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系列| 笑蜀:绝望可以理解,中国无法告别

★本文系微思客团队六月主题策划周“移民,何处是家园”系列推送的第五篇。本文经作者笑蜀授权推送,如需转载,请联系作者。为保证阅读体验,背景稍有删减;为保证顺利推送,原文用字稍微做了技术化处理,特此说明。

【编者按】
2013年,香港大学选新校长,结果一名英国人马斐森最终胜出,这是港大四十一年来第一次由非华裔人士担任校长。几名港大教授表示不满,理由是不仅对方学术普通,而且“不懂香港、不懂中国”,港大陈婉莹教授在这场争论中投出第一块石头,她狙击马斐森的檄文《港大不能在时代的责任面前退却》,便激起了公众的强烈讨论。

港大应该坚守本土吗?与此相对的,是更多香港人欢迎英国学者做港大校长,究其原因,背后乃是轰轰烈烈的去中国化运动。在这个新闻背景下,作者做了一些思考的延伸,文章稍有节选,以使读者更能清晰的接触到主题:中国可以逃离吗?我们该怎样告别中国?

绝望可以理解,中国无法告别
笑蜀

中国就是中国,无论谁统治,也无论多么苦难深重,都该不离不弃。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代代相传的家国情怀。而这恰恰为一些香港人碍难接受。在他们看来,这种家国情怀过于老旧,早Out了。他们也未必不爱国,但根本分歧在于,他们的爱国是有条件的,用他们自己的话概括,这条件就是主权在民。他们把不能主权在民的当下中国,叫做所谓“中共国”,对跟“中共国”有关的一切,都避之唯恐不及。为什么欢迎英国学者做港大校长?这是基本原因。

港大的一个二年级学生就在《明报》上明白地说:“要一个英国人捍卫港大,的确教人情何以堪。但请问哪一个华人当校长能顶得住中共的压力。因校监椅一事,学生已对华人校长投下不信任票。”这观点很有代表性:所有的华人他都信不过,而不单对中共国信不过;所有的华人,或者说跟他所谓“中共国”有关的一切,都令他深感绝望和窒息。唯有决绝的告别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不肯与所谓“中共国”告别的陈教授,就被他们当作了对立面,而丝毫没有耐心去了解陈教授的微言大义尤其心路历程。

其实,就终极目标而言,双方并没有分歧:他们都向往宪政,向往文明,都主张一个宪政的即文明的中国。分歧只在于当下的选择。在陈教授来说,她的人生价值,就是为一个宪政的即文明的中国而奋斗,中国距宪政和文明越远,自己的责任就越大。而对她的批评者来说,你能宪政和文明最好,但你根本不可救药,所以怪不得我们,拜拜,我们不带你玩儿了。

这后一种选择,不仅表现为港大新校长人选之争,更表现为香港愈演愈烈的去中国化运动。马斐森的胜出,不过是香港去中国化运动的插曲而已。在政治领域,去中国化运动表现为所谓“港独”。在社会领域,则表现为越来越多的香港市民,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港大2013年6月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香港市民对“中国人”的认同感,创下自1999年调查以来的新低。

香港去中国化运动最严重的后果,则是近年掀起的又一波移民高峰。媒体报道:“今年上半年港人移民数字按年急升8.3%,其中移民比邻台湾的数字,去年更飙升两倍。”用脚投票,越来越成为港人的时尚。

去中国化,台湾阿扁时代崛起的政治社会景观,不仅没有随着阿扁时代的终结而在台湾终结,反倒漫延到了香港,甚至中国大陆。近年中国大陆不单是精英争相移民,稍微有点钱、有点门路的人,都费尽心思移民,带动了全世界尤其是美国房地产的增长。而且不只是一般的移民,一般的海外置业,更有相当比例的民营企业家,把资本也转移到海外,宁可在海外只赚百分六到百分八的普通利润,也要放弃在国内百分十到二十的暴利。

这即意味着,去中国化已非个别现象。只要跟中国沾边的东西,都往往被排斥。也不仅华人如此。曾经有日本同行告诉我,过去,他们只是不喜欢中共,而认为中国人是无辜的,所以深为同情中国人民。但是现在,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同情,越来越少;越来越没有耐心对中共跟中国人民做区分。持这种心态的我想不止日本人,应该也比较普遍。

毋庸讳言,中国,尤其中国人,正在加速度地被污名化。90年代之前,世界人民尤其全世界的华人,对中国和中国人所有的美好想像,已经基本上一扫而空。其实90年代之前的中国,同样太多问题。为什么那时全世界尤其全世界的华人,对中国和中国人有那么多的美好想像呢?首先是距离的原因,即那时他们并不真的了解中国,他们对中国的美好想像更多来自神秘感。其次则在于那时的中国,是一个有希望的中国,是一个在全世界看来处于上升态势的中国——不只在经济上,更重要的是精神面貌上。所以那时的中国,被公认为是一个可以跟世界潮流汇合的中国,一个阳光中国。

但今天不然了,从吴邦国当初消极的“五不搞”,到今天国家政权主动“亮剑”——对宪政民主“亮剑”、对普世价值“亮剑”、对公民社会“亮剑”、对新闻自由“亮剑”,及至大规模整肃互联网尤其整肃微博,大规模镇压新公民运动,连不以政治为职业、而致力于维护公民权利和建设公民社会的企业家王功权,也遭拘捕。所有这些都是强烈信号,即一个物质上越来越强大的中国,精神文化上越来越令人恐惧,越来越与世界潮流越来为敌。中国形象越来越被糟蹋,在国际舆论中越来越成为野蛮的同义词。

所有这些,最后的结果就是一个:让很多关心中国未来的人绝望。港台两地的年轻人尤其绝望。他们再没有耐心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深入了解中国,在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对中国抱一份同情,抱一份期待。在他们看来,跟中国和中国人有关的一切,都让他们不爽、让他们深感羞辱。这不单基于政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其实并不政治。他们主要基于本能,基于一个文明人对野蛮的本能的厌恶。但他们同时深知他们所称的野蛮中国在物质上的强大。这强大反而加深了他们的绝望。他们认为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任何改变的尝试都是徒劳,甚至都是制造幻觉误导民众。所以他们不仅厌恶中国的一切,甚至厌倦改变本身。

在他们眼里,中国已死,有的只是中共国。既然都是中共国,一切都是中共的即一切都是野蛮的,一切都是中共的即一切都是粗鄙的丑恶的,又何必与所谓中共国为伍呢?最最合理的选择,就是转过身去背朝中国,而且是永远。告别中国才是真正的抵抗,才是真正的起义。所以他们才那么理直气壮。

但是,这当然不是什么抵抗或者起义,这本质上不过是一种流亡,一种自我放逐。过度绝望和窒息、过深的屈辱感赋予了这种流亡过度的美学意义,人为地拔高了流亡。是的,你们有条件逃离中国,中国大陆的精英准精英也不难逃离中国。但是,把你们都加到一起,你们也只是14亿中国人的一个零头。剩下来至少13亿中国人,13亿没有钱也没有任何门路逃离的中国人,他们怎么办?如果彻底抛弃中国,岂不等于把他们也彻底抛弃了?且不谈你们是不是中国人,是不是对中国负有责任,哪怕只是从人类的角度,从邻居的角度,这也说不过去吧?

从这角度,不难理解老一辈知识分子的良苦用心,理解他们的家国情怀。那是一种真正的悲悯,一种真正的良知。越是在绝望的时候有这份坚守;越是在大部队纷纷撤离,失败似成定局的时候仍战斗到最后一分钟;这样的人才越是精神贵族,才越值得尊重。我的老朋友王功权是这样的人,许志永是这样的人,郭飞雄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太多太多,尤其在中国大陆,只是,他们大多在监狱;不在监狱,也在去监狱的路上。断言中华无男儿,断言洋人才靠得住,而无视他们的存在,看轻他们的价值,又该是多么的轻薄。

急于抛弃中国的年轻人,需要了解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中国人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一。这么大的比重,注定了中国不得救,全世界都不可能真正安宁。你们逃,又能逃向何处?而要使中国得救,要使中国恢复她全部的尊严和荣誉,别无他途,唯有宪政民主,唯有融入世界潮流。是的,这太难。但让14亿人之巨的专制大国走向宪政,本来就是前无古人的事业,难上加难屡战屡败,又何足怪哉?何况这种难、这种失败很值–一旦14亿人之巨的专制大国都能宪政,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不能宪政?全球民主化的最后一道闸门,就不难因为中国的成功转型而轰然开启。

所以,逃亡固然是个人自由,未可厚非;但是坚守决不该得到鄙视。在全球民主化的最后征程中,能够跟王功权、许志永、郭飞雄那样的先驱在一起,跟坎坷和曲折在一起,跟挫折和失败在一起,这才是对意志力的真正考验,也才是参与大时代的最后机会。一个真有大志的青年,是不会失之交臂的。告别中国云云,这样的声音当然有存在的理由,但,它不该是主流。

(笑蜀,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为知名作家、公共知识分子,曾是《中国改革》编辑,前《南方周末》专栏评论员。 现为《炎黄春秋》杂志编委、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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