点。最有益的法律,而且得到了其全体公民的称道,如果在政体范围内未能形成风尚及通过公民教育深入人心,这样的法律就依然是无用的。如果这些法律具有平民主义性质,就应该实施平民主义教育,如果具有寡头主义性质,就应该实施寡头主义教育。因为正如个人缺乏约束便易流于放任,城邦缺乏纪律就会失之松散。依照政体的宗旨教育公民,即是不让公民去做那些正中平民主义者下怀的事情,而是引导公民去做那些令平民政体或寡头政体得以维持的事情。”①

并且,在以后的发展历程中,政治在教育中发挥的作用会更突出,而且教育之于政治,亦是其实现社会化之最佳手段之一。

中国在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政治体系中,发端乎孔子,既有“播学于平民,播学于四夷”,不分贵贱、贫富与等级;“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② 这既是初步的政治社会化设想,自孔子始,教育与政治便结合起来,在儒家所倡的“仁”、“礼”政治体制之下,教育在教导后人符合政治家的思想特点及施政理念以维持社会秩序方面,无疑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中国是文明古国,因此在继承古典文化时,也必要对古人为政思想加以传承、吸收。“教育”这个语词,从周代王政即赋予其政治内涵,尤其在汉武帝时期,设学校,教群经,至宋元,以四书章句为宗,儒家文化作为教育中的主要内容,是随着君主专制的发展附庸其后的。但应注意,东西方在教育上所发端有所不同。西方从古希腊时代即教导公民参与政治,作为“政治人”,更好地维护城邦,可谓“胸中有丘壑”,而中国古代以“礼”为主的教育更多的意义上来说是压制了那种“创见性”,而较为巧妙地将教育与政治利益挂钩,如在宋元明清教化之下,只听说有人造反,却未听说有谁会反对君主专制而建立一个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新政体;但在西方18、19世纪浩浩荡荡的革命浪潮下,政权更迭,更多地是带来了政体的革新而非因循守旧地循环历史周期律。从中不难窥见,西人在政治教育中,注重对青年“理性”及自主人格的培养,无怪乎清末推翻清朝统治,多半皆是研习“泰西政法”之人了。因此,自古至今,中国的高层一直徘徊在“读书也罪,不读书也罪”的僵局中。

接触过政治学的人都会有印象,提到教育,自然联想起“政治社会化”这个词汇。正如我在上文所提到的那样,现代学生在学校中接受教育,与其说是汲取知识,倒不如换个角度,在学校中也是进行政治教育的良好场所。政治主体在进行有计划地政治宣传及灌输之时,借助于“学校”无疑是绝佳的手段。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一个重大决策即是大力兴办近代国民教育。“1872年,文部省实施《学制》时把重点放在小学前四年的初等小学为义务教育,自《学制》颁布至1875年的三年间,全国设立了24225所小学,学生达1926126人。文部省致力于师范教育,1872年创设东京师范学校。1879年颁布教育令,同年,天皇颁布了《教育大旨》,强调传承日本固有道德文化。1882年以天皇谕敕的名义发布《幼学纲要》,向儿童灌输尊皇爱国思想。”③ 由上述材料可以看出,日本在进行军国民教育时着重对儿童进行教育,而且自民党的党徽亦为孩子,可见日本人对于孩子的希望与寄托是极大的。正因为有了这近五十年的教育,培养了一代人,才得以使日本走上他们所期待的“自强”道路。抛开其恶性后果不谈,仅这种教育模式与思维方式,笔者会在后面加以论述。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于文教、治国方式上亦有共通之处,邻邦之鉴,不可不为训!

二、建国以来政“教”结合及矛盾

  • 1、1949-文革前夕

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对政治的把握可谓出神入化。这并非神化他个人,而是在长期的斗争中,他的确具有过人的政治天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步入正轨大约在1956年前后,这已是学界基本认可的事实。之前开展的扫盲运动,也的确体现了毛要翻天覆地“革旧社会的命”的劲头。毛在青年时代即意识到了青年人的力量,由清末救亡运动时人所倡如康梁激起青年人爱国改革热忱之效力毛早已洞见(最经典如梁之《少年中国说》 , 因此毛在1955年指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化的青年突击队一文按语,1955年9月12日)

英哲洛克曾说,人生下来即是一张白板。的确,青年在成长时期,任由涂画,他之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无不为他的价值观的形成建造了一层厚厚的地基。上文也提及,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以灌输幼童、少年受教育为重任,这也是政治家们的用心良苦所在。因此,教育制度在此应发挥最庞大、最深远之影响他们可以影响青少年的一生,乃至他们的下一代思想意识作为一种非物质形态的存留能力极强。因此,千年以前的哲人思潮亦能深深植根于胸中永志难忘。

毛深信阶级斗争学说,而其在革命伊始,亦是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一步步地实现个人的政治抱负的。为了确保国家性质的纯洁与政权的稳定性,他在教育上亦倾注大量心力。可是毛的矛盾心态并未消失,而是时消时长地循环继之。从延安整风到开国统战,从反右前夕到反右扩大化,毛在政策的运用手段上几乎炉火纯青,而于此之间,他也在不断反思:

“我们要有一批脱离生产事务的革命职业家,我们也要有一批医生、文学艺术工作者及其他人等。但是这方面的人决不能过多,过多就会发生危险。…因此,大批的干部必须从现在的工作或学习的岗位上转到经济工作的岗位上去。”④

这段话可以想见当时的情景,人民要的不是高素质,而是实惠的福利。这也是在深刻地把握小农心理之后得以下出的论断。而革命胜利的因素恰恰在于把握了人心之所向,人心所向乃“实惠”,而非文教之外在价值,这也是毛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相对而言,在今天,革命成果奠基坚实,在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特殊强调建设和谐社会,并且注重以文教修缮经济改革成果。

然而,每一种教育,一旦掺杂了政治因素,都必须与政治主心骨力量相勾连。如毛1958年指出: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⑤

“高等学校应抓三个东西:一是党委倡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⑥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是主导方向。我们一定要认清主导方面,认不清主导就没有方向,认不清主导就没有重点。”⑦

注意,至此教育正式走上了一条近似绝对化的“左”倾道路。周及机关报纸立即迎合,这也体现出领袖个人意志的强大力量。然而在1955年邓的谈话中,经历过改革开放的我们似乎会有种“抵触感”,邓如是说:

“你们要敢于同旧的东西决裂,抛弃那些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东西,你们要向懒惰、腐化、官僚主义挑战,向一切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作斗争。”⑧

因为邓在这次谈话中的内容与他日后的思想路线不相符合,同样是教导青年,邓此时的话语如此锋利,无疑是由于政治形势所迫,亦不禁令我们扼腕叹息。

然而,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1956年匈牙利事件无疑是对中共领导高层产生了不小的震动。他们也在反思,反思着政治与教育结合的条件下各阶层所产生的的反响,同时也对强制的政治价值的输入产生了疑惑并借此加强了对思想的掌控: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 ⑨

“要加强我们的工作,改正我们的错误和缺点,加强什么工作呢?工、农、商、学、兵、政、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大家搞业务、搞事务,不搞政治思想工作,那就很危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共产党、东欧一些国家的党,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党和群众的联系,这些他们都不讲了,空气不浓厚了,结果出了个匈牙利事件。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每个省市自治区都要把理论工作搞起来,有计划地培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评论家。” ⑩

“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①

毛一方面看到了匈牙利事件的严重性,因为匈牙利事件中的一部分重要力量是大学生,也就是“青年人”,因此他并非在1956年改造完成后放弃对政治教育的控制,反而加强了在教育建设中对政治思想的风向把握:

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只要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稍为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②

57年反右以及随后的政治运动,都反映了决策层对新生政权根基的不稳定性的担忧。

截至文革前夕,教育理念的贯彻与大方向的基本理念即是如上所述。历史的细节总是过于繁杂。在整个毛时代的教育过程中,包括今日那一批青年人成长起来,他们头脑中的东西大多数依然秉持着当年的教育模式中的观念。这种残留极难抹杀。也许这就是政治手段运用的成功之举,无论结果如何,当时的行为,在今天看来,依然收效甚好,这便是成功。毛时代是中国政体奠基的时代,其政治思想源流的研究,有助于理解今后在他的框架下进行修补的政治及教育体制。毛生前十余年中,中国陷入了内部混乱。同样也是在教育上下手,江青林彪所宣扬的“红宝书”及目不识丁为荣的思想潮流,亦是政治于教育之利用的典例。但是这种教育方式和它所带来的后果也将人性压抑到了极端。

  • 2、文革时期

文革中取消了高校,全国几乎除了军队之外均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毛的教育观点在此间也略有反映:

“反对灌注式教育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你们的教学即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学生。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上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 ③

毛的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之中,也不免有些缺乏缜密。也许这便是文革前期的思想动态走势,在全国上下高喊口号的时代中,中华大地实现了从乌托邦到人间地狱的转变。我们试看谢和耐对此的评述:

“文革中提出的高于一切的主题中,毛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这些主题包括:使社会和社会行为发生彻底的变化的目的,取消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任何差异,消灭特权和任何阶级。但从新政权建立之初就划定的不同家庭出身于此时却被严格地运用并在中国社会内部创造了类乎种姓制度……在教育、艺术和文学领域中的清洗如此彻底,以至于所有出自非官方宣传的东西都被取缔了…… ” ④

  • 3、邓小平时代

邓小平作为一个三起三落的改革家,他也是首先以教育改革闻名于时人的。文革结束前夕恢复了高考制度以及对日后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所设计的种种方案无不体现了这位改革者在十年动乱期间所被压抑的才华瞬时迸发出来。权力,是用来限制同时代的人的,而教育,则是用来指引下一代人的。

邓是将政治与教育运用得较为自然的一位改革家。他虽不提倡“大鸣大放”的学习模式,但是却将“基本原则”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邓的政治远见也在于认识到了中国下一代乃至在下一代思想走向的问题。他的复出伴随着“平反”,亦是为知识分子翻案。

“四人帮”反对严格要求学生学习科学文化,反对学生以学习科学文化为主,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并把今天掌握了文化的劳动者及其子弟诬蔑成为资产阶级分子……四人帮把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前提下大力提高教育质量,大力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水平,诬蔑是什么“智育第一”,加以反对。这不但是彻底的荒谬,而且是对于无产阶级政治的实际上的取消和背叛。⑤

这段讲话不仅起到了稳定知识分子的作用,而且也从政治上将“四人帮”进行了彻底的清算。读者读到这里,不禁会想起,邓在1955年说的那番话。在文革期间,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无一例外都被抹杀掉了,在这个危机关头,重塑一个新的有活力的不偏不倚的政治力量团体,也是重中之重。这一翻,同时也是体现了他是在政治角力中的最后赢家。但从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来看,这场博弈里面,谁都是输家。因为国家为此至少倒退了几十年,每个人,都为此政治投资而赔下了大本钱。这种政治家们的内部博弈,及导致了最终的“非零和状态”,也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50年代初,周曾在一次讲话中指出:

“我们一定要在若干年内从劳动人民中培养出大批的新型知识分子。培养这些新型知识分子,并不是为了排斥原有的知识分子,而是在团结改造原有知识分子的同时,增加新的血液……我们应该以科学理论作为教育的内容……我们的教育是民族的,要有民族的形式。”⑥

周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具有他处在两难境地的无奈之中。在政治夹缝中生存。实际上这席话也体现出一个矛盾:既然在日后的教育中培养出大量新型人才,那么,旧式知识分子又该如何立足?他们赖以为生的根基经过“改造”已经不复存在了。因此,日后的悲剧也有一定的必然性。

周的矛盾也在文革时期体现出来:

“你们管出版的,要印一些历史书……不讲历史,割断历史怎么行呢?同志们说,有点地方把封存的图书都烧了,我看烧的结果就是后悔。应该选择一些旧的书籍给青少年批判地读,是他们知道历史怎么发展来的。都读新的,哪有那么多?”⑦

周亲历了整场文革事件,他应该最有发言权。可惜老人家业已作古,是非功过只能待我们后人去评说。

我们知道,高中的政治教材几乎没有人不说它是枯燥无味的,也没有几个人不说它是有些机械的、教条的。毛曾说:

“中学应当有政治课,政治课要联系实际,生动有趣,不要教条式的。讲猴子变人的社会发展史如果因为史论有重复,历史课可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讲起。讲胜利,讲困难,不过猴子变人也要讲,阶级斗争也要讲,课本要两三年修改一次,使之不脱离实际。”⑧

这段话很清楚地表明,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政治教育中,对于青年人的思想灌输明细那地体现出意识形态化。此后的政治教育,虽然也寓主流文化于其中,但影响力明显减弱了许多。邓在教育这方面着手,把文革时期最大的漏洞填补起来,“恢复教育”、“恢复知识”,也就意味着年轻人有了事做,国家处在一个待高速运转的机器的状态。这便是邓的政治手段高明之处。不过如若讲话说得直白一些,教育中所渗透的政治因素虽在今天看来已不太明显,但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依然发挥着它独特的功能。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问题同样是丛生的,也是难以处理的。邓在实行一系列政策过程中,也碰到了他始料未及的棘手难题:

“非毛化运动从此就开始了。当时的情况既使人联想到苏维埃的“新经济政策”,也使人想到了大跃进灾难之后的年代。在农村逐渐恢复了家庭经营,允许创办私有企业,在报酬和生产之间重新建立的联系立即导致了农村活力的迅速恢复……但控制的放松、集体化机构的逐渐消失,也造成了城乡之间的差异,收入差距的拉大和管理上的新问题,农业生产资料飞涨,迫使国家以巨额补贴来减缓由于农业产品价格飞涨而在城市中造成的困难如果说改革在农村获得了成功,那么它在工业和城市领域中却部分地失败了。哪里的老干部们仍然呆在原来的职位上……正如在继大跃进后的1961-1964年间的短暂时期中一样,在农村中恢复的自由即使旧的社会和宗教活动又重新出现了,也使大家本来认为已被共产主义的伦理和理论教育彻底消灭的家庭裙带关系又重新复活了……不惜任何手段而自私地追求享受,变成了生活的唯一目的。不过许多迹象也都早已揭示了青年人的极度不满足以及追求自由和独立的愿望。”⑨

邓作为一个改革亲手缔造者,他完全可以预料到,思想上的大幅度开放,会造成什么类似的局面。但这种局面他最后或许都无力回天。我们先来看他在“解放思想”的道路上是如何前行的,这,又与教育有何关联,其中教育与政治的结合又是如何实现的。

“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要有知识,有人才……抓科教必须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才集中在重点中学和重点大学……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作者。将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更分不开来。”⑩

看到这里,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上一章所述的日本微信时代的教育改革以及毛对青年教育的理念。邓强调,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和重点大学,从中也可以得出一些信息,即是这些人才越集中,越是加剧了社会分化趋向。因此,改革中出现一系列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人性以及市场规律运作所导致的。 现行体制下或现行生产力下无法保证利益的均摊,也无法保证在短时间内实现改革的理想化目标。或许可以说邓是位经济改革者,对于文教制度,以及整个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的尝试还不甚完备。邓一方面大胆改革,通过争取社会各界信心来推行一些改革措施,包括后来提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名词的创造,都是邓对政治权力持有团体本身性质的担忧。这里点到为止,暂且不谈,单从教育方面出发,邓的改革方案在今天来看也是有一定的成效的,至少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那种意识形态的说教阴影,至少在民主化进程的初步推进中,这种思想解放的改革总算没有白白付出。

  • 4、危机与调整

在改革浪潮中奋斗的人们在面对社会现实时,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抱怨,也都会有疑问:这个社会向何处发展,朝何处去?孔子不满时风,删诗书,订春秋,试图以“礼”来重新界定、规范这个已经成为新式社会的雏形。而与此相应的,邓在改革的道路上所留下的疑难问题,也终究会通过社会事件导火索而出。此间,邓已明确意识到,自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要生发出诸多问题,而像那些尝到改革甜头的人们收回市场、回归到旧体制,已然不可能。因此,这位老人只能寄忧思于仅有的意识形态的效力与实际政治全力来纠正已“变质”的社会面貌。他深知,再也无法发动一场如前十年或十年之前的诸多“运动”来打击各种社会弊病了。实际上梭伦晚年也曾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抉择。因为改革的确值得人们欣慰,但是一些问题破坏了改革者的初衷。邓的改革没能解决好利益分配,也就是“公正”的问题。因此,在亚里士多德所倡“中庸”之政体形式比照,发展到之间的政治经济形势依然不容乐观,甚至有的人开始怀念计划经济时代。这又意味着什么?我们且看邓老当年复杂而又矛盾的心情:

“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们的报刊、电视和所有的宣传工作都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这些人的脑子里是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要特别教育我们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做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①

“我们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最主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本着艰苦奋斗的传统,有了这个传统,我们就能抵抗腐败现象,老干部定能管好他们的子弟。” ②

邓在文件中指出,只要坚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就能抵抗腐败现象,也能让老干部管好子弟,现在看来,无异于是痴人说梦。这个命题我们将在下一章继续讨论。

  • 5、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时代

在教育家的眼里,教育的社会功能其中一点即是提高人的素质,为社会机制注入新的血液。那么,在中国现代教育走向今天,为何依然出现诸如邓时代的种种问题?原因也很简单:教育的内容与专注于知识而非人格,政治体制以及相应的配套不完善。

如果不回避现实地说,抛开薄的权力欲与政绩不谈,只从“唱红打黑”来看,他的出发点是毛时代的风格延续。但这种做法的实际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这又是为何?实践再一次证明,仅靠“人力”来维持社会公正正是远远不科学,也不现实的。那样只能加剧不平等化,并非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最近几年,庸俗文化及金钱文化又呈现出抬头趋势,各种不可思议、严重破坏文化和谐的艺术形式均被搬上银幕。这可以说是一个悲剧,邓的预言在今天亦同样适用:

“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讲艰苦创业,后来日子稍微好一点,就提倡高消费,于是各方面的浪费现象蔓延,加上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法制不健全,什么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等等都出来了。我对外国人讲,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③

教育固然可以解决青年一代的思想意识与革命性问题,但是,没有权力的约束机制的运行,他们在脱离单一教育体制之后,恐怕又会沾染上官场习气,腐化的作风持续不断。

三、总评

教育与市场的结合应该说是一大弊病。因为在这个体系内,似乎学校由一个公共服务部分,摇身一变成了“企业”了。教育权利可以用钱来换取,教师自身参与补课班的运作,师德扫地……相比之下,战后日本教育的发展依然很快,“战后全国有2.5万余所小学,初中1.1万余所,高中5000余所,专修学校3000余所,小学和初中的入学率达99.9%。日本的教育经费约占国民收入的6.0%,低于欧美国家,但是教育经费占行政经费的13.8%,均高于上述国家。教师在日本是最受人尊敬和令人羡慕的职业,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极高,工资收入要比同级国家公务员高10%以上,职业有终生保证。” ④

无论日后中国政治如何发展,发展良好的、保真的教育,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教育去左倾化、与实际、与真相相结合才是稳妥的趋势。我们不在期盼通过教育来一味地实现政治目的,而是真正地塑造人才,具有真知灼见、品行端正的人才,以冀有新的突破。毕竟,重整河山待后生。

刘健 辽宁师范大学政治学专业

注释:

一、

① 《亚里士多德全集•政治学•第五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苗力田 主编 第九卷15-20

② 《论语•为政》

③ 《日本西方文化摄取史》杭州大学出版社 郑彭年 著267-268页

④ 毛泽东《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1942年12月

⑤ 毛泽东《1956年的一次讲话》

⑥ 《把领袖的关怀变成巨大的力量》 光明日报 1958年 8月19日

⑦ 周恩来 《要保证教育质量》 1959年5月28日

⑧ 邓小平《在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 1955年9月28日

⑨ 毛泽东《严重的教训——一文按语》 1955年9月

⑩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1957年1月

二、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1957年2月27日

② 毛泽东《工作方法》 1958年1月31日

③ 毛泽东《教育制度要改革》 1964年7月5日

④ 《中国社会史》【法】谢和耐 江苏人民出版社

⑤ 周恩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78年4月22日

⑥ 周恩来《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讲话》 1950年6月8日

⑦ 周恩来《重视基础科学和理论的研究》 1972年9月11日

⑧ 《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1957年3月7日

⑨ 《中国社会史》【法】谢和耐 江苏人民出版社

⑩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1972年5月24 日

三、

① 邓小平《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 1985年3月7日

② 邓小平《十年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 1989年3月23日

③ 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 1989年6月9日

④ 《日本战后五十年》世界知识出版社 王振锁 著 393页

参考文献:《亚里士多德全集•政治学•第五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日本西方文化摄取史》杭州大学出版社 郑彭年 著

《中国社会史》【法】谢和耐

《日本战后五十年》世界知识出版社 王振锁 著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关于教育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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