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 诗歌的身份——中韩诗人对话

★本文属8月18-21日“南方国际文学周”的系列报道之一,经作者同意,如果需要,欢迎转载。但务必按下述要求进行:本文转载自“微思客WeThinker”微信公号(wethinker2014),作者卡特陳。注:文中原图由“拙见•第三届南方国际文学周”主办方进行提供。

诗歌的身份——中韩诗人对话

文/卡特陳

8月18日下午,中国诗人于坚先生、韩国诗人李晟馥先生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张清华教授来到第三届“南方国际文学周”的现场,就诗歌的身份、诗歌的纯粹性及诗歌创作的机遇与可能性三方面进行了讨论。在正式讨论之前,两位诗人分别朗读了自己的作品。李晟馥先生在朗读他的《那年秋天》时用的是韩语,对于诗歌爱好者来说,这又是一次用诗歌的音韵美打破语言障碍的听觉享受。紧接着,于坚先生分别用普通话及昆明话饱含情感地为现场观众朗读了四首诗歌,它们分别是《只有大海苍茫如幕》、《在深夜,云南遥远的一角》、《在漫长的旅途中》及《厚土》。

(图为韩国诗人李晟馥先生)

诗歌的身份

在讨论的第一部分,主持人张清华教授提出了第一个重量级问题——诗歌的身份。作为一名也参加诗歌创作的诗歌评论家,张老师本人认为,诗歌的身份并不“纯粹”,因为“一个人写作一定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就是说一定有一个社会身份”。他提到于坚先生及李晟馥先生作为诗人及大学教师的双重身份,邀请两位就身份与写作之间的关系谈谈看法。

李先生认为,他在他的文学创作道路上,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人没有诗,还能生存下去吗?”他认为,一路走来诗歌都支撑着他,诗就是一种真善美,诗与生产问题无关,却是他解释生命的途径。可是,创作与教授写诗是两回事。写诗就如同在迷雾中行走,无法进行明确的表达。在这点上,诗如人生,既茫然又短暂,我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却无法得知会往哪里去。此外,诗不是用脑子来写的,是用身体来进行书写的。

于先生认为,诗人的身份包括两个方面——外在的身份和内在的身份。前者属于人作为人与世界的关系,即世俗的身份;后者则是一个灵魂的身份,使诗人从诗的角度与世界发生联系,它可以让人摆脱庸俗与无意义。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是一种诗教的文化,它通过个人对诗的领悟以达到一种自我完善。而现今时代的庸俗体现在它要对一切东西进行量化,而诗永远指向的是“无”,是与不可变的世界的对话,是跟神的一种对话。通过对语言的不断把握,可以超凡入圣,这点孔子的书也提到过。

张老师特别认同诗教的问题,他说,中国人关于诗歌的观念主要来自儒家,孔夫子把诗歌作为教育的一种主要形式,他没有把诗歌狭义化,而是指出了诗歌的各种功能和身份——诗可以“兴观群怨”。“兴”是让大家兴奋起来,有很多的想象;“观”是观察社会、观察世界、观察人生;“群”是大家通过吟唱诗歌可以沟通;“愿”就是讥刺社会的黑暗,表达内心的愤懑。此外,诗歌可以让人“远知是君耳知是负”,意思是读了诗能知道如何做人、如何为国家服务;“负”代表家庭,就是在家庭里能负起责任。孔夫子这个关于诗歌的观念或身份,其实已经非常全面,它要作用于每个人的人格成长。

(图为中国诗人于坚先生)

诗歌的纯粹性问题

在讨论的第二部分,张老师提到了公众所关心的有关诗歌的纯粹性问题。他以他作为文学评论者的专业背景出发,引述了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关于“文学行动”的概念,指出我们生活周围出现的大量事件属于文学危机当中产生的一种行为。这些行为背后反映了诗歌的两个元素:不变的元素及变的元素。张老师留意到于先生的“诗路”在抒情、现代主义及古典传统之间的变化,邀请两位诗人谈谈其对“变与不变“之间关系的理解。

于先生认为,他的想法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愤怒或社会对抗等表达压抑情绪的作品仅代表着他的人生的一个部分,而随着生活的改变他所注意到的人生温暖的一面,则属于另一个部分。他意识到,“人对世界的关系变成了一种更纯粹的和生命之间的关系,就从一种意识形态的关系回到了人生本身的关系”,于是他现在的诗作都转到了人与生命最基本的关系上。

至于诗的纯粹性,他认为,现在有很多诗人把它理解成是一种与这个社会、政治无关的纯粹的语言游戏。作为一种方式,它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有其存在的必要。然而,读者却不是从形式修辞的意义上来要求诗歌的,他们要求诗歌能让他们理解生命的意义,实现精神上的满足。在这点上,于先生说,他要重新回到他在早年没有认真想过的那些方面,即在中国文化里(汉语里),诗与生命的关系。

针对诗歌的纯粹性问题,李先生提出,尽管他有着40年的诗歌创作经验,却越来越不知道什么是诗,而正是这种“无知”激励着他继续写诗。他援引了《论语》里孔子与弟子的对话,说道,“诗可能就是像火柴的那一点点火光,瞬间点亮了世界,却很快就消失了”,而对这种瞬间的迷恋感却造就了人生。并且,诗并不是一个实体,而是活着的人的一种意志。“诗是对象化的一种表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诗是一种思想、一种哲学,一种形象,一种幻想。如果要给诗赋予一种义务性的意义的话,诗其实是让安定变为不安定,诗是把固定化的模式全部打碎的一种工具。所以,诗其实是非常具有战斗性的,它不是实体,写诗的意志才是诗的本质之所在。”

针对李先生把对诗歌的理解推向一个抽象的世界,张老师接着说,“‘诗’这个字,由“言”和“寺”组成,实际上强调的是本体和场域,本体是言,场域是神性的场所,就是言说一种神性,或是赋予神性的一种场所。诗是一种很抽象的东西,当我们说诗的时候也不是说一个很具体的诗,而是说关于诗的全部的观念,就是道……美国文学评论家艾布拉姆斯曾经说过三个很形象的关键词——镜、泉、灯。这是人类认识论发展的历史,也是文学的历史、诗歌的历史。在最早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的认知还有我们的语言当做镜子(即模仿说,代表人物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它可以反映世界的全部。随后,在浪漫主义时期,诗人相信诗歌是情感的涌流而出。而到了现代主义时期,由于哲学界的影响(如尼采、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等),诗人认识到认知本身的局限性。于是,任何的言说、语言的创造,都是在黑暗中点亮了一根火柴,在有限的时间、空间内照亮了一个世界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们的文学所能够实现、抵达的。……如果说以前是以“美”作为追求的对象,那么现在诗歌反而是以“真”作为自己的第一对象。”

(图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张清华教授)

诗歌创作的机遇及无限可能性

在讨论的最后一部分,张老师邀请两位诗人谈谈对诗歌创作的机遇和无限可能性的看法。于先生认为,古典诗歌早已抵达其伟大的高峰,而新诗却具有远大前程。作为素材的全新的世界,需要全新的诗歌。新诗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对新时代意义的追问,同时它也需要有新的言说方式来解释生命的意义,并且意义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主题,它是在语言的滚动中不断呈现的东西。此外,网络传播媒体的便捷性也促生了新诗。

而李先生则认为,诗的效果是瞬间的,需要不断重复。当前,诗的本体已经消失,诗已经偏离了文字这种载体,或许已经通过广告、媒体等逐渐转变成这种手段、载体。因此他说,应该承认诗歌已死,而无需作出一些拯救动作。

在这次对话结束前,张老师推荐并亲自朗读了于坚先生的一首用数字写成的诗——《便条集 258》:

不知几万里也

这是您的大地

20米×48米

占地960平米

这是您的小区

23米×51米

占地117.3平米

这是您的套间

6.5米×4.2米

占地27.3平米

这是您的客厅

5.6米×3.4米

占地19平米

这是您的卧室

2.1米×1.8米

占地3.8平米

测量员以为还可以退一步

结果撞到了墙壁

这是您的厨房

1.6米×1.1米

占地1.76平米

这是您的卫生间

1.4米×1.8米

占地2.8平米

这是您的床位

1.6米×0.5米×2

占地1.6平米

这是太太和您

本人

0.2×0.3米

占地0.06平米

先生,这是……测量员停顿了一下

您的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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